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模式——以被害预防为路径

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针对被害人的被害性,以被害预防为路径构建新的电诈犯罪治理模式。当前我国被害预防工作面临宣传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实效性降低、预警干预乏力导致成功率低下、善后能力不足导致后续预防堪忧的情况。应构建三级预防模型,在初级预防阶段进行宣传教育,使已然受害人和潜在受害人经历“渗透—共鸣—内省—发散”的反诈宣传教育过程;在次级预防阶段由公安机关预警劝阻,突破反诈技术,优化劝阻方案,加强对被害人的后续监督;在三级预防阶段追赃挽损,拓宽救助渠道,对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重建,注重后续跟踪调查,丰富电信网络诈骗被害预防经验,优化被害预防方案。

直击雷作用下浮顶储罐的电压分布

制作了大型浮顶储罐的等比例模型,研究了储罐模型浮顶在直击雷作用下,使用1根和6根铜编织带时储罐浮顶中心、浮顶边缘、罐壁及罐底各点对地电压分布情况,还使用有限元电场分析软件对储罐罐体以及浮顶上的电压分布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增加铜带数量可以有效降低浮盘和罐壁间的电位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电火花的产生.

基于印刷电路板的沿面型介质阻挡放电特性

沿面型介质阻挡放电(surface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SDBD)产生大气压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在生物医学等多个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为此,设计了一种基于印刷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制作工艺的SDBD装置,研究了其在正弦交流电压驱动下的放电均匀性、放电模式及形态、放电功率、等离子体发射光谱等光电特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外施电压幅值和频率的升高,SDBD放电强度与均匀性相应增加,当电压幅值>5.2 kV时可实现宏观上稳定的均匀放电。表面放电由网状电极边沿、介质板与空气三结合点处的收缩状放电向网格内部发展为弥散状放电,外施电压正半周期内的放电强度大于负半周期,这主要是由正负放电中阻挡介质表面电荷对沿面电场抑制作用的差异造成。当SDBD施加的电压幅值在5.0~6.2 kV范围内变化时,由于电场强度和粒子间碰撞频率的增加,使得放电空间注入能量、高能电子数量以及粒子动能均增加,放电程度变强,从而使SDBD放电功率、等离子体发射光谱谱线相对强度、氮分子振动与转动温度均随着电压幅值的增加出现不同程度的升高。

新文科视域下高校法学交叉融合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

新文科背景下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课程建设呈现出交叉融合趋势。为了顺应这一新的发展走向,我国高校应当及时总结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阶段性成果,迎接跨专业对原有学科的补充、法学知识谱系的交叉整合、教学过程智能化与信息化的挑战,在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强化完善,以期培养出更多符合时代呼唤、满足高速运转社会需求的复合型卓越法治人才。

防控文物犯罪的监管对策研究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其被保护得当与否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历史的传承延续。当今,文物安全监督管理的现状不容乐观,预防和控制文物犯罪的监管对策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对此,需要完善文物安全的立法保护,扩大文物知识的宣传,强化文物部门的行政职责,发动民间力量参与打击文物犯罪。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智化、解读与规制——基于技术的多维面向

风险社会背景下,网络风险作为三大风险之一凸显出来。"扩张大数据—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这一矛盾的调和,成为消解网络风险话语体系中的当然逻辑诉求。但以往的犯罪学研究中,以相似性替代逻辑性,忽视了犯罪行为的智化,导致了犯罪行为规制的乏力。基于此,应当运用大数据思维,即数据化的实证研究方法,渗透至犯罪行为的底层逻辑中,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智化反思。在技术话语与法学话语融合的前提下,基于技术的多维面向,对爬虫非法爬取个人信息、平台强行越权、恶意APP、信息移动化窃取等犯罪行为进行智化解构,为上层认识论提供指向性反馈。如此,方能消解学科门户话语冲突,产生逻辑的自洽性,针对性地破除犯罪行为的规制困境。

惩治毒品犯罪立法解读

辨析毒品犯罪的立法概念,比较毒品犯罪的立法内容及其对吸食毒品行为非罪化的探讨,并不表明法律的优劣之别,而是互相尊重与借鉴,以利于禁毒工作的全面展开。

毁损类文物犯罪的成因与立法完善

依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毁损类文物犯罪不是一个具体的个罪,而是类罪。它主要包括故意损毁文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过失损毁文物罪、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4个罪名。受经济利益驱使、人们文物保护意识淡薄、规制文物违法犯罪行为法律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毁损类文物犯罪日益上升,给我国的文物安全保护带来了巨大威胁。立法的完善是有效防控犯罪的途径之一,针对我国毁损类文物犯罪的立法现状特点,应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主旨,扩大刑法的入罪法网,合理设计量刑制度。

文物安全刑法保护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历史悠久,文物宝藏众多。受利益的驱使,文物犯罪呈不断上升趋势。我国刑法对违反文物安全的犯罪行为规定得较为丰富,对防控文物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客观情势的变更,特别是破坏文物安全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原有的刑法规定不可能完全顺应当下惩治文物犯罪的迫切需要。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要面临僵化的窘境难以遮蔽既有刑法的漏洞与不足。文物的刑法概念缺失,造成犯罪对象认定的混乱,司法裁判结果不一。刑法一直存在的文物犯罪之罪状、法定刑、罪名配置的些微瑕疵,需要加以内在协调统一、重新梳理、合理构建罪责刑体系。唯此,文物安全刑法保护才可彰显出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魅力,才可彻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可真正实现文物犯罪规制效能。

