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借力与中介调适:复杂治理场域中的社区居委会行动机制——基于湖南省Y社区的分析

社区居委会是社区治理的关键主体。在城市社区的复杂治理场域中,找准角色定位,处理好与各主体间关系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通过对湖南省Y社区案例的深描,提炼社区居委会的行动机制:兼具“行政代理人”和“居民利益代表人”角色的社区居委会,运用上下借力策略突破双重角色困局;借助中介地位和信息资源优势,完成对多元主体的资源调适、价值调适和利益调适,最终实现了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生产。研究的可能创新在于:关注了复杂治理场景下社区居委会的主体性回归,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平衡“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新思考框架,为新时代社会治理转型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理论视野。

非政府组织农村扶贫:制度优势与运行逻辑

非政府组织农村扶贫因其扶贫模式新颖,效果明显,以点对点扶贫为主,以提升农民能力为本位而具有制度优势。相对于政府扶贫来说,从扶贫对象的选择、扶贫资源的投入、扶贫项目的监管到扶贫效果的评估,非政府组织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

国外新区域主义理论的三重理解

新区域主义是地方治理研究在传统联合政府模式和公共选择模式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英文文献当中,新区域主义理论可以从区域空间、区域身份与区域整合等三个角度进行解读。从区域空间角度来看,新区域主义主要强调各种不同主体在"区域空间"范围内的关系构建;从区域身份角度来看,新区域主义理论将区域治理与社会建构理论相结合,强调了区域在形成过程中的主观性和文化价值取向;从区域整合角度来看,新区域主义理论强调区域整合方式的弹性化,政府负责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引导地方政府和公民主体在区域内流动并促进各主体在自愿基础上开展自发的合作。

和谐理念的缺失:农村扶贫瞄准偏离的重要原因

扶贫瞄准能够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但是,扶贫瞄准偏离部分也是因为在扶贫过程中没有坚持和谐理念。扶贫瞄准中的和谐理念主要体现在:扶贫目标的和谐、扶贫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和谐、对扶贫主体的客观认识、扶贫方式的和谐等方面。而这些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扶贫目标上片面强调效率,忽视公平;扶贫参与中过分强调农民素质低下,忽视其参与的权利;对政府“道德人”特性强调过多,而忽视了其“经济人”特征;扶贫方式上以区域发展代替个人发展。

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市民社会与行政国家——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

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用"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来代替。建国之后,国家在农村扶贫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却经历了从"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到当前还不完善的"市民社会"三个阶段。这些阶段的出现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各个阶段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现形态也不相同:"空心社会"的出现是因为"政策忽略"与"传统缺失";"隐形社会"的出现是因为其有弥补政府功能的作用,但其地位卑微;现今社会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在扶贫领域与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积极合作,并逐渐体现出"市民社会"的特性。

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解释模式与发展启示

在我国,国家与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是紧密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全面控制和主导社会;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不断放权,社会越来越多地承担公共职能。针对不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他们结合了我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试图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构建本土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只有两者分工合作、互相监督的同时,进行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才可能实现,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可能形成。

“行政国家”与“隐形社会”：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国家与社会作为我国当前农村扶贫的二种力量,可视为行政国家与隐形社会。行政国家是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与拓展,农村扶贫中表现为政府扶贫机构的庞大及行政扶贫权力的扩渗。隐形社会相对于无社会状态而言,在农村扶贫中表现为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化及作用的隐性和潜在性。二者在农村扶贫中以"国家相对主导,社会主动参与、分开行动为先,尝试合作为后"的状态实现互动,这种作用关系对当前我国农村扶贫的扶贫战略和发展产生了影响。

扶贫瞄准问题研究综述

扶贫瞄准是关系扶贫绩效的关键环节。现有的文献仅从三个角度研究了扶贫瞄准:扶贫瞄准应该瞄准到区域,还是应该瞄准到农户(或人口);扶贫资金的瞄准绩效;扶贫瞄准对象的确定方式。这些文献的研究存在着诸多不足,主要在于缺少对扶贫制度和扶贫体制如何影响扶贫瞄准的探讨,以及没有探讨贫困农民在扶贫瞄准过程中应如何发挥作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伦理价值理念

新公共服务理论有四个理论基础和七项价值理念。通过对其理论基础和价值理念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公共服务理论要求我国公共管理伦理建设要从以满足公共利益为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公共管理者的责任等三个方面入手。

论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构建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不仅包括传统的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还包括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及次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合作扶贫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各合作方的利益互补。要使合作扶贫能够良性地推进,除了有一定的信息协调基础外,还必须构建相关的组织,并提供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伴随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出现了大批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过程、实施安置、移民的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4个方面。这些文献为当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后续研究应在发展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机制和政策、改善和提升易地扶贫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后续脱贫发展措施和探索将易地扶贫搬迁与长期区域发展规划有效结合等4个方面有所拓展。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一个“双层认同与行动模型”的分析框架

