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全面振兴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之路——贺雪峰教授访谈

○桂华(以下简称“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构成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理论界和政策界都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您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讨论,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可否结合您的最新著作《乡村的视角——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若干问题解读》(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2024年版)(以下简称《乡村的视角》)分享一下您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观点?

农民增收是必然趋势——兼与贺雪峰老师商榷

我国农民收入较低,只有城市人均收入的30%,致使基尼系数较高,社会分配差距较大。如何才能缩小差距,使农民增收,大家都在寻求农民增收的途径。2003年4月25日贺雪峰同志在《农友》网站上,发表了《必须破除农民增收的神话》一文,其结论是“我们需要寻找一条可以承认农民收入在未来数十年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基础上的路。”对农民增收持悲观态度。本文作者读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认为:我国农民增收是必然趋势。本刊特编发此文,并附录贺雪峰同志的文章。企望通过不同观点的论述,以求取得认识上的一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努力。

贺雪峰：城乡二元结构保障社会稳定

正是农村的存在，正是土地在农民手上，农民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而获得了在城乡之间进退往返的自由空间。甚至出现2008年一样的金融危机，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这些农民工也可以顺利地返乡。

贺雪峰：农村价值体系受到冲击

最近十多年，农村出现严重的价值失落。笔者在农村调查中，听到和看到各种令人痛心的现象，诸如留守老人和儿童遭遇性侵，丧事上跳脱衣舞，非正常死亡的老人增多，地下六合彩泛滥，等等，都表明，农村价值失落已很严重了。

贺雪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判断

第一,乡村振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重点是为大多数仍然要依托农业的、占中国农民大多数的、相对弱势的农民进行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建设的重点是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而不是要建设"强富美"的农村。这一阶段大体要到2035年结束,还要经历三个五年计划。

贺雪峰:基层体制过热,大多只是空转,上下都不讨好

全国惠农资金总额每年超过2万亿元,为保证惠农资源下乡的安全高效,各个部门的规范、程序、监督检查和评比排名也下乡来。也就是说,当前基层干部繁忙,基层体制过热,很大一个原因是.上级各个部门都在积极为"三农"服务,建立服务型政府。所有上级部门都在试图为农民服好务和逼基层干部为农民服好务,以至于农民对服务是否满意也要由上级来考评。这样一来,不仅基层干部被客体化,农民被动地成为国家和基层干部所服务的对象,也被客体化了。

贺雪峰:及时纠正乡村振兴的实践误区

乡振兴强调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前中国农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城市,而不只是农村。城市向农民开放所有务工经商机会,部分农民响应市场信号,抓住机遇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达到生活富裕。

贺雪峰:要防止乡村振兴变成折腾乡村

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三步走:到2020年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可见,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长期战略,是在中国已经实现现代化和已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崛起之后才能完全达到的目标。

贺雪峰:给村干部一定的自主权

当前中国基层治理收得较紧,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一收就僵'的问题。解决'一收就僵'的办法就是再放一放,'松松绑',给基层一定的自主权乡村与农户之间的'悬浮'状态取消农业税前,乡镇为了调动村干部协助完成'收粮派款、计划生育'任务的积极性,一般都会给村一级较大自主权,结果部分村干部利用自主权,借完成国家任务而加重农民负担,变卖集体资源,高息借款上缴国家税费并从中谋取好处。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目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有着远比农村多的市场机会,越来越多农民进入城市寻求就业与获利机会,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在城市获得了稳定就业并在城市安居下来,他们是农民中的强势群体。还有一部分进城农民难以在城市安居,他们可能还要退守农村,这些可能退守农村的进城农民和缺少进城机会与能力的留守农民,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农民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农业就业与获利机会,需要农村社会体制保护。乡村振兴首先需要服务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就业与获利机会留给他们,并为他们建立基于村庄的社会保障体制。为农民提供保障的农村社会体制与城市市场体制的对冲与平衡,为中国式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提供基础条件。

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2.0版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正在快速推进,最重要的表现是从简约治理到科层治理的转型,基层治理主要是完成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的国家任务。中国农村地域广大、情况复杂,不同地区、不同农村以及不同农民需求不同,自上而下的刚性要求与自下而上的特殊情况难以对接,基层治理中出现了普遍的形式主义和高治理成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治理无效。这样一种基层治理现代化可以称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1.0版,其问题是基层治理体系正规完整却缺少灵活性,村民的真实需求得不到有效表达,村民主体性丧失。基层治理现代化2.0版在保持基层治理体系正规完整的前提下,重点转向动员村民参与村级治理事务,通过村民自身的努力来建设他们的美好生活。基层治理现代化2.0版的核心是应对非标准的只能靠村庄内部高度动员才能解决的复杂事务。

