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新时代中国商业文化建设新境界——专访著名文化学者谢清果教授

良好的商业文化是中华文化兴旺的基础,未有商业衰落而文化能振兴的。把传统商道文化进行“双创”,是中国商业在新时代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2023年10月7日至8日在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文以情传: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共情传播机制

中国文化类综艺节目在文化主体性觉醒与影视新技术赋能的双重加持下,不断实现着自身审美之塑新与言说之飞跃。文化类综艺节目“大爆”与“出圈”,不仅得益于视听方式、文化内容的创新,更在于其通过表层视听展演触达到受众深层情感与心理,实现社会的情感同频共振。同时,共情传播标示着人类传播学从以往聚焦客观理性逐渐关注到人的情感本位。鉴于此,亟待从共情传播的视角,透过对文化类综艺节目共情传播现象及其内在机制的探析,深入去探讨文化类综艺何以披文入情、以情动人,以期思索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创作与传播。

中华文明时空传播观:基于“传播制衡”的本土视角

任何文明起源、传承与发展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生命传播活动的重要媒介载体与观照维度。时空作为人类文明活动的经纬,不同文明的历史演变轨迹内含着不同的文明时空观。不同于西方传播以二元论区分时空的偏向问题,中华文明时空观呈现为“时空一体化”的“中和”追求。可以说,中华文明时空观整体上是“宙合”一体、彼此“制衡”的。两者呈现出既有张力又整体和谐的形态,体现着深层传播控制理论的色彩,更对应着“中和”平衡效果达成,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传播制衡”时空传播秩序与结构。总体来说,中华文明时空传播观嵌入着传播控制的意识,其最终以“中和”传播效果为旨向,在时空层面也同样展现着“求中”“守中”的整体文明价值与追求。

中华文明“包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生传播意蕴

共生传播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的确证自我与他者、外在与内在有机融合发展的独特传播取向。换言之,共生传播成为言说中华文明何以延续五千年的传播机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从自在到自觉、自为再到自信的传播原理。作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一的“包容性”体现着“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是一家”“中华民族是一脉”观念背后的共生传播智慧,更落实在“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观念与实践交融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从而构建出以“心传天下·和合共生”为理论内核的民族共生传播学。

“了不起的甲骨文”:主题报道塑造“地方感”和中华文明传播的经典案例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的神圣使命。《河南日报》审时度势,在《河南日报》开办了每周三第五版的“了不起的甲骨文”主题报道。研究30期的报道文本不难发现,该专版忠实践行了传媒三大功能,形成了媒介事件,构建了媒介仪式奇观,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记忆属性,形塑了中华文明原乡的“地方感”,打造了中华文明传播的经典案例。

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思想根源与传承发展实践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直是国之要事。立足于文化传承与发展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了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内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传播廓清了方向,锚定了基准。若要更好地开展文明传承与传播活动,须对五大突出特性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解读和重返基源式的梳理。本研究回到文明的历史与当下现场中,通过回顾中华民族深蓄五千多年的典籍文化与文明交流传播事件,进而对五大突出特性的深层内涵与生成逻辑进行考查,从观念与理论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并通过探讨五千多年的文明实践何以在漫长的文明时空中历久弥新,以回应未来的文明发展之问。

“图像—意象”共生传播机制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效能研究

图像传播与意象传播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共生传播形态与结构。在中华文明的意象传播实践中,意象往往以图像的视觉传播为主要形式载体来实现信息与意义的传播。在图像与意象协同发生作用的传播活动中,“图像—意象”的传播模式中呈现着从基础媒介共生到最终共生传播的共生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抽象化的观念性对象,其具体叙事开展与传播实践必然是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与文化符号来进行和完成,而“图像”与“意象”在此便发挥着重要作用。“图像—意象”作为民族精神气质的媒介符码与媒介场域,其在传播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想象空间与传播气质也召唤、促进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就与文化身份认同。在图像的视觉传播形式辅助下,意象所内含的意识形态机器也能很好地进入个体的意识机构,在勾连历史、重启记忆的过程中,受众可以感知到既往的文明发展轨迹所包含的一系列精神特质,进而涵养其自身的民族气质,唤起其共同体意识。