乡村文化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为破解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双层认同与行动模型”,以湖南省石羊塘镇为对象研究新乡贤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新乡贤扮演了政府、社会、市场与村民之间的沟通者角色,发挥了反馈村民公共文化需求、协助政府履行文化服务职能、整合社会公益文化资源、促进市场力量参与的作用,并从三个维度阐述了新乡贤参与的作用机理:乡土认同是基础,组织认同是保障,身份认同是核心。政府应该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有效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养老服务中多元合作供给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组织整合的视角

目前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被纳入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中,养老服务在供给主体上初步呈现出多元化。然而在长者用餐服务的实证研究中,依据组织整合的视角,同时从体制、结构、运行三个层面对养老服务中多元主体的整合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目前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虽然在供给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但不同主体之间欠缺整合。优化养老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必须从服务规划者、多元主体供给架构、信息沟通机制方面着手,建构多元供给主体的整合框架。

合法性危机视角下的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探究

我国公共行政学存在着合法性危机,这是公共行政学本土化不足的结果。本土化不足表现为本土行政理论严重缺失、研究方法混乱失范,以及由此导致的学术质量及应用能力低下。其主要原因是传统行政理论资源被漠视和行政权力对学术的不当干预。要通过消化吸收传统行政理论资源的合理成分,加强对我国行政思想史的研究以及对传统理论资源进行现代改造来构建和创新本土理论;要使学术评价权力从行政部门转移到学术界自身,制定一套包含有规范的研究方法评价体系、合理的理论探索标准、体现有应用价值的学术评价规章来指引学术发展。

公共部门定点扶贫的利益冲突与平衡

公共部门定点扶贫,是指由党政机关等公共部门有计划地筹集资金以及派遣专职人员进驻重点贫困村,并通过各种渠道促使该村脱贫致富的一种扶贫模式。目前,在公共部门定点扶贫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公共部门、贫困农户和地方组织三个利益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极大地影响到定点扶贫的绩效。应通过建立博弈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建立有效约束博弈主体的制度规范和构建博弈主体持续合作的信任关系等方式来平衡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以提升公共部门定点扶贫的绩效。

社会组织如何救济贫困农民:权利理论的视角

农民的贫困主要表现为权利贫困。结合阿马蒂亚·森的权利分析方法,农民贫困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缺少所有权、劳动所得缺乏保障、缺少交换的机会和环境。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和市场来说在救济贫困农民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通过自下而上地筛选出真正的贫困农民、点对点地扶持与赋权贫困农民来实施救济。

乡村振兴与健康乡村研究述评

以CNKI数据库中的311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以及Web Of Science平台中的716篇核心合集库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5.6.R2软件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发现既有健康乡村研究文献的主要议题有乡村居民个体健康影响因素、乡村中的特殊群体健康、乡村健康风险与健康保障三个方面,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在议题设置阶段上有些许差别。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研究将集中于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相关重点议题有:“大健康”理念下的健康乡村研究、健康乡村政策研究、健康乡村韧性度提升研究、数字化健康乡村研究。

中国农村扶贫瞄准的历史演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四个阶段的扶贫政策内容和实际运作过程来看,农村扶贫瞄准有三个演变轨迹:在瞄准对象方面,经历了从普遍化到区域化再到具体化的过程;在瞄准角度方面,经历了从直接瞄准到间接瞄准再到直接瞄准与间接瞄准相结合的过程;在瞄准时序方面,经历了从主要瞄准经济资源到主要瞄准自然资源再到主要瞄准社会资源的过程。

对立还是共生: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研究

在现实的合作情境中,传统的单维度视角无法解释合作双方之间复杂的信任关系。通过对《中国NGO口述史》的文献考察,可以将"信任"与"不信任"作为两个独立维度来考量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信任"与"不信任"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共生态,社会组织既接受政府权威,同时质疑政府的部分理念和作风;依赖政府,同时表达独立性的愿景;配合政府的工作,同时制约政府行动;与政府理性交流,同时保持审慎观望。而政府则给予社会组织一定的活动空间,但严格监控其行为;为社会组织提供不同形式的资助,但是条件苛刻甚至口实不一;依靠社会组织展开部分工作,但是态度傲慢甚至任人唯亲。双方的信任关系处于一种矛盾结构:政府对社会组织"低信任/高不信任"共存,而社会组织对政府兼具"高信任/高不信任"。要构建良性的信任关系,制度化是根本出路。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返乡农民工培训

从治理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返乡农民工培训,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培训主体、培训主体间关系以及返乡农民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个方面。当前返乡农民工培训存在着主体残缺(主要是非政府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农民工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等弊端。应该通过吸收非政府组织参与,强调主体间互动协商等方式来完善返乡农民工培训的治理结构,从而提升培训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