基于DORATASK的管制员工作负荷测量方法研究

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作负荷测量的DORATASK方法是一种以时间占用率为依据的脑力负荷测量方法,由于该方法在工作负荷不同部分构成和测量上的差异,加之不同地域在管制运行不同席位间的分工各异,在管制员工作负荷的计算中缺乏密切结合我国空管运行实际而又简便可行的方法。在DORATASK方法的框架下,结合我国空管运行"双岗制"的情况,明确了"可测量"、"无法测量"、"脑力恢复"3个部分工作负荷的构成及其测量和估算方法,建立了管制员工作负荷测量模型。通过实地采集某管制区数据,使用模型对管制员的工作负荷进行测量计算,并对航班架次与管制员工作负荷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和有效性。

双岗制下不同席位管制员工作负荷差异性研究

双岗制是中国民航空管基层安全管理的重要措施,合理分配指挥席与协调席任务是确保双岗制有效实施的前提,因此分析不同席位管制员工作负荷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本文以时间线分析方法为基本思路,结合DORATASK方法建立管制员工作负荷评价模型,利用该模型对指挥席工作负荷和协调席工作负荷进行测量。通过对某管制室实时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得出两个席位上的工作负荷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性在该管制室主要受协调航班量的影响。

基于五元联系数法的进近管制员压力评价模型

空中交通管制是一项高负荷、高压力的工作。为了减轻进近管制员的压力,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缓解措施,提高民航业的安全水平,建立了进近管制员压力源量表,引入五元联系数法,对进近管制员的压力情况实现了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的多重结合分析,构建了进近管制员压力评价模型。以某空管局为例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进近管制员的压力存在波浪式的发展趋势,且各压力源的态势两级分化较为严重,业务层面的因素大多处于强反势,而人为因素及设备层面的一些因素为强同势。研究表明,五元联系数法用于进近管制员压力研究是可行的,并验证了该评价模型的合理性。

制度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当前所存在的一系列制度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校毕业生的预期净收益,从而影响着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以及再就业决策。随着高校扩招,毕业生快速增加,他们初次就业流向很不均匀,大都向沿海地区以及大城市流动。再就业时流动成本很高,流动的难度加大,这又反过来影响他们的初次就业决策。要改变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人才相对过剩以及西部和农村地区人才匮乏的现状,就要改革一系列妨碍高校毕业生流动的制度,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人才能够充分自由流动。

基于VaR约束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组合配给模型探讨

以商业银行各项资产和负债的组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以贷款组合的 VaR约束及法律法规约束和经营管理约束为条件,综合应用运筹学中的非线性规划理论,探讨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最优化管理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基于VaR约束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组合配给模型体系。该模型在引入VaR约束的同时兼顾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的业务和管理,体现了高度重视资产和负债的内在关联性的基本要求。

地方债管理新政对城投债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

地方债管理新政提出全面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可能导致存量城投债信用能力发生分化。本文基于2012—2015年间企业债面板数据,将地方债管理新政作为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政策实施对于存量城投债信用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剔除其他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后,地方债管理新政显著增大了存量城投债信用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债务认定率越小、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越小,地方债管理新政对存量城投债信用风险的放大作用越显著。地方政府应妥善处理存量债务,确定合理的政府债务认定率,适当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提高地方融资平台经营能力,以实现新旧地方债管理方式的平稳过渡。

有限理性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分析

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以完全理性为假设前提,难以准确分析当前我国存在的"盲流""回流"等劳动力流动"异象"问题。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现状与传统理论之间的冲突进行分析,得出造成劳动力流动异象的原因在于劳动者的有限理性。劳动者的有限理性造成预期成本和收益与实际不符,进而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决策,当预期净收益现值与实际净收益现值异号时,劳动力流动"异象"便会发生。

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的大学生失业原因分析

目前影响大学生失业的原因主要可以从两大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之类的原因,大学生的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属于这类原因;另一方面是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框架之外的原因,从均衡工资,有效需求和供给三个方面出发进行分析,可以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高于均衡工资的高水平工资也是引起大学生失业的原因,而高于均衡工资的高水平工资更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影响高校毕业生自愿性失业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使得高校毕业生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接受低工资在次要市场就业,要么先进行职业搜寻以谋求在主要市场就业。现实情况表明,通过对两种不同职业生涯的净收益现值的权衡,大多数毕业生选择了搜寻性的自愿性失业。要消除这种搜寻性的自愿性失业,就必须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使高校毕业生能以在职搜寻替代失业搜寻。

