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D2基因在肾透明细胞癌中的作用及与预后的关系

目的探讨PLOD2基因在肾透明细胞癌(ccRCC)组织中的表达与患者的诊断率、生存率的关系及其对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影响。方法收集ccRCC及对应癌旁肾组织各12例,qRT-PCR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分别检测配对组织中PLOD2基因mRNA和蛋白的表达,分析其与患者诊断率和生存率的关系;采用siRNA技术敲减786-O和ACHN细胞中PLOD2的表达; MTT和克隆形成实验检测786-O和ACHN细胞的增殖; Transwell和流式细胞技术分别检测786-O和ACHN细胞的迁移和周期分布。结果在ccRCC组织中,PLOD2基因mRNA表达高于癌旁肾组织(P<0.01); PLOD2蛋白的阳性表达率高于癌旁肾组织[91.7%(11/12)比8.3%(1/12),P<0.001]。PLOD2高表达的ccRCC患者比低表达的生存率低(P=0.026),且具有更好的诊断率(AUC=0.636 6)。786-O和ACHN细胞中,与各自对照组相比,PLOD2敲减组的吸光度值和克隆形成数均明显减少; 786-O细胞敲减组G0/G1期细胞百分率高于其对照组[(50±4)%比(27±5)%,P<0.01]; ACHN细胞敲减组G0/G1期细胞百分率高于其对照组[(67±8)%和(59±8)%,P<0.05]; 786-O细胞敲减组迁移细胞数少于其对照组[(56±8)个比(100±12)个,P<0.01]; ACHN细胞敲减组迁移细胞数少于其对照组[(52±5)个和(143±6)个,P<0.001]。结论PLOD2基因在ccRCC组织呈高表达,与患者的诊断和预后相关; PLOD2基因下调能抑制ccRCC细胞的增殖和迁移,提示其可能在ccRCC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论民事裁定的既判力

对于法院裁定是否有既判力,国外理论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演变过程。就我国而言,对此问题尚未真正展开探讨。按照传统既判力理论,既判力的根据是民事诉讼制度性效力与程序保障,裁定既判力的根据也应当是民事诉讼制度性效力与程序保障二者的结合。应当强调的是,虽然可以肯定裁定具有既判力,但并非所有的裁定均具有既判力,不同种类的裁定,其既判力有无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同时,从立法论与司法论不同的视角讨论,裁定之既判力又有差别。因此,对裁定既判力的把握应当是多元的、具体的、有条件的。

家事纠纷类型化分析

根据我国亲属制度的历史和家庭生活的现实,家事纠纷应界定为:以婚姻家庭关系为基础的,发生在夫、妻、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及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之间的民事纠纷。基于程序的视角,家事纠纷可区分为三个层级,即家事诉讼纠纷和家事非讼纠纷、家事财产性纠纷和家事身份性纠纷、有潜在第三人的家事纠纷和无潜在第三人的家事纠纷,这三个层级的分类是相互联系、层层深入的。在程序原理适用上,可以将家事纠纷的讼争性与非讼性连接为一条直线,将诉讼原理与非讼原理连接为另一条直线,这两条直线相互平行,在逻辑上形成一种对应适用的关系。

论先行调解协议的效力

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了先行调解,这既是我国诉前调解司法政策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先行调解与诉前调解是同一种制度的两个不同的称谓,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同等级的概念。先行调解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由法官主持或由法官与法官以外的人共同主持的先行调解,其调解协议应当具有法院调解的效力;二是由法官以外的人主持的先行调解,其调解协议应当具有合同或契约的效力。并且调解协议达成后,调解的主持者应当与法官一道依职权进行司法确认,但当事人不同意的除外。

第三人撤销之诉与申请再审的选择

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与此前司法解释和实践中存在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程序构成了并存适用的紧张关系,学说上由此产生了"选择适用说"与"替代适用说"的论争。根据撤销之诉与再审程序的一般原理,再审程序必须以重大程序错误为再审事由,不可能将保护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作为发动再审的根据。如果采用再审程序对案外第三人实施救济,不仅会模糊"案外第三人"与"当事人"的界限,导致这两个概念的混同使用,而且还会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审级利益。因此,应坚持统一适用撤销之诉对案外第三人进行救济,废止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的程序运作。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扩大撤销之诉的适用范围,在最大程度上使立法目的得以实现。

