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化环境的企业家精神的量表开发及检验

采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案例访谈和问卷调查,基于企业家精神理论剖析数字化环境中的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维度,开发并检验企业家精神的测量量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环境中的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多维结构,可分为创新引领精神、数字变革精神、动态应变精神和共生共赢精神等4个维度;同时,通过量表开发获取19个测量题项,从而构建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测量量表。研究结论为数字化环境中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对于组织正确发挥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产业投资基金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芯片企业的实证研究

我国芯片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仍面临挑战。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良性循环理论,提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国家大基金”)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五个假说,选取2014-2021年间获得国家大基金的芯片企业,检验国家大基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究国家大基金分别作用于芯片产业链的三个分支产业链企业的作用效果差异。结果表明:获得国家大基金的芯片企业比未获得的企业有更多创新产出;国家大基金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机制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国家大基金保障年限与芯片企业技术创新呈U型关系,且芯片企业所在的地区创业投资环境在二者中起调节作用。

基于DEA的绿色物流产业效能的评价

为评价双碳背景下的绿色物流产业效能并探索效能提升路径,采用DEA三阶段模型,以湖南省物流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科技角度选择创新发展指标,从三大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角度选取协调发展水平指标,从生态环境保护与减轻碳排放角度选取绿色发展指标,构建了绿色物流产业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表明:(1)湖南省的地级市之间绿色物流产业效能存在显著差异,环境因素对效能的影响较为明显,不同地级市之间的影响程度不同。(2)政府支持力度越大,投入冗余越少,越有利于绿色物流规模效益的形成;研发支出越多越有利于减少资源浪费,进而提高绿色物流产业效能。(3)DEA调整后由于技术性能的提升导致综合性能的变化,而技术性能又受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从资源合理配置视角,提出湖南省绿色物流产业效能提升的路径。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制造过程与商业模式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个方面即制造过程数字化转型和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分别考察其对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整体层面和制造过程层面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短期内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制造企业创新效率,长期中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显著,并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交易成本在企业整体层面和制造过程层面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在商业模式层面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的关系中发挥遮掩效应。基于异质性研究发现,民营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要强于国有制造企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要强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

制造企业创新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传统DEA模型结果显示,2007-2020年企业创新效率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且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环境中,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的规模效率仍保持较大优势,但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纯技术效率优势正逐步被替代。(2)似SFA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政府支持、行业竞争、教育环境和开放环境等是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3)调整后DEA模型结果显示,整体上剔除环境因素后企业创新效率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创新环境的改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技术适应能力等来提升创新效率。(4)Tobit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收益率、负债结构、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持股比例等因素是影响调整后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关系研究

数字经济如何助力高技术产业打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和实现价值链攀升?本文基于2011一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摘权-TOPSIS法测度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产业价值链的发展水平,研究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价值链的提升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市场开放水平推动高技术产业价值链攀升;创新链强度在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不同省份(区域)、不同行业的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价值链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高技术产业价值链的攀升,可以借助区域市场化程度提高和创新链强度提高两个路径实现。

核心企业对数智化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华为汽车的案例

华为汽车作为服务型核心企业,为汽车制造企业提供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并领导创新主体构建数智化创新生态系统。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单案例研究方法,对数智化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机制和构建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环境支撑、要素赋能、动态演化、系统形成成为核心企业构建数智化创新生态系统的4个核心范畴,核心企业沿着“环境支撑→要素赋能→动态演化→系统形成”这一动态路径构建数智化创新生态系统。华为汽车案例的实践启示是:服务型核心企业若拥有数字化、智能化优势也能够构建数智化创新生态系统,系统的构建是一个动态形成过程,要模拟系统构建的可行路径;重视数据要素、数字化赋能在数智化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作用。

新质生产力何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创新效应的机理与检验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标志。基于此,以“量的积累、质的提升、新的拓展”三维向度为目标层,以“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为准则层,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门限效应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差异性科技创新能力之下的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形成非线性正“U型”关系,即促进作用来源于高水平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形成中介效应及门限效应;区域层面,新质生产力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特征。据此,从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为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参考。