作为政治传播理论胚胎的水舟观念史:中国民心政治的文化逻辑

水舟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绕不开的政治隐喻。“二十四史”中所有关于载舟覆舟的政治隐喻,其本质是中国古代民心观念的概念隐喻。圣人作舟的起源故事、以舟师为代表的战争实践、以漕运为代表的经济实践三种叙事框架共同构成了水舟观念生成的物质基础。水舟观念史的演进规律与中国造船史的发展脉络相吻合,即秦汉、隋唐及宋朝时期水战频繁、漕运及造船技术都有所突破,关于水舟的相关论述也随之增多;元明时期中国古代传统造船技术达到巅峰,其间“水舟”隐喻的使用已常态化。作为一种政治传播话语实践,水舟观念所折射的中国民心思想传统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理念提供了天然的政治土壤。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党群关系方面,根植于华夏文明的水舟观念无疑能够为当下的“民心政治”提供文化传统的思想根基与政治话语的理论胚胎。

礼尚往来:华夏传播的互惠观探析

“礼尚往来”是在华夏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互惠交往观念,它以“礼”建构起主体间的关系,解答中国传统社会何以可能、以何传播的问题。“礼尚往来”在传统社会中通过慈孝、人情、礼节等中介变量,展演出血缘、亲缘和地缘三种互惠传播过程。到了现代社会,“礼尚往来”也表现出主动调适与回应,从聚焦于小范围的人际传播扩展为地域传播、国际传播等多种传播场景,形成了以“身—家—天下”同心圆式的传播结构和强大的文化内聚力,促进了华夏传播理论在我国的根深蒂固与繁盛发展。但其如何平衡好工具性和情感性,成为适应当代人的新的交往模式,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以效能为导向:作为“世界之中国”的国际传播新进路

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十年间,我国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当下,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对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于是,2023年度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自然呈现出对于效能的高度重视,在秉持用户思维的基础上,学界、业界积极探索实现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路径优化。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国际传播新进路不仅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为目标,更要以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旨归,通过“和合共生”的传播气质,增强传播效能。

《典籍里的中国》传播致效的动因与机制剖析——以人民为中心创作理念的视角

典籍如灯,照亮世人。《典籍里的中国》在文化类综艺节目中杀出重围,成为年度热度与口碑皆高的匠心制作,其传播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创新性呈现与传播,亦在于其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生活需求,让饱含哲理与丰蕴精神的优秀传统典籍成功地为公众所知、所感、所思。主创人员的品质深耕创造出令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这既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也真正践行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而为文化市场引入正向发展的源头活水,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扬凝心聚力。着眼于文化类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的出圈,分析该精品文化节目的传播致效维度,同时分析节目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的表现,由此启示传统文化适应当代公众需求应作何创新。

知行合一:礼乐符号的交往行为论

人是符号的动物,总是借助某种符号展开行动。人际交往以表意符号构建共通意义空间,然后在这个意义世界中互动,其自然体现为“知”与“行”相互促进的持续过程。本文以符号互动论为切入视角,探究古代中国的礼乐符号如何建构成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以及人们在礼乐符号所构筑的意义之网中如何形塑自身交往行为;进一步分析“知行合一”作为中国特色交往观念的历史源流及发生机制。

礼在仪中:礼的仪式化展演法则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仪二字往往组合出现,人们也习惯性地将“礼”与“仪”等同视之。而实际上,“礼”与“仪”二者作为构成礼仪本体的关键,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本文对“礼”“仪”及其二者关系作出界定与讨论,进而阐明礼之本、仪之形以及礼在仪中、以仪为展演法则的内在要旨。此外,围绕礼仪展演随着时代的演变及其在当代的适配与更新问题展开一系列思考,以期探索礼仪展演在当代的现实意义与启示。

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统领新闻舆论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是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也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现。

