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饶州舍卖山地契约摩崖考释

本文对浮梁县蛟潭镇万寿寺林场所存《乾德二年(964)饶州裴承、裴禄兄弟等舍、卖山地契约五种》摩崖作出考释和论述,认为其内容涉及南唐时期饶州馀干、新昌二县基层村社的田土交易、牙税货币与法律制度,见证了五代、两宋饶州的崇佛之风,也是彼时寺院经济繁荣的重要缩影。

元代朱钞考论——以黑水城文书为据

元代朱钞作为官府仓库出具的收纳凭证,分为纳获实物和纳获钱钞两类范式,构成要件包括纳获仓库、版籍、交纳人姓名、交纳年份、交纳项目和数量总计、子项目和对应数量、出具时间、官吏签押和格式条款,钤盖朱印生效。根据适用领域之别,朱钞具备田税差役完结凭证、货引申请凭证、管押货物完备凭证或纳粟补官凭证等法律属性。与之相对的白帖则非经正式程序、不具合法要件,成为官吏上下其手、侵渔钱粮之媒介,实乃元代仓库管理之痼疾。

元代政府关于无业游民的法律规制及对今日之启示

元代无业游民的大量出现是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一种衍生现象,该群体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混迹于市井巷陌、乡里村社的流氓地痞、泼皮无赖寻衅滋事,扰乱民众正常生活,赌博、诈骗、抢劫、偷盗、虚假诉讼、非法集会,甚至是谋反作乱,这些违法行为造成农业生产延误与税役缺失,破坏金融和商业秩序,干扰行政和司法秩序,危害社会治安和国家政权。元代君臣基本保持了"禁游惰"的一致态度,对此类群体采取劝诫和严惩相结合的规制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降低无业游民的社会危害性,整治了当时游惰浮靡的社会风气。同时,元代无业游民与当今黑恶势力有产生原因、表现特征和社会危害性等方面的相似性,相关法律措施对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教育和惩罚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发挥舆论宣传的优势,重视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扫黑"和"除伞"两手抓等方面,都可以从元代的法律实践中获得启示和灵感。

元代乡村基层治理中社长的职能探微

元代的村社制度是我国古代农村基层治理的一次制度革新,影响颇为深远。目前学界对于村社制度已经有多篇成果,内容各有侧重,但对社长的职责没有进行细致、深入、准确的探讨,而元代村社制度的核心恰恰集中于此。总体而言,社长的职能可以概括为“劝课农桑、察举奸良、定分止争”三个主要方面,这是在立法原意和社会实践互相补充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于元代农村基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以及管理秩序的维护,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当今乡村振兴背景下,这一制度对于农村治理模式的构建和“乡贤治村”的推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元代笞杖刑制“七作尾数”之成因考辨

笞杖刑以"七作尾数"是元代刑罚制度的一项鲜明特点,关于其形成原因,叶子奇的"饶三下说"尚居主流,也有学者提出了"杖十七说",这两种观点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存在较大疑问。综合大蒙古国立国前后的法律规定及其宗教、文化背景进行分析,此特点应是源自北方游牧民族集团的"尚七"传统,与元世祖的"恤刑慎罚"立法指导思想存在客观上的契合,相比于唐、宋、金等前代法律,确实存在着刑罚宽缓之处。

案例透析:宋代家庭中女性之财产权利

宋代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其经济环境、政治氛围、法律制度和文化观念的独特性,使家庭中女性的财产权利和地位也一反常态,呈现出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时代的特点。先通过研究宋代立法规定,结合宋代的典型案例,分析其中的司法逻辑,还原相对真实的历史法律现状,从而厘清宋代女性的家庭财产权利和家庭地位。

唐代对于官私畜产的法律规制刍议

唐代畜牧业经济发展较为兴盛,法律的健全是造就这种繁荣的重要原因。对于官私畜产,唐代法律形成以《厩库律》为主干,辅之以《厩牧令》《太仆令》《驾部式》《太仆式》等专项法令、程式以及君主的别敕,又以《贼盗律》和《杂律》完善关于畜产侵害的规制与保护,从制度设计上形成了较为细致完整、系统规范的法律体系。结合唐代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背景,可窥见畜产在唐代社会重要的经济价值与法律地位。

酌古准今:论中华法文化价值的应然内涵与现实意义

《元史·刑法志》云:“先王制刑,非以立威,乃所以辅治也。”作为中华法系的精神根基和渊源血脉,中华法文化一直贯穿于历史长河之浅底,融入中华民族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之深处。摭菁攗逸,披沙拣金,以礼法为中心,以“德主刑辅”为第一要义,以“无讼息争”、“和谐共生”为价值追求目标,以“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为实现路径,中华法文化经过历史实践的磨砺日臻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大内核。酌古准今,革故鼎新,中华法文化的价值精髓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其对于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大一统民族国家下的因势制宜的法律政策,以及重视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本土良方”。

元代契尾考证

契尾是民商交易中重要的契约类公文书。元代契尾由地方路分税务衙署制作,于交易双方赴务投税时进行颁发,与正契、契本粘连保存。契尾具备抬首语、税务衙署、圣旨内容、受让方信息、交易价款、交易方式、出让方信息、交易标的、税讫尾语、出具时间等构成要件,并于特定位置钤盖税务朱印和务官签押。契尾有三元法律属性:交易的完税凭证、交易终结的标志、交易标的物权属证明之一。通过汇总分析业已公布的八件契尾和一件空白契本,可总结元代契尾的基本范式和各地实践的个性变式,以纠正契尾的定名误区,亦可考察契尾与契本之间的联系和元末明初“以尾代本”的趋势变化。

丰润县建制考辨--以《大金蓟州玉田县永济务大天宫寺记》碑拓为据

国家图书馆藏《大金蓟州玉田县永济务大天宫寺记》碑文拓片记述了天宫寺于辽、金两朝的建葺过程、内部构造与传承脉络,是研究天宫寺历史及丰润县建制变迁、职宦学官、越支盐场、丰闰仓与丰润站沿革的重要史料,既可补《金史》《元史》之阙,亦可纠隆庆、康熙、乾隆、光绪四朝《丰润县志》之偏,史学和方志学价值较高。

《唐律》之赓续与新生:蒙元“旧例”考

蒙元公文和法律中的“旧例”一词代指金朝的《泰和律义》,这部法律继承了《唐律》的立法体例和基本内容,权行充当司法审判的准绳和依据,弥补了元初法律体系的“真空”。至元八年废止《泰和律义》造成了法律适用的震荡,引发了朝野间关于旧律存废和创设新法的讨论。虽然其政治意义宣告终结,但司法官吏通过援例断案和旧律新解的方式,继续贯彻“旧例”之基本原则和主旨精神,用以指导审判实践。《泰和律义》衍生的一系列圣旨条画、通行定例和断案成例,成为《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两部官修法律汇编的内容来源,潜移默化地推动了元代立法的“唐律化”改造,从而为中华法系的血脉赓续和创新发展构筑了历史桥梁。

牒至准勅:宋代勅牒考證——從武義縣出土徐謂禮文書切入

勅牒起源於唐,繁行於宋,衰落於金、元,消亡於明,是彼時重要制勅文書之一。李錦繡立足三省制政務體系,對制書、發日勅、勅旨和勅牒的文書形式、起草程序進行了對比研究。①劉後濱、②王孫盈政③結合唐代中書門下政體的建構,闡發勅牒的製作和運行機制。黄正建對唐代制勅文書起草者署名的途徑、細節、目的等方面進行了深度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