恐怖主义犯罪客体探析——以俄罗斯为例

俄罗斯是恐怖活动的高发区,恐怖主义造成的危害巨大。俄罗斯学界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俄罗斯学者认为,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利益,主要是社会公共安全和权力机关正常运作。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而不是单一客体,恐怖主义犯罪是类罪而不是一罪。对恐怖主义犯罪客体必须给予正确定位。

我国网络恐怖活动犯罪量刑之检视

网络恐怖活动犯罪量刑应坚持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立法概念尚未明晰的情况下,应力避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犯罪之间量刑的不均衡,完善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配置,妥善解决其量刑标准适用的冲突。当然,我国不可能有专门针对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单行刑法,其量刑根基依旧建立在现有恐怖活动犯罪范围内。

刑法因果关系中无法回避的价值判断

刑法因果关系通常被认为是客观的、中立的,其实未必如此。在人类有限认知能力的禁锢下,无法排除刑法因果关系的价值评价。大陆法系主流的条件说、以条件说为视域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都难以脱离刑法因果关系的价值判断,均渗透了评价元素。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中立性深受初萌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影响,而该思想已经发生了改变。刑法因果关系中不可避免蕴含价值评价反倒是客观的,正如难以规避介入因素的犯罪、不作为犯罪、共同犯罪、环境犯罪等因果关系的价值说明。承认刑法因果关系价值评价的不可避免性,将使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在理论上达成统一。

犯罪学实证方法研究评析

以假设、演绎和验证为内涵的实证方法是犯罪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它通过实际观察证实和证伪催生了犯罪学的诞生,推动了我国犯罪学的全面发展,发挥了直观性、可靠性、具体性优势。但是,由于其调查周期长,技术操作性强,客观的干扰、主观的臆测等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对此,不能过分推崇与贬低实证研究。

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

关于恶势力犯罪集团,在刑法中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司法解释仅仅概括为满足恶势力的成立条件,同时要符合犯罪集团的全部特征。恶势力团伙是恶势力犯罪发展的最早期状态,之后演变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而恶势力犯罪集团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和萌芽阶段。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实务中,必须达成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自洽闭合,厘清其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准确区分其与一般恶势力团伙、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限,如此才能彻底取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最终成效。

试析俄罗斯的反恐对策

民族裂隙是俄罗斯恐怖主义犯罪不可逾越的障碍。历史的积怨,民族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民族仇视,成为以车臣为首的民族分裂势力大搞恐怖活动的借口。对少数民族实行安抚宽容的民族政策,完善反恐机制,加强合作是俄罗斯反恐的有效途径。

俄罗斯吸毒酗酒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处遇

沾染上毒瘾或者酒癖的未成年人更容易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俄罗斯对此的态度是承继前苏联传统惯例,又创新转型期特别处遇的规定。在前苏联时期,吸毒酗酒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惩罚主要有劳动教养、教育感化强制措施两种形式。劳动教养由法院作出判决,对吸毒酗酒人员剥夺自由,羁押在特定医疗场所,以强迫劳动形式予以戒毒戒酒治疗。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明确宣布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至此,对未成年吸毒酗酒者违法犯罪的规制仅保留教育感化强制措施。以警告、转移监管、赔偿损失、禁止令等为核心的教育感化强制措施,预示着俄罗斯对未成年吸毒酗酒者的处遇越来越宽缓化。教育、挽救的宗旨无论是对吸毒酗酒实施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还是涉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都是俄罗斯政府的一贯追求。俄罗斯对吸毒酗酒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处理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人格障碍者刑事政策反思

人格障碍是指因人格发展不协调而产生的长期不适应社会的状态。我国《刑法》没有专门对人格障碍者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人格障碍者多以正常人定罪量刑,不够科学。基于人格障碍者的病态特质,对这类特殊人群宜从宽处罚,贯彻以治疗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特殊情形下免除其刑事责任,由政府进行强制治疗。

疫情背景下妨害公务行为的行刑衔接问题研究——以“暴力、威胁”之行为方式为视角切入

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对妨害公务行为多以妨害公务罪处理,这是“刑法万能主义”的表现。刑法与行政法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应当将刑法前置作为边界划分依据,发挥行政处罚的兜底性效果。对妨害公务行为按照“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模式处理,即以法益为导向,对“暴力、威胁”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解释,在社会治理上合理选择处罚方式。如此才能厘清法法界限,既避免刑法效力外溢,又防止刑法沦为行政法的附庸,促进行刑衔接,形成犯罪防控的有效合力。

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行为的刑法规制

某种行为能否构成犯罪,通常是从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三个方面予以判断的。当行为在其他法律制裁之下,无法实现行为与责任相适应时,就要采取刑事严厉手段予以制裁。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的行为是危害社会应受惩罚的行为。一方面要紧密结合我国刑事政策的规定,做到宽严相济;另一方面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依据刑法规定,该怎么处置就对照处理。

俄罗斯教育感化强制措施的借鉴

俄罗斯没有颁布过任何一部独立的与劳动教养有关的法律法规。前苏联时期的劳动教养制度,比如吸毒、醉酒人员劳动教养的法律已经全部废止。根据人权人道自由的准则,《俄罗斯刑法典》规定了教育感化强制措施,但不是刑罚而是刑罚之外的特殊方式。若要和我国现存的劳动教养制度比较,二者仅形式上较为接近。俄罗斯教育感化强制措施的对象仅适用于未成年人,更多体现了教育性,并以实现矫正之目的,只不过在执行上更具有强制性。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法院有权做出教育感化强制措施的判决,其采取的措施除了警告、移交给监护人进行教育监督管理、责令损害赔偿外,还有发布禁止令等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