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制度的废除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诉前公告争议很大。现行司法解释要求履行诉前公告程序,保障其他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优位性,目的在于限制公权力介入私权领域,发挥其他机关和组织在民事公益诉讼上的专业优势,但是其未关注到我国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现实弱势,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诉前公告制度呈现“空置状态”,基本没有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告后介入诉讼,反而导致与刑事审查起诉期限之间的冲突,干扰刑事审判的正常进行,不利于保障诉讼效率,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应当废除刑事附带公益诉讼案件的诉前公告制度。

刑事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与破解

刑事跨境电子数据获取是治理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环节。我国现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取证制度难以实现对境外电子数据便捷、高效获取的目的,而单边跨境远程取证制度和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制度又易产生司法主权方面的争议。国际上对构建何种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制度形成了“数据存储地”和“数据控制者”两种模式。从维护本国数据主权的国家利益出发,我国应采用“数据存储地”模式,从四个方面完善刑事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制度。一是简化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取证制度,实现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便捷、高效;二是在比例原则下借由“危难或危急情况”“权利人授权的行为”“存储地不明”三种例外情况的取证路径,灵活开展单边跨境远程取证;三是以保存加协助的方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四是依法认可非官方提供的电子数据。

我国刑事诉讼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中奉行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它以被告人口供为印证机制的中心,忽视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作为审查证据的关键,相互印证才敢定案。这种证明模式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取向,却可能不利于发现真相,侵害被告人的权利。因此,要重新认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建立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方法和对被告人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

刑事拘留运作:理论与实践的悖反

我国刑事拘留制度异化为刑事诉讼常规化的强制措施,延长刑事拘留期限成为任意的、普遍的现象,大量案件被延长至近30日。这极大地损害了犯罪嫌疑人权利。它归因于我国立法与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以口供为中心地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刑拘与批捕之间证据标准差距过大等。我国的改革应当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明确刑事拘留的证据标准,由检察机关对刑事拘留及其延长期限进行审查等。

论我国刑事拘留的紧急性要件

学界通说认为刑事拘留是紧急状态下的临时强制措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刑事拘留不再以紧急性为要件,实践中其系逮捕的常规前置程序,成为非紧急羁押措施。然而,刑事拘留定位为紧急强制措施才符合宪法精神,否则会扩张警察权力,架空检察机关批捕权,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未来的改革应使之回归紧急强制措施,取消需要拘留证的规定,缩短刑拘期限,弱化对逮捕的程序控制,并以事前证明标准、事后权利保障防止刑事拘留权滥用。

检察机关“捕诉合一”改革质疑

将批捕与起诉职能设在同一部门,正在成为当前检察院内部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其是影响检察制度发展的重要问题。然而,"捕诉合一"以强化引导侦查,密切侦诉关系为前提可能导致侦捕合一,从而使批捕丧失中立性,削弱侦查监督。"捕诉合一"不当拔高了逮捕证明标准,进一步促使"够罪即捕、一捕到底",还损害了审查起诉对逮捕案件的制约。为司法效率牺牲司法公正,得不偿失。未来,仍应当坚持检察院捕诉机构分离,并剥离批捕权的追诉职能,通过强化公诉部门直接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提高案件质量。

口供运用现状的调查研究

口供运用现状的实证调查,对于正确认识和改革完善我国的口供制度,推进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查表明,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检察官对于侦查中的口供过于信任;法官对非法取证的查证基本上形式化;我国非法口供的排除主要限于严重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折磨,而对于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获得的口供并不排除。

监察委员会刑事调查管辖制度初探

2018年《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管辖制度,迫切需要规范解读、完善,将之改造成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刑事管辖的法律规范。监察刑事管辖的案件必须具备主体为公职人员、行为为职务犯罪两个方面的要素,以分案管辖为原则,体现权威高效的特点。刑事诉讼法修改保留了检察机关的部分侦查权,首创了监察委员会与检察机关共同管辖制度,应当建立相应衔接制度。监察刑事管辖应当规定并案管辖制度,明确监察机关拥有单向并案权与强制并案权,但应当规范并案管辖的案件范围、适用条件、审批程序。监察委员会与其他机关的分案管辖中,一般采取以监察机关为主调查的规则。主从配合中也应当完善程序衔接,明确不能同时采取留置措施和强制措施,适当打破调查范围的界限,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制度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除了克服司法地方化,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外,又要避免司法行政化,还要体现省级党委的领导以及人大的监督。人事方面的司法省级统管主要通过省委、司法遴选委员会酝酿提名高级司法官的方式实现;而财政方面的司法省级统管则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我国应当在省级成立由外部参与的司法遴选委员会,以及司法预算委员会以克服司法行政化。

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发展:从过程证据到结果证据

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资格存在争议,之前法律以限制其证据资格为主要立法思路,包括主要将之作为过程证据、作为“备用证据”用于证明取证程序合法,不随案移送,限制辩护人查阅、复制。学界对其能否作为结果证据也存在较大争议。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对此有所突破,将同步录音录像作为结果证据,同步录音录像的功能扩展为用于证明实体事实,但规则较为模糊,缺乏配套制度。事实上,从保密需要、避免偏见、影响侦查效能、降低诉讼成本的角度,都无法证成同步录音录像不具有结果证据的资格。限制同步录音录像结果证据的资格,会导致辩护权受到实质性损害,同步录音录像无法充分发挥抑制非法讯问、发现事实真相的功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标部分落空。未来的改革应当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结果证据的资格,充分发挥同步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保障辩护人有效查阅、复制,倒逼讯问程序规范化。