法院调解的目的论

法院调解在我国解决纠纷的机制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梳理调解制度改革进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追问法院调解存在的目的已成为必须。法院调解的目的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法院调解的一般目的——解决纠纷;二是法院调解的特殊目的——保障当事者程序自由权的实现和追求效率。一般目的为一切调解制度所具有,也为所有解纷方式所共有,是调解制度实现社会规范、社会正义的结果,反映其为它物而存在的意义;特殊目的是调解制度自身目的和价值的实现,反映其自我存在的意义。法院调解的一般目的和特殊目的共同统一于调解制度的各个构造要素和运作过程之中。

诉前证据保全之适用

与诉讼中的证据保全相比,诉前证据保全在功能上更加强调确定事实、促进诉讼、预防诉讼和减免诉讼;在条件上要求存在更加紧急的情况;在程序上必须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法院不得依职权适用;在程序保障上要求更多地考量对被申请人程序权利和程序利益的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增设诉前证据保全是一个新的突破,但在类型上仍属于传统证据保全的范畴。面对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和纠纷解决的巨大压力,实现我国证据保全制度现代性转型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适用诉前证据保全的一个重要指向。

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法律救济

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救济是在法律上对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侵害的纠正和补救,它是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对语,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面对现行法有当事人民事诉权利却没有权利救济与司法活动中司法者侵害当事人诉论权利的现实,为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作理论上的论证并促成立法的完善乃当务之急。

我国家事审判制度之建构

家事审判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司法程序。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 ,其家事审判制度相当成熟并各有其特点 ,而我国的家事审判尚未制度化。要建构我国的家事审判制度 ,须制定单独的家事审判程序法 ,设置家庭法院 ,确立履行确保制度 。

论我国管辖权异议的立法完善

文章通过对国内外民事诉讼立法例的比较,对管辖权异议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我国在以后修订民诉法时应当规定法院的告知义务,并以此作为当事人行使管辖异议权利的前提。认为凡有可能受到法院裁判拘束的人都是管辖权异议的主体,管辖权异议必须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并说明理由。强调受诉法院裁定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情况不适用我国现行民诉法第三十六条关于移送管辖的规定。

刑事一体化视角下正当防卫司法认定的规则与方法——以典型案例为样本的分析

司法机关在认定正当防卫时,应当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适用关,在考虑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基础上,辅以逻辑和经验做出认定。在确定防卫过当的限度标准时,应综合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紧迫程度和严重程度以及防卫行为的条件、方式、强度和后果等因素进行判断。认定特殊防卫,关键在于准确把握“行凶”“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等概念的立法本意。司法机关办理正当防卫案件时,应当坚持刑事一体化思维。在实体法方面,把握正当防卫制度的本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程序法方面,坚持互相制约原则,体现正当法律程序;在刑事政策方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常理常情、尊重民众朴素的正义观念。唯如此,才能实现案件处理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

先行调解的三重含义

一般意义上纠纷解决中的先行调解应当包含三重含义,即作为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作为非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交错意义上的先行调解。《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属于第三种意义上的先行调解。

以法官独立为轴心的协作型统一法律适用之路

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于2020年形成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制度体系对于解决社会高度关注的“类案不同判”问题,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保证司法公正和公信力等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手段的统一司法并不等同于作为目的的公正司法,两者当前的冲突围绕着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间的辩证关系呈现,并显著辐射到与该主体相关的类案制度、司法责任制度、回避制度。针对上述问题构建的本土解决方案不能畸重统一法律适用或个别法律适用中的任何一方,而应当通过对审判风险承担主体的区分、法院科层制的改善、审判资源综合利用方式的改革等,确立法官独立在协作型统一法律适用进路中的轴心地位;通过对类案背离理念的肯定、区分技术的推广、类案网络平台的深化建设等,综合提高法官个体判断与类案制度运行的科学性;通过对审判委员会与法官司法责任的划分、回避制度的完善,维护统一法律适用工作的公正性。