基于动态能力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以华为汽车为例

企业通过创新主体网络协同,构建出价值共创的创新生态系统,以便在数字化时代感知并适应数字环境变化,为此需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成机理进行探究。以数字创新企业——华为汽车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分析法,基于动态能力的理论视角,研究华为汽车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机理和演化路径。研究发现:①数字创新企业构建出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历经三个阶段,拥有三条演化路径和四种能力。三个阶段为整合数字资源阶段、拓展数字资源阶段和共享数字资源阶段;三条演化路径为市场需求、跨界交流和网络协同的路径;四种能力为信息感应、资源整合、资源获取和资源重组能力。②数字生态环境和动态能力是推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不断演进的内在动力,使系统组织构架不断升级,派生更多创新主体,形成网络协同架构。研究结论对数字创新企业如何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理论性指导和实践价值。

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机制:以日本半导体产业为例

针对产业链转移成本驱动机制问题,以日本半导体产业为例,通过实证分析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机制,深度剖析产业链转移的原因,为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发展提供经验指导。研究中应用产业链成本管理、成本驱动机制理论,系统性的分析了日本芯片产业链转移的原因及内在的成本驱动机制,然后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了成本驱动机制实证模型,收集了2012年到2022年期间日本主要上市半导体企业数据,对日本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在半导体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成本驱动机制从促进产业发展、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和提高企业竞争力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并且劳动力成本的高低是驱动产业链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制造成本和土地成本共同影响着产业链转移的差异性,税收政策会对半导体企业的营收和利润产生直接影响,政府部门应及时采取措施来促进产业升级和优化,相关企业应根据变化趋势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同时,加强和深化国际合作,以提高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影响产业升级的理论逻辑与组态路径:基于省级动态面板的QCA分析

新质生产力是驱动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对新质生产力“先进科学技术、新介质劳动资料、高素质劳动者、新料质劳动对象”4个维度的7要素联动影响产业升级的逻辑进行理论分析。采用动态QCA分析法,基于我国2011—2022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框架,探究新质生产力要素影响产业升级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多要素联动匹配才能影响地区产业升级;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核心存在条件,有“数字化基础设施—人力结构高级化—新料质产业”驱动型、“人力结构高级化—新料质产业”驱动型、“新介质劳动资料—高端人力规模”驱动型三类产业升级的路径;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核心缺失条件,有“新介质劳动资料—绿色经济”缺失型、“新质工具和设备—人力结构高级化”缺失型、“高素质劳动者—新料质产业”缺失型三类非产业升级的路径;部分时间点,组态的组间一致性受外部环境冲击有所波动,且各组态地区差异化明显,驱动产业升级的组态案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而非产业升级的组态案例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研究结果为新质生产力多要素联动匹配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借鉴。

半导体产业与科技创新体系的协同互促:国际对比与启示

国际经验表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体系的有力支撑,而半导体产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演化是各类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以美国为例梳理了该国半导体产业与科技创新主体(军方、政府、企业、高校、中介组织)、科技创新环境要素(政策体系、法律体系、人才体系、资金体系)协同互促的实践历程。通过对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实践经验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有益启示:因时制宜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加快科技创新活动法制建设、完善国家科技创新法律体系,建立并完善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融资机制,将人才引育置于优先地位,构建高效务实的合作伙伴关系。

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产业融合集群是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提升产业链韧性。针对数字经济产业与制造业产业的融合集群发展,以产业链理论、产业韧性理论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水平,探究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提升机制。研究发现: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产业协同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产业协同创新亦可显著增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性在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与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关系中起显著调节作用。从产业融合集群、产业协同创新、创新生态系统等方面为我国制造业提升产业链韧性开拓了新思路、提供了新路径。

文化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采用2013-2021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分别在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文化产业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文化产业集聚能够明显提升本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对邻近地区存在正空间溢出但效果并不显著;在文化产业不同集聚模式下,专业化集聚对本地和邻地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积极影响,而多样化集聚对本地和邻地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异质性检验表明,文化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综合效应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的表现更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强产业集群的建设、促进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完善文化产业集群的制度环境和竞争机制以及加强区域间的产业联动的政策建议。

