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资本存量、供需匹配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在中国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有效投资通过优化供给结构可实现供给和需求的进一步匹配,进而克服中国现阶段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本文以不同产业资本效率为权重构建了中国有效资本存量指标体系,相比于以往研究,从理论方面对简单加总的资本存量进行了改进。同时,通过结合不同产业的投资效率以及资本占比得出中国投资结构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中国投资结构面临的问题是低投资效率的产业获得高份额的投资以及高投资效率的产业没有获得足够的投资份额,进而导致中国有效供给不足和内循环不通畅。因此,需要通过增加有效投资来盘活存量资本和优化供给结构,确保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传统财政学与行为财政学比较逻辑下的税收遵从问题

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是各国提升税收征管效率的关键,也是我国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与提升税收治理水平的重要内容。激励纳税人税收遵从行为的研究理论主要有两个:新古典范式下的传统财政学与行为经济学范式下的行为财政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多择其一解读或应用,未能做到正本溯源。文章从一个更深的理论视角对二者的演变逻辑进行辨析,并基于此梳理相关理论研究的运用进展,以期为提升我国纳税人税收遵从寻求可资借鉴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提升纳税人税收遵从的税收征管改革的过程中,传统财政学主张的刚性税收征管与行为财政学主张的柔性税收征管二者不可偏废;应根据纳税群体特征,动态调整柔性税收征管和刚性税收征管的关系,建立柔性税收征管和刚性税收征管相结合的税收遵从激励机制。

房地产市场中的羊群行为及其对商品房交易量的影响

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市场的量价悖论为研究对象,以Hwang Song和Mark Salmon的羊群行为测度方法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存在严重的羊群行为,它是促进我国商品房销售量、价格飙升以及现阶段房市交易低迷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影响羊群行为的决定因素分析中发现,削弱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羊群行为的主要措施在于稳定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整体预期,具体方法包括稳定消费者通货膨胀预期、降低商品房的空置率、控制消费者价格指数过度上涨。

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宏观经济预警研究

本文将神经网络理论与模糊系统理论相结合 ,建立了宏观经济非线性预警模型 ;运用模糊逻辑推理将经济专家经验引入到宏观经济的预警分析中 ,使系统具有处理非线性、不确定性问题的能力 ,实现了预警过程的智能化 ;本文利用实际数据建立了具有转折点预测意义的、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宏观经济波动预警模型 ,并对中国 1 999年和 2 0 0 0年进行了尝试性景气预报。

国有企业扩张、信贷扭曲与产能过剩——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国有企业产能扩张与产能过剩之间的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索和经验检验。国有企业性质使其具有产能过度扩张的内部激励;而基于所有制的信贷扭曲为其扩张提供了外部激励;经济危机之后,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政策同时从内外两方面激励了国有企业的产能扩张,加重了产能过剩问题。本文利用2000-2011年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模型对国有企业、信贷扭曲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的国有控股比例以及国有企业信贷规模对行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且负面效应在2008年之后被进一步强化。

个体行为动机与行为经济学

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个体行为动机研究的抽象化突破,而从新古典到行为经济学是对个体行为动机研究的异质化突破。行为经济学通过在经济学中纳入对异质经济行为动机的研究,而使得以同质经济理性为基本假定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其特例情形,因此行为经济学不是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缘学派或颠覆性理论,而是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新前沿理论。

主体行为、预期形成与房地产市场稳定

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主体的决策过程和市场运行机制进行理论及实证研究后发现:我国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受货币幻觉、过度信心、片面信息、供给垄断等行为因素的显著影响,从而不断推高房地产升值预期,并在预期实现时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正反馈过程导致升值预期持续累积升高,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测算,房地产成交量中43.42%的增长是由上述行为因素引起的。对行为因素的忽视是近年来房地产调控政策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因而,只有减少各种片面信息的频繁发布,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直接依赖,消除房地产商的供给垄断,建立健全的房地产市场化运行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必须改善农民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农民增收难问题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收入缓慢问题。"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不仅有利于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全面、快速、稳定发展,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借助行为经济学模型分析,在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体系中,农民处在只能被动接受分配结果而不能参与分配决策的弱势地位,这是我国农民增收难问题的根源所在。因而,改善农民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决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调整政府支出结构 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一个财政政策视角的分析