论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化转型

在传统的基金治理结构中,基金管理人大多采用经理型模式,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的发生难以避免。对基民与基金管理人的委托—代理合同进行优化,重激励、轻约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要消除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必须实现基金管理人从经理型向股东型的彻底转变,将基民与基金管理人的关系由传统的基金运行模式中的股东与经理的关系改造为优先股东与普通股东的关系。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化转型,相对于经理型基金管理人而言,至少有两大功能:对基金管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矫治功能;对基金管理人能力的甄别功能。

消费与投资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整合

对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解析,古典经济学采用"消费与投资互为余额模型",凯恩斯经济学采用"消费与投资相互独立模型",长期凯恩斯经济学采用"投资依存消费模型"。在一个简单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框架内,可以将似乎相互矛盾的理论模型统一成一个理论整体,不同的消费与投资关系模型作用于同一理论框架中的不同区间。

航空器激光照射风险分析与缓解对策研究

随着航空运输量的不断增长和激光产品的日益普及,激光照射航空器问题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态势。本文对激光照射航空器带来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就激光照射航空器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降低航空器激光照射风险的对策措施。

飞行冲突调配概率安全评估方法研究

现行技术条件和运行模式下,通过地面监控与引导、地空协同、调配和化解飞行冲突是保障空中交通安全的关键,因此以飞行冲突调配为对象,开展量化的安全性分析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结合空中航行的运行实际,对飞行冲突检测与解脱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利用事件树分析(ETA)方法对飞行冲突调配的逻辑顺序进行了解析。针对评估中人失效的问题,采用了人误评估与减少技术(HEART)分析飞行冲突调配过程中空中交通管制员、飞行员的人因失误概率。最后在综合考虑防相撞设备可靠性因素后,得到飞行冲突调配的整体失效概率。研究结果表明:利用ETA和HEART组合的概率安全评估模型对空中航行系统进行安全评估是可行的,为空中航行安全性分析提供了量化参考,同时为防范空中飞行冲突风险提供了指引。

政府隐性担保对商业银行次级债券的风险约束功能的弱化

商业银行次级债券投资者因缺少有效的风险转嫁渠道而具有最强的消除股东道德风险的内在激励。但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使次级债券找到了一条类似银行存款一样的风险转嫁渠道,弱化了其风险约束功能。要充分发挥次级债券约束商业银行风险作用,就必须消除次级债券持有人对政府隐性担保的预期。我国在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应该发挥次级债券市场约束力对政府监管的长期内的替代作用和短期内的互补作用。

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风险投资评估

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对医药工业产生革命性影响。通过运用风险投资评估体系指标,结合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特点,分析出我国生物医药行业风险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并提出相应的投资策略。

非自愿失业生成机制新析

劳动供给的外生性和劳动需求的外生性引致潜在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的分离,二者的差额便是长期的总量性失业。长期的总量性失业模型建立在劳动市场非出清论的基础之上,将非自愿失业的生成归之于市场机制功能不足,在保持已有失业模型的解析功能的同时扩展了其解析功能。

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探讨

资金短缺是我国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直接原因 ,多元化的融资结构是发展基础设施产业的必然趋势。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可行的 ,对缓解基础设施产业资金短缺是必要的 ,对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加快体制改革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存在着市场准入和行政制度等障碍 ,民营资本的进入受到严重制约。为化解民营资本的进入障碍 ,应该从投资范围、融资渠道和法规体系等方面制定措施 ,吸引和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领域。

商业化背景下开行债券发行成本问题研究

商业化转型将大幅度提高国开行债券融资成本。债券融资成本的提高是否超出了国开行的容忍度,直接关系到国开行转型能否成功,以及转型后的类型,战略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问题。本文采用"价值补偿"的方法测度了失去国家信用后开行债券的发行成本,然后以盈亏临界点为目标测度了开行债券发行成本的生存容忍度,以银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为目标测度了开行债券发行成本的发展容忍度。三者比较的结果显示,失去国家信用后,开行债券发行成本的提高不会对国开行的生存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其发展会构成严重威胁。

在人力资源当期实现价值模型中技术进步贡献因子的引入

与以往的未来收益模型不同,人力资源当期实现价值模型更加客观和实用。但该模型在计算人力资源创造新增价值时,未考虑技术进步对企业新增价值所作的贡献,事实上把技术进步的作用归结到了资本和劳动两个因素上,降低了结果的准确性。针对这一缺陷,本文将技术进步的作用从人力资源的当期实现价值中分离出来,提高了计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