生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互动与融合关系的推演、评价及测度

借鉴国内外研究的理论观点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对我国生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产业关系进行探索,通过理论推演得出二者要"互动与融合"发展的产业关系。采用投入产出模型,设计用于评价产业互动与融合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依此测度并量化分析生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产业关系的内在运作现状。通过对全国以及江苏省、湖南省和陕西省的生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互动与融合发展状况的测度分析,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驱动生产服务业发展时,二者互动与融合并不显著。为改变这种状况,我国生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应由制造业驱动向服务经济驱动转变,以便使二者达到高端生产、高端服务的"微笑曲线"价值链两端。

生物医药产业共性技术服务效率研究

共性技术服务效率影响着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共性技术服务效率体现在共性技术研发供给和共性技术应用共享两个阶段。通过选取这两个阶段的相关指标,搜集整理全国31个省市地区相关的指标数据,采用链式网络DEA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地区共性技术服务效率进行评价。研究表明,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在共性技术研发供给阶段,存在投入过多、资源分配不均、产出效率低下等问题;在共性技术应用共享阶段,服务效率相对较高,说明生物医药行业对共性技术的强烈需求以及各省市对共性技术运用和商业化的重视。从生物医药产业共性技术的角度对我国整个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出的对策和建议是,政府应当给予生物医药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大力支持,从融资渠道、税收政策、政府采购等方面加大研发资金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创新平台体系,从组建技术联合体、强化组织能力建设、加强协调控制能力等方面着力完善技术共享机制。

生物医药产业共性技术路线图研究

技术预见是生物医药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技术路线图是当前应用广泛、效果显著的技术预见工具。在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技术路线图的制定与实施,能够提高技术预见活动的准确度,把握产业共性技术发展规律,整合技术资源且规避技术投资风险。本文采用专利地图分析法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共性技术进行遴选后,导出其几种发展趋势,绘制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在近期(2012-2013年)、中期(2014-2017年)和远期(2018-2025年)的共性技术综合路线图。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选择问题研究

作为融合了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两大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对现代科技的创新进行导向,又引领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符合生态经济的发展取向。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特征的考虑,本文从技术先进性、产业带动性和产业生态性三个方面,筛选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要求的指标体系,选用适宜的评价模型(Weaver-Thomas模型),以此构建了一套系统的评价体系。为了检验战略性新兴产业评价体系的可行性,本文针对一个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以湖南省为例,结合该省的8个产业群发展状况,运用本文的评价体系进行实证分析。评价结果与湖南省的现实产业状况一致,表明评价体系具备科学合理性。

中国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科技创新与GIP函数的视角

创新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动力源泉,要依靠创新促进中国制造业从制造业集聚的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中心)转向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从三个方面探讨中国由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中心)成为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转变机制。首先,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中心),这有助于相关科技活动的发展;其次,中国制造业与科技创新活动之间形成正反馈效应的创新系统;最后,由封闭走向开放式创新体系的多要素共同决定中国的创新产出,决定中国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立。结合2002-2017年我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采用递归方法(recursive regression)对地理创新生产函数(Geographical Innovation Production Function,简称GIP函数)进一步扩展,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中心)积极促进了企业R&D等科技活动;科技活动与制造业之间相互影响,但正反馈效果不明显;开放条件下相关科技活动和国际技术溢出、区域技术溢出等因素与创新产出是正相关的,而R&D人员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呈负相关,其效果还有待加强。

战略性新兴产业评估指标的实证遴选及其应用

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的特点和主导产业评估理论,初步遴选出了27个指标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评估指标。基于专家问卷调查,采用模糊数学隶属度思想和重要性分析方法,对理论评估指标进行了实证遴选,形成了以"产业全局性"、"产业关联性"、"产业先导性"、"产业动态性"为一级指标,共13个二级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最后依据层次分析法确立了指标权重,充分体现了指标体系的主、客观性。本文以湖南省10大典型产业为例,检验了评估体系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