根据各类政府支出项目的基本功能,可将其划分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公共福利支出两大类,在现阶段,政府财政的公共福利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互补效应,而非公共福利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替代效应,并且前者明显强于后者。为了探析公共福利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互补效应的内在原因,我们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假设居民的心理安全是决定其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公共福利支出又是影响心理安全的重要因素,并通过检验发现,当公共福利支出满足居民心理安全需求的能力下降时,居民的消费增长对收入增长的反应系数显著变小。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是,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即一方面增强公共福利支出的供给力度,以维持居民的心理安全;另一方面适当缩减非公共福利支出中的"臃肿"部分,以达到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刺激居民消费增长的目的。

传承而非颠覆:从古典、新古典到行为经济学

从古典到新古典再到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史上所经历的两次质变突破,是经济学历史传承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和推动结果。其中行为经济学通过在经济学中纳入对异质经济行为动机的研究,而使得以同质经济理性为基本假定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其特例情形,因此它不是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边缘学派或颠覆性理论,而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前沿。此外,由于理论的相对真理性,我们不能把理论发展中的某一阶段等同于它的唯一和最终形式,或无视理论的相对真理性而对其加以滥用并作为对其他理论妄加批判的依据。故行为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的最终形态,它同样是经济学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并仍将继续发展下去。科学的经济理论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影响自主创新的因素——基于BACE方法对中国省际数据的分析

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BACE)是最近由Sala-i-Martin等人提出的一种处理模型不确定性的方法,它可以在进行参数估计的同时给出各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指标,并且还能够按照解释能力的大小对众多的备选变量进行分类和排序。本文首次利用这一方法对可能影响中国自主创新的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上百万次回归的基础上,我们得到的主要结果是:在事先列出的20个可能的解释变量中,本地区试验发展支出、人均GDP、贸易依存度、邻接地区试验发展支出对创新产出的解释能力最强,并且都具有良好的稳健性;贷款余额与GDP之比、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比、各地区科学研究支出、地方财政决算本级收入与GDP之比、邻接地区科学研究支出等五个变量对创新产出也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

实证研究发现,国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负,转化前沿面倒退,行业间差距缩小,规模效率改善。不仅应该关注科技成果转化率,更应该关注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主要有四个途径。其一,要控制科技成果与高技术企业数目的虚增,政府应形成配套的认定标准和体系。其二,要实现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协同增长,协调发展多种产业,形成横向配套产业及纵向产业链;其三,针对医药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后的问题,我国应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重点开发新药特药与先进仪器设备。其四,科技投入应与企业的生产能力相适应,协调好各项投入之间的比例。

心理会计、公共福利保障与居民消费

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考虑到经典理论的局限性,我们提出了基于心理会计的消费行为假说,并对假说的真实性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居民心理会计账户结构的变化是当前制约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原因,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制度结构的失衡是问题的根源。据此我们指出,通过提高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进而调整居民心理会计账户的结构,与单纯增加居民收入相比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消费的增长。

投资者行为、资产价格与股市波动

基于消费的跨期资产定价模型是现代金融学发展的理论基石。然而由于其严格的前提假设与真实世界中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行为有很大差异,它无法对股票价格脱离基本面的“异常”波动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本研究通过引入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思路及其对股票波动性之谜的研究成果,并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特点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投资者的行为因素在我国股市波动中占较大比重的结论。我们认为,从基本面和投资者行为因素两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更应考虑行为因素,才能减少波动性,规范股市,使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怎样才能使落脚城市人群更幸福？--基于CHI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不在于城镇规模的扩张和常住人口的增加,而是使落脚城市人群更幸福。基于此我们考察影响落脚城市人群迁徙的因素和定居的因素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和Probit模型,研究发现:(1)相对于就业状况、收入水平、住房提供、土地禀赋、进城机会成本等影响迁徙的因素,在城市生活年数、同工同酬待遇、社会歧视、进城前收入期望、未来收入预期、社会经济地位、换工作的打算和是否举家迁徙等影响定居的因素对落脚城市人群的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2)一方面,改变过往注重影响迁徙因素的成见,从上述影响定居的因素着手能更有效地提升落脚城市人群的幸福感;另一方面,政策选择应考虑落脚城市人群的年龄和土地禀赋差异。

