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征。新质生产力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驱动了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推动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构,深度参与了全球海洋治理。海洋经济在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关键产业链环节控制力较弱、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不足、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程度有待提高、海洋数字信息共享不足、海洋数据采集和数据治理能力较低等。为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加快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坚持自主创新发展;聚焦产业建设,推动海洋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推进数字海洋高水平建设。

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驱动效应分析——基于珠三角数字经济的考察

新质生产力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和路径之一。选取珠三角地区2011—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驱动效应和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消费升级和提高金融发展水平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外商投资规模扩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使这种驱动效应更加显著。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扩散作用和门槛效应,对于以数实融合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低空经济产业:大湾区何以领先?

“低空经济”术语最早是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周巧红研究员于2010年提出。随后的十余年间,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采用不同方法对低空经济概念和产业构成等进行定义和阐述。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首次将“低空经济”概念写入国家规划,为我国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和引导。

以更高水平自贸区建设打造我国制度型开放的新引擎

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实现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此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确保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核心领域实现与国际通行规则的深度对接与相通相容。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我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承载着我国实行制度型开放的试点探索功能,为制度型开放的理念付诸实践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支撑,起到了核心引擎的作用。本文阐述了制度型开放的时代要求与发展要求,分析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等方面的先行探索和开放过程,指出自贸区在推动改革创新、提升开放水平、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文章提出了深化制度型开放改革、辐射带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及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等五个方面的战略提升建议,试图为制度型开放背景下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提供参考。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与机制——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

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叠加影响下,就业问题日益凸显。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破解就业难题的重要途径。基于200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的增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因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行业、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相比于衰退期企业,其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更强;相比于服务业企业,其对制造业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更强;相比于东部、西部、东北地区企业,其对中部地区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提高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三个机制增加企业劳动雇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为不同受教育水平和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创造广阔就业空间,但相比于低学历劳动力,其对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创造效应更显著;相比于财务岗位、销售岗位、其他岗位特别是生产岗位,其对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的技术岗位的就业创造效应更显著。因此,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就业创造效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政策,推动地区就业规模稳定增加。

市场一体化与城市创新创业

加快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是中国转换增长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07-2019年中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参照“中心-外围”理论的分析思路,讨论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在“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这一维度上的异质性和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显著提高了全国整体的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两者关系在欠发达城市更为显著;城市市场一体化对本地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依其与省内中心城市的距离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其促进作用在距离中心城市100~200公里范围内最显著。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更为显著,进而有助于缩小省内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研究结论为加快城市创新创业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市场分割与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25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省际贸易壁垒对城际市场分割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探讨了两者间关系的经济后果。结果表明,省际贸易壁垒明显加剧了城际市场分割,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省际贸易壁垒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缩小市场规模加剧城际市场分割,二者间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城市以及单中心省份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省际贸易壁垒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发现,以城际市场分割为渠道,省际贸易壁垒与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之间呈“U”型关系。

中国特色的城市群一体化的政策引领模式研究——基于珠三角与长株潭城市群的案例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城市群”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地域单元和空间载体,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地形成壮大。各个城市单位经济联系紧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要素便捷流动,最终实现区域高度一体化与同城化是城市群的本质特征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受行政区划的影响,我国的城市群被省际和市际等各类行政边界所切割,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仍需进一步优化,为各城市强化联动发展保驾护航,为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因此,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机制和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协调布局、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享、生态共建环境共治”的要求,从政策层面上为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明确了方向。立足我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特点,以及城市群发展中的行政主导、规划引领的现实,政策驱动成为我国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以行政强力协调、规划引领显著、内在联系紧密的珠三角及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城市群内部一体化发展的典型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经验,致力于寻找政策引领模式下我国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消费市场分析与前瞻

数字经济作为新发展形势下的重要引擎,重构了社会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对居民的消费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之一,蕴含巨大的数字消费潜能。本文从数字经济概念出发,阐释了数字经济时代下新型消费呈现出的新内涵,消费内容的多元化、个性化和虚拟化,消费模式的网络化和平台化,以及消费模式呈现出的新型特点。进一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消费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坚实的数字经济基础,强劲的消费需求、消费能力,以及对网络消费的偏好性。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消费市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消费未来的发展思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消费券释放内需潜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推动数字消费可持续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绩效管理与中小企业的竞争力研究

国内外的管理实践证明 ,绩效管理对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但对国内的许多企业来说 ,还不完善 ,尤其是中小企业。本文在论述绩效管理内涵的基础上 ,研究了绩效管理与中小企业的竞争力的关系 ,并提出中小企业推行绩效管理的方案 ,对中小企业实施绩效管理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借鉴意义。