我国民事上诉审理范围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控制整个诉讼；国民党的“六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诉讼制度，但却被蒋介石法西斯专政所践踏。新中国成立后，上诉审理范围被锁定在全面审查的定路上。现阶段，我国的上诉审理正从全面审查向着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方向转变。本文认为当事人对有关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法律适用未主张的部分，上诉法院不应干预；当事人对一审判决遵守法律程序提出异议的，上诉法院不受当事人申请范围的限制。

论执行中债权凭证的导入

债权凭证制度是司法改革进程中提出的、正处在实验阶段的一种民事执行制度 ,它对提高当事人的市场风险意识 ,实现对强制执行未果或未全额执行的程序救济具有积极作用。但若在执行中导入该制度 ,作为前提性准备 ,理论界和实务界还必须认识到债权凭证仅仅是执行证明书 ,它不能直接作为执行根据。同时设立该制度的目的不是功利性的使法院从“执行难”中脱困并因此加重当事人的义务 ,而只能是更周全地保障当事人的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

论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的张力及其消解

审理者裁判和司法统一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紧张关系,这呈现为当下中国促进审理者裁判的司法改革和以司法统一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审判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司法问责方式的行政化、法官职业群体素质仍待提升、“结果中心主义”的审判评价标准等原因共同导致了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在原则上应当是兼容的,因为二者都不是绝对化的。审理者裁判与司法负责之间存在权衡,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之间存在博弈,适度的审理者裁判与适度的司法统一可以在不损害对方核心要素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消解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建立外部问责机制、实施温和能动的司法政策、建立“过程与结果双重导向”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

华侨华人国内投资法律保护模式论析

华侨华人在国内投资的法律保护可以建构为三种模式,即仅由华侨华人国内投资相关法律保护的一重法律保护模式、由华侨华人国内投资相关法律和外商投资相关法律同时保护的二重法律保护模式、由华侨华人国内投资相关法律和外商投资相关法律及国内主体投资相关法律共同保护的三重法律保护模式。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华侨华人国内投资经历了建国初期的一重法律保护模式、改革开放后的二重法律保护模式和《外商投资法》颁行后的三重法律保护模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华侨华人回国投资创业人数的剧增,要求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法或华侨投资权益保护法,进而回到一重法律保护模式的呼声日渐升高。但在《外商投资法》已经颁行并强调“平等对待”和“内外资一致”的背景下,逆势回归一重法律保护模式已不合时宜。实质上,人类族群及其根基的差异只是侨民现象形成的基础因素,国家主权和治权的不同才是关键。鉴于人类族群及其根基差异和国家存在的长期性,“平等对待”并非绝对平等,“内外资一致”也不是绝对一致。在实践层面和现实性上,华侨华人国内投资的三重法律保护模式将长期存在。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述评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主要以分权、防止司法专断、维护社会公益、实施法律监督与保障司法公正为价值目标。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诉讼法理和制度构造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其改革的路径应当是：增加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提起诉讼或参与诉讼；增加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案件的检察监督；加强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严格限制检察机关对审判结果的监督。

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临床体会

目的:探讨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的操作方法和临床疗效。方法:采用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患者160例。结果:碎石成功率为95%,8例上镜困难或结石上移而改开放手术或体外冲击波碎石。手术时间约0.5～2.5 h,所有病例术后有不同程度的血尿,仅1例出现感染性休克,未发生术中及术后其他严重并发症,全组患者平均住院1周。结论:采用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成功率高、安全可靠,可作为治疗输尿管结石的首选方法。

中国的法治化战略选择与民主支撑

民主不因法治而来 ,法治却因民主而生 ,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中国历史上法治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民主。当代中国需要法治 ,但更需要民主。虽然实施法治化战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