创新模式、技术引进策略与差别化专利宽度

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在开放条件下如何通过专利宽度的规划来引导外来技术转移的方式以及技术输入国的创新模式,以达到最大限度促进技术进步的目的。最优创新模式依据自身技术与外来技术的差距大小而不同,因此需要施行差别化的专利宽度或替代性创新政策。在技术差距较小的领域应施以较宽的专利宽度,以技术许可方式引进外来技术,引导创新主体接受许可并消化吸收;在技术差距较大的领域应施以较窄的专利宽度并辅以研发补贴,在以直接投资方式引进外来技术的同时,引导创新主体进行独立研发。

投资者行为、实物经济与资产价格——基于损失规避的股价走势与实物经济相脱离现象研究

对股票市场与实物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是近年来争议颇多的问题之一。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构建模型证明:与实物经济基本面因素相比,投资者损失规避行为是影响股票价格一个更为重要的波动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股价走势与实物经济运行相脱离的现象。结论同时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实证证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股市中投资者损失规避行为更为显著地影响股市的收益水平,同时对于损失和收益两种不同状态这种影响又是非对称的。本文进一步指出,在解决中国股市的结构、体制、公司质量、监管等问题的同时,提高投资者的素质、增强其投资行为的理性化程度也是关乎股市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消费者行为对财政政策的异质反应——以城镇分层收入者为例

对于财政政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主要存在凯恩斯观点、生命周期观点和李嘉图等价命题三种研究视角。但对中国而言,当前的转型经济环境将使现实中符合上述三种视角的居民会同时存在,亦即不同消费群体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异质的。文章构建了一个扩展的生命周期理论框架,其中凯恩斯观点和李嘉图等价命题均为这个框架下的特殊形式,从而为消费者行为对财政政策的异质反应提供了一个理论性的解释。此外,文章将我国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分为五组进行相关的经验检验,发现各居民户组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模式大致按收入水平由高到低表现为李嘉图等价情形、扩展的生命周期情形和凯恩斯情形,这意味着财政政策的制定对各收入阶层的居民具有歧视性效果。文章最后从优化政府购买的支出结构和调整当前税制结构两个方面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以刺激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

中国股市的短期反转与长期反转——经验事实、理论模型与实验仿真

根据我国股市的经验事实与实证分析,发现不同于欧美股市的短期动量效应与长期反转效应,中国股市在短期与长期皆存在显著的反转效应特征;而依据市场设计理论,价格机制不可能脱离文化、习俗、制度等市场环境单独发挥作用。在此事实基础上,本文引入自谦归因偏向修正了Daniel等人(1998)模型中不符合中国投资者行为特征的假设,构建了符合中国股市的模型。仿真实验表明,在过度自信与自谦归因偏向假设下,经过短暂的过度反应后,股票收益自相关函数在短期与长期皆为负值,这与经验事实、实证研究和市场设计理论是相符的;此外,股票收益短期自相关函数绝对值,即短期反转效应水平,与投资者受自谦归因偏向影响程度呈正向关系。

户籍管制放松、就读地选择与进城家庭教育支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2007）,运用Two-Part模型研究户籍管制放松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有7～16岁在读子女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行为.研究发现,户籍管制放松会影响进城家庭子女就读地选择;对于有子女在城市就读的进城家庭,户籍管制放松对其教育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家庭收入,放松户籍管制将会降低低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份额,但会提高高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份额,具体影响大小因家庭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总样本均值处,户籍管制放松1个百分点,进城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1.3945个百分点.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放松户籍管制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教育公平,更在于加快人口城镇化步伐、改善进城家庭消费结构和提振国内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