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老年人医养结合的难点与对策:机构的视角

中国老年群体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如何通过医养结合真正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难题。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北京市医养结合的发展形势,通过对北京三种主要的医养结合模式进行实地调研,从组织机构的视角总结不同模式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建议进一步统筹协调京津冀医养结合政策,加快长期照护险落地,加强养老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强化对养老机构的标准化建设和监管,大力发展科技养老、智慧养老。

美国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的发展及其总分校关系的演变

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美国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的发展历史和总校—分校关系的演变,对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未来发展的三种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加州大学系统是在长期发展中各方力量不断博弈的历史产物,总校和分校的权力界限也在冲突中不断调整,但总体上加州大学在不断向分权化发展。中国大学在多校区办学的实践中虽然很难直接采用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的模式,但可以借鉴加州大学的办学经验,着眼长远,处理好总校与异地校区的关系。

互联网技术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对医患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简要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对改变医患权力格局、改善医患沟通、提高患者满意度等方面的影响,认为互联网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患者在医疗决策中的地位,有助于增加医患沟通的渠道和时间、改善沟通效果,有助于提升医院的医疗质量和患者的满意度。最后,作者还就如何应对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医患关系带来的挑战提出了若干建议。

文化差异、相对主义与生命伦理

多元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同的文化在道德观上的差异很容易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导致一种伦理相对主义: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人们对同一境况下的同一行为所作的不同道德判断都同样是正确或有效的。通过对伦理相对主义三个命题(差异、相对性和宽容)的深入分析,本文认为这种伦理相对主义并不能得到有力的论证,而且会在生命伦理学领域产生许多不好的后果;面对生命伦理中的文化差异,一种温和的客观主义立场更为可取。

医学研究者的经济利益冲突对临床试验的影响——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研究者的经济利益冲突对医学临床试验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本文依据美国的研究成果,利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真实的案例,分析了研究者在临床试验中的主要经济利益,揭示了这些经济利益如何对研究的设计、执行和报告产生影响,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医师职业精神——第十四届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述要

2021年9月25日~26日,“第十四届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成功举办。会议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主办,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联盟、《医学与哲学》杂志和《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协办。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约300名医生、医院管理者、医学人文研究者、媒体代表和医学生参加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抗疫中的医师职业精神,并设立学生分会场为医学生提供展示的平台。柯杨、杜治政、张大庆、丛亚丽等著名专家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美国医学研究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政策

医学研究中的经济利益冲突可能会损害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可靠性和受试者的健康,为此美国在医学研究领域制定了相应的利益冲突政策消除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分析了美国医学研究领域利益冲突政策制定的背景,概括介绍了政府部门、学术团体、期刊杂志、医学院校等机构制定的政策。

仁者寿、德润身:儒家视野中健康的道德前提

从儒家传统的视角,对健康长寿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探讨。道德是健康的价值前提之一,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保持和恢复健康的重要因素,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只有符合道德才具有价值。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2016年，时值英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创办30周年、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委员会（Naffield Councilon Bioethics）成立25周年。为此，纳菲尔德委员会组织了一场题为“生命伦理学正在进步吗？”的专题讨论，邀请来自不同地区的国际知名生命伦理学家对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进行回顾，围绕生命伦理学是否已经取得进展、进展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等问题各抒己见，使人们对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1999-2000年中国高校机关机构改革研究

"政府化""官本位"是大学行政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高等院校饱受诟病的弊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提高高校办学效益和工作效率,1999-2000年中国高校在政府的推动下,对校部党政管理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文章利用公开发表的文献对这次改革进行了回顾,并与2003年北大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对比,尝试解释这两次改革引起社会震动程度不同的原因,文章指出在1999-2000年的改革中高校机关机构设置没有摆脱"政府化"的倾向,主要原因在于这次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机构改革运动中,合法性机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何处理临床研究中研究者的经济利益冲突?——主体、原则与方法

临床研究中研究者的经济利益冲突可能会影响到受试者的安康和研究的客观性、可靠性。我们是否应该处理这种利益冲突?应该由谁处理?根据哪些伦理原则处理?具体采取哪些措施处理?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批判地分析了反对处理利益冲突的观点,主张研究者、研究机构、行业组织、政府部门和学术期刊多方共同努力,根据公正、有利/不伤害、尊重三个伦理原则,采取公开、管理和禁止等措施,处理研究者的经济利益冲突,以保护受试者的安康和研究的客观性。

中国医师职业精神的十年回顾与展望——第十届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侧记

2015年10月25日～26日，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办，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健康报社等协办的“第十届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召开。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机构的专家学者，

规范“医”“药”交往、促进“医患”和谐——第九届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4年10月24日-25日,＂第九届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隆重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主办,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协办。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及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全国各地医学院校的青年医学人文教师骨干和有关医院的临床专家等150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卡尔·波普尔民主理论述评

波普尔不仅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哲学家。波普尔在他的民主理论中贯彻了批判理性主义和证伪主义思想,善于站在批判的立场从反面来思考问题,对民主问题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他把政治学的基本问题由"谁应当统治"转换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坏的或无能的统治者带来太多的伤害",揭示了传统民主理论的悖论,提出民主的本质特征是能够不流血地实现政府更替,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自由的保护;在政治实践方面,波普尔认为英美的民主模式比西欧的比例代表制更为可取,两党制可能是最好的民主形式。

恩格斯与“恶动力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论析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是经常被引用的一个经典命题,也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命题,以至于不少人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一种“恶动力说”。这一命题是恩格斯对黑格尔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恩格斯看来,恶只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论生活的意义

“生活究竟有没有意义?”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文章认为生活的意义是以生活目的为标准对自身生活进行评价的结果,是一个人的生活对于生活目的的效用。一个人的生活可以是有意义的:如果他生活中有一个明确的生活目的,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他的生活就具有对他自身而言的意义;如果他的生活目的和活动能够符合社会的目的,他的生活就具有对社会而言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并不会因死亡的到来和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临床人文胜任力的价值意涵、实践路径与测评

当下,临床人文素养正在逐渐被一个新的“临床人文胜任力”概念所取代,这不仅是临床术语的变化,还标志着临床医学人文的理念与实践跳脱出虚泛的“思想觉悟、道德教化”的传统思绪,变得越来越职业化,越来越实务化,临床人文技能的测评也越来越精细化,可操作化。围绕“临床人文胜任力”的三个侧面:价值意涵、实践路径与临床测评展开详实的论述,旨在揭示临床医学人文的新思维、新趋势。

公共善与个人利益,生命伦理学何为?——第十三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述要

2016年6月14日～17日,第十三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举行,会议主题为“个人、公共利益与公共善,生命伦理学作何贡献？”700余名来自全球的生命伦理学专家同行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包括主旨演讲、专题研讨以及海报交流等形式,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本综述主题讨论的内容主要根据作者所参加的内容归纳整理,由于并行会有很多专题,难免会使综述有偏颇之处。

艾滋病揭示的性别不公正

贫困妇女人群中HIV新发感染不成比例上升的现象揭示了社会中的性别不公正,通过美国和肯尼亚的案例说明,预防艾滋病需要认可和促进妇女的人权,减少针对妇女的暴力,并保障妇女的教育,普及艾滋病相关知识。对女性主义进行了重新阐释,并以南非“和平与和解”运动为例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成功举办第一届“东西南北中·医学人文教育高峰论坛”

2017年12月23日，由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东西南北中·医学人文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顺利召开。来自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区的代表高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及其他兄弟院校约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