资源性质如何影响村级治理

由村庄集体来供给农村公共物品,就是“村社-农户”的短循环,这与“国家-农户”的长循环是完全不同的。“村社-农户”的短循环可以精准表达出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可以采用最符合村庄实际的公共物品供给方案,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事业的积极性。“村社-农户”短循环必然要以民主为前提,村民自治是最好的载体,党建引领基础上的群众工作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内容。一旦农户可以组织动员起来形成一个有活力、有主体性的基层社会,这个基层社会就可以与国家相配合。将部分国家资源划拨到村社集体,按照集体体制使用国家划拨到村社的资源,将国家资源变成集体资源,国家不再只是代替农民为他们做好事,国家资源下乡也就不再是慈善事业,而是通过资源下乡激活村社集体经济,动员村民参与到建设自己美好生活的事业中来。只有基层群众建立了对自己生活负责的体制,他们才能有主动性、有主体性,这样的治理才能更有效,这样的建设才可持续。

基层乡村治理中的责任共同体——从“上面千条线”到“上面千把刀”

分田到户以来的农村基层治理大致可以划分为取消农业税前、取消农业税后至十八大前和十八大以来三个阶段。取消农业税前,乡村治理任务较为单一,在单一中心任务难以完成时,上级政府考核压力容易形成“乡村利益共同体”。十八大以来,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大幅度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各部门借资源下乡实现了部门权力的下乡,形成基层治理多中心的格局。站在基层治理角度,之前作为工作协商沟通机制的“上面千条线”,转变成为工作督察问责机制的“上面千把刀”。面临巨大的考核压力,基层形成了不同于过去“乡村利益共同体”的“乡村责任共同体”,导致的结果是基层治理陷入空转,形式主义猖獗。解决当前基层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限制部门条线权力,为基层治理留下自主空间。

建立适老型农业农村制度

当前“三农”政策和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三农”政策目标与最需要农业农村就业获利机会的农民弱势群体不适配。农业农村不仅是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民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中老年农民的基本保障依托,而且是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未来应当将适老型农业建设放在重点位置,通过建设适老型农业,将有限的农业农村获利机会留给数量庞大的农民弱势群体尤其是中老年农民。只有将最为弱势群体的农民问题解决好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具有基础。“三农”政策目标不能简单地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分解出来,也不应从强国目标中对标对表出来,而是要服从和服务于强国目标。也就是说,“三农”政策应当是积极的、主动的,而不是消极的、被动的。

警惕制度软化:基层治理的危机

为完成上级任务,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基层治理就容易出现制度软化的问题。所谓制度软化,就是通过制度变通来完成上级任务或者筹措完成上级任务的资源。取消农业税前,乡村干部为完成税费收缴任务,出现了制度软化问题,其结果就是基层治理很快陷入混乱。在一些地方,各个部门为扩大部门利益,不仅向地方和基层布置大量中心工作任务,而且进行严格检查问责,基层为完成上级部门任务,在治理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也开始通过制度软化来筹措治理资源,应对上级高要求的中心任务,造成规范制度的瓦解,导致基层治理陷入困境。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是警惕部门利益无序扩张,保持部门相对消极的状态,为基层治理提供积极结合基层实践的空间。

三治如何融合——制度成本的视角

在国家资源下乡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保障主要是指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与国家行政权力下乡,为村民自治提供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以党建引领为基础、以组织农民为手段的德治,是克服村民自治中少数人“搭便车”所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的必要手段。只有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动力,村民自治才能有效运转,基层治理才能符合实际需要,低成本高效率的基层治理也才可能实现。法治是保障,德治是动力,自治是基础。只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理解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典型的“枫桥经验”和“桐乡实践”,“三治融合”的实现才能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农村发展中的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

市场带来活力、效率和机遇,同时市场也带来风险。越是充分的市场制度越需要有效的社会制度来对冲与平衡。发达国家容易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之间建立平衡,发展中国家则往往缺少建立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财政能力。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异,通过更加充分的城市市场与相对稳健的农村社会,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平衡,并因此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稳定。未来一个时期,让农民在城乡之间可进可退的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将继续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

农民的生计与意义世界

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变,高速城市化和市场化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而且改造了农民价值观,其中关键是本体性价值的改变。长期受到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农民,勤劳节俭,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功臣,因为正是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助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正是他们对子女进城的托举,使得中国有高速且高质量的城市化。同时,城市化和市场化也正在彻底改造农村和农民,这种改变的一个后果是文化失调和价值错位。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通过不离家不离土不离村应对农村老龄化,加强文化建设,可能是未来一段时期国家政策可以着力的方向。

论城乡差异

缩小城乡差距首先要理解城乡差异。当前的中国城市与乡村是两套不同的系统。相对来说,城市是高度市场化的,农村则仍然保留了比较多的传统甚至自然经济成分。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城乡形态与环境不同,内在机制不同,具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在当前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阶段,必须尊重和利用城乡之间的不同机制与规律,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