对文化营销模式的探讨

文化营销是经济活动与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首先提出文化与营销的契合点 ,分析文化与营销的内在联系 ,然后分析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若干因素 ,最后探讨了文化营销的四种方式。文章认为 ,通过文化营销一方面在企业营销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渗入浓郁的文化气息 ,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另一方面 ,企业通过文化营销将本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念、经营哲学和行为准则展现于消费者 ,以达到促销和完善企业形象的目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文化营销必将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必要手段。

“一国两制”背景下的粤港澳社会融合研究

粤港、粤澳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同源,三地合作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一国两制"实施以后,粤港澳合作领域全面拓展,三地社会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推动粤港澳社会融合,有助于解决港澳民生福利问题,促进粤港澳更紧密合作,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认同,提升广东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当前粤港澳社会融合主要在社会福利、教育、医疗和工会服务等领域,其主要问题在于利益共享机制尚未完善、制度壁垒尚未完全突破和社会政策尚有制度落差。为此,需要完善粤港澳社会政策体系的协调方式,构建粤港澳社会融合的交流平台,发挥特区政府在推进粤港澳社会融合中的作用。

数字湾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作为国家重要的增长极,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区域传统制造业占比较高,难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依靠扩大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亟需注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同时,面对全球化的逆风逆浪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高度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受到较大影响。

西部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西部民族地区总体上经济技术基础较为薄弱,综合竞争优势不强,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在特色资源基础上,发展特色产业和产品形成特色经济,将有效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益。在这特色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地方政府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本文在阐述特色经济内涵和据证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重点研究在发展特色经济中的政府行为。

地缘经济研究进展

21世纪以来,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愈演愈烈,地缘合作掀起新一轮高潮,地缘经济问题也因此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梳理地缘经济的理论发展历程和研究新进展,归纳出地缘经济的基本理论内涵,并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经济影响、作用路径及机制,以挖掘地缘经济的实践意义.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总结出一般的地缘经济作用路径及其具体作用机制,并提出一个更全面综合的地缘经济概念.最后,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和当前的时代背景,认为应不断完善地缘经济的理论体系;丰富地缘经济中观、微观经济层面的研究,并加强对其影响因素、经济影响、作用机制等的探索;以及尝试构建具有地缘经济学特色的研究方法体系,并拓展数据获取和分析途径,以期为各地区制定更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提供一定指导,尤其为我国的跨国合作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借鉴.

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平台,为港澳青年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港澳青年既面临着不少机遇,但是也会面对一些挑战。本文在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及港澳青年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区域发展的主要思路,包括:加强青年发展政策协同与引导,打造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推动青年参与区域协同创新,完善港澳人才政策;在发挥港澳青年所长中挖掘发展机遇;发挥企业和行业团体作用,推动港澳青年组织化融入湾区发展以及鼓励港澳青年积极作为,在分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红利中担当使命。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制度演化分析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十多年来从概念构想、制度安排到机制设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透过威廉姆森制度演化的四个层次分析框架及其相互关系,可发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制度演化中在第一层次的非正式制度方面泛珠三角区域各具特色但交融影响;宪法和法律等第二层次的制度为其合作提供了基本的制度环境;第三层次的日趋完善治理机制有效推进了泛珠三角的区域治理;而作为资源配置机制使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且不同层次之间的制度演化互动明显,形成区域合作的制度体系。未来推进区域合作的深入在嵌入性制度层面需要加强民间的交流与融合,在制度环境方面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加强区域合作的法制建设,在治理机制方面要健全合作架构和完善省际合作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要制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规划、实施和评估方案。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粤港区域合作演进分析

粤港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容,两地相互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两地区域合作成效显著。文章认为,区域合作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粤港两地区域合作经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阶段。在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由企业主导的"前店后厂"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促成了香港经济的转型与广东经济的崛起;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合作模式,区域合作向多领域拓展。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粤港区域合作不同阶段也面临着不少掣肘,因此,笔者提出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完善配套制度和加强制度认同等策略。

我国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的探索——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难点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这意味着,加强多元主体间合作治理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治理工作的主要治理模式。探索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级贫困县和南方水土流失典型区域——福建省长汀县为例,运用网络化治理理论分析长汀县小流域治理经验,研究发现:该案例在培育小流域多元治理主体,建立新型公共治理体系;创建纵横联结关系,构建行政主导型网络治理结构;保持信息对称和有力监督,维持网络稳定运行等方面,为我国小流域的网络化治理路径提供了普遍意义上的经验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