器以藏礼:宋代建盏的媒介符号表征与礼文化传播功能探析

宋代是华夏文明传播的一座高峰,其独特文化需要借助媒介才能得以传播。建盏作为兴盛于宋的茶器,是宋代文明独特传播观的载体之一,是中国人精神价值、伦理道德、自然观念、哲学智慧等的符号表征。笔者从传播学视域出发,探究建盏的符号表征、意义内涵、传播功能与现代价值,以揭示中国特有的“器以藏礼”的传播路径。研究分析得出,建盏在古代不同环境场中进行着礼节、礼俗、礼教的传播,成为宋代人们进行自我沟通和人际交往的媒介。到了现代,建盏更是被赋予联通中外的海外传播功能、传承礼乐文明的华夏传播功能、衔接上下的价值观传播功能,在传承华夏文明核心价值理念中起着独特媒介作用。

政治传播视角下党的政治建设新探

政治传播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党的政治建设”宗旨就是“讲政治”。要“讲政治”,就需要增强党的政治传播意识;能“讲政治”,就需要提升党的政治传播能力;会“讲政治”,就需要建构党的政治传播体系。总之,政治建设需要统领政治传播实践,政治传播活动必须回应政治建设宗旨。换言之,有必要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理解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方能更有效深入地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传播实践形态。

普罗米修斯盗火与大禹治水:中西元素型媒介观的文明互鉴研究

彼得斯在《奇云》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元素型媒介哲学”,这拓展了学界对媒介的理解,即将媒介视为“元素”,而每一种元素型媒介都作为基础设施隐藏在可见性媒介的后台。凭借此书,我们可以从元素型媒介的视角理解媒介及其技术延伸。中西文明也在元素型媒介观的差异中,表现出传播思想史的差异。换言之,从对元素型媒介差异的理解中,中西文明可以交流互鉴。在对水与火两种元素型媒介的理解中,西方文明强调火型元素媒介代表的是对自然的征服技术,而中华文明则更强调水型元素媒介代表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技术。工业革命以来,“声光化电”等火型元素媒介大行其道,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受到其影响,但是随着21世纪生态文明的兴起,传统中国水型媒介观显现出新的时代价值。

在古今中外的视域中审思中国礼文化传播问题——访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谢清果教授

礼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播学视角研究礼文化对于促进华夏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谢清果教授的专访,简明回答了在礼文化研究的具体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如礼文化与儒家和道家的关系、礼与乐的关系、礼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礼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礼文化传播理论的建构等,这些问题的探讨为礼文化与华夏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在全球化的今天,礼文化的传播研究不仅关乎华夏文明的传播与发展,而且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需要传播学者有放眼世界的眼光,在中西比较语境中彰显中国礼文化特质,进而建构起适合当代人生活的礼文化体系。

非遗短视频传播的发展逻辑——基于福州非遗考察

短视频是非遗传播的新兴媒介,既是非遗保护的新兴措施,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兴领域。通过数据分析和质化探讨,发现非遗短视频传播存在以下困境:传播主体“官方力量”为主导,结构较为单一;传播内容宣介性居多,开发程度有待深入;传播流量较低,双重效益转化明显不足;传播态势具有应景性,缺乏日常性。究其原因,一是代表性传承人在非遗短视频传播中“缺位”,二是政府机构的非遗保护机制存在漏洞,三是非遗社群对非遗保护的协同力不足。以视频生产为中心,提出三个优化路径:以PGC引领短视频制作风尚,创作赋能品牌化;增强再生产的内外驱动力,市场赋能自动化;提升未来传承人的媒介素养,人才赋能根治化。

朱熹文化生产活动与儒学的重建--基于媒介仪式理论的考察

古登堡印刷活动的历史意义已被西方传播学者充分肯定和褒赞,而中国宋代朱熹通过出版活动构建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理学体系,却还没有被我国传播学者充分重视。研究者把朱熹出版活动的文化生产全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用媒介仪式的理论视角进行历史意义阐释和传播实践分析,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朱熹文化生产活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组织与整合方式、从传统儒学到朱熹理学的创新性生产与消费方式、重建儒学自信及其价值体系的系统方法。结果发现,朱熹以出版活动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理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文化系统工程,逐渐构筑起了适应当时及后世较长历史时期的儒学价值体系,影响了整个中华文化圈的深层心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