认罪认罚从宽中的量刑建议:制度创新与困境破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对量刑建议制度提出了全面性、普遍性、前置性、高效性、协商性、精准性等新要求。量刑建议制度的功能发展为激励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以量刑协商来保障被追诉人的量刑参与权以及消除量刑抗辩。由于检察官难于在短时间内具备确定刑量刑的能力,因而在实践中其需要借助法官丰富的量刑经验,所以认罪认罚中的量刑建议应当调整为以“幅度刑为主、确定刑为辅”的模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还需要化解提出罚金刑、缓刑建议面临的程序障碍,规范量刑建议的法庭审查程序,优化提出量刑建议的诉讼结构,包括加强侦查机关对量刑信息的收集,强化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明确法官的积极审查义务以及保障辩方、被害人充分参与量刑建议程序。

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证分析——以T市检察机关为例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T市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仅对6人适用指定监视居住,调查表明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指定监视居住的功能异化为羁押措施、侦查保障措施,指定监视居住替代逮捕的功能未能实现。完善指定监视居住适用问题的措施包括:规范指定监视居住期间的讯问,合理保障犯罪嫌疑人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内的人身自由,强化对指定监视居住的内外监督等方面。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侦诉关系的改革

我国刑事诉讼采取诉讼阶段论,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为原则,侦查、起诉阶段分立化,侦查权、起诉权行使主体独立化,侦诉制约双向性,导致侦查行为受制不足,侦控机关指控犯罪不能形成合力。当前,我国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当在坚持分工负责的基础上,密切侦查与起诉之间的关系,强化公诉引导重要案件的侦查取证,包括细化诉前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取证的实施制度,以补充侦查实效化、侦查人员出庭强化侦查服务公诉,落实审查起诉时的亲历性审查,扩大不起诉权的行使等。

检察机关业务目标管理考评对刑事诉讼的影响

检察机关推行目标管理考评制度已有多年,其已成为我国各级检察机关提高办案质量的重要手段。从实践来看,检察机关的目标管理考评已经影响检察行为并进而对刑事诉讼产生较大影响。比如,对捕后不诉、捕后无罪的扣分导致逮捕只注重实体审查,忽视逮捕必要性审查,以羁押为原则、不羁押为例外;对不起诉的扣分导致检察机关严格控制不起诉率等等。未来的改革必须以实现现代诉讼理念为目标重置考核指标,强化对遵循程序、保障人权的考核,以定性考核来减少绝对量化考核的弊端等。

公诉审查略式程序研究——省略我国审查起诉程序的思考

公诉审查程序以防止无根据的追诉和审判 ,防止国家公诉权滥用 ,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为要。但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因此各国都规定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省略公诉审查程序。目前我国任何案件进入审判程序都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因此 ,应当规定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 ,如果证据确实充分且犯罪嫌疑人同意简化公诉审查程序的 ,经检察机关同意 ,可以省略审查起诉程序。

司法改革中的司法惩戒:进步、问题与出路

当前的重大司法改革都较大地改变了之前的司法惩戒制度。监察体制改革使监察委员会成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调查主体与惩戒决定主体。司法责任制改革在省级创设司法惩戒委员会,成为责任追究的建议主体。员额制改革、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导致不同类型司法官的职业保障程度分化严重。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改革更加重视保障被调查司法官的惩戒程序参与权。改革之后,其对司法惩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司法惩戒的调查、建议、认定由内向外,被调查人所在的法院、检察院不再完全主导司法惩戒,从而弱化了内部的行政化。司法责任制改革明晰了责任主体,错案责任倒查制度与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司法惩戒的调查从内向外,都使追责的可能性极大提高。然而,其仍然存在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保障不够,对司法惩戒委员会的功能保障不足等问题。未来还需要合理配置司法惩戒委员会人员,赋予惩戒委员会调查权,强化其建议效力,进一步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维持司法机关内部监察机构的现有管理体制。

论我国自白补强证据规则之架构

自白补强证据规则对于解决疑难案件具有重大的理论及实践意义,但我国对该规则的运用尚处于经验层面。补强证据须独立于被告人供述且有证据能力,补强的对象是被告人供述。被告人的主观方面不应要求补强,犯罪的客观方面应采“实质说”,而专门性知识的引入是被告人与犯罪行为人的同一性补强中的关键。

认罪认罚从宽的二审程序:废除、限制不如简化

为保障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诉讼效率,学界多主张对速裁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在刑事诉讼法保留二审终审制后,限制上诉又成为主流观点,实务中检察机关则用抗诉加刑来限制量刑上诉。对325份二审裁判文书的分析表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二审程序在防止一审错误上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存在较大的简化空间。相对于一审终审论和限制上诉论,简化二审程序更有利于实现被告人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率之间的平衡,应当成为改革方向。制度的完善包括:不允许检察院用抗诉加刑来限制上诉,限缩二审审理期间不当的时间耗费,限制发回重审、开庭审判。

背离与融合:我国逮捕制度的功能与程序

从逮捕功能与程序设置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是研究我国逮捕制度改革的全新视角。我国逮捕制度的预设功能在于,对逮捕进行事前的外部审查,决定是否长期羁押,这种"事前预防"功能应当与审查逮捕程序的"低标准"对应,以实现保护人身自由与保障侦查的平衡。但是,由于我国审查逮捕程序设置的"高标准",批捕程序无法迅速控制犯罪嫌疑人,导致"事前预防"功能和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虚置。改革应当着眼于制度功能与程序配置的融合,降低审查逮捕的程序标准,以实现逮捕的功能。

论我国批捕权的归属

当前,学界对批捕权的配置产生较大争议。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定位及其相应的组织及程序设置,使我国检察机关基本上具备了行使批捕权的"中立性"条件。相反,我国法院和上级检察院都不应当成为批捕权的主体。改革的思路应当从批捕权的主体选择,转向检察官批捕中立性的程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