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吗?——论对马克思经典思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曲解

本文尝试解决一个长期以来流传甚广、迄今为止仍然在普遍流传且一直尚未解决的难题,即对马克思一个重要的经典思想的一个原则性错解。这一错解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对马克思重要经典思想的误解,而且在实践中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这一误解就是,认为马克思把法和法律看成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这一误解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法制不过是权力和意志的附庸、工具和手段,然而马克思认为,无论说法律是权力的表现(霍布斯),还是说法律是意志的表现(黑格尔),都是错误的,本质上,法律既与权力无关,也与意志无关,而只与生产力和生产的经济条件有关,经济条件与生产力构成一种可以用自然科学精确性指明的平衡关系,而法和法律对生产力和经济条件在此平衡的基础上有一种不平衡关系。一般而言,政制具有权力任性的可能,可能会使这种不平衡走向极端并引发社会革命,而法制则有可能把这种不平衡保持在一个适度的平衡内。用马克思的话说,政制只是法制的一种形式,表现为强力和即时的特点,但法制则具有长效和稳定的特点,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长远的规划,因此也就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建立和健全法制建设。

论马克思法哲学的基础

长期以来流传甚广但迄今为止尚未解决的一道难题是对马克思法哲学基础的原则性错解。这一错解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对马克思重要经典思想的错解,而且在实践中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这一误解认为马克思把法和法律看成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这一误解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法制不过是权力和意志的附庸、工具和手段。然而马克思认为,无论是主张法律是权力的表现还是认为法律是意志的表现都是错误的;本质上,法律既与权力无关也与意志无关,而只与生产力和生产的经济条件有关。经济条件与生产力构成一种可以用自然科学精确性指明的平衡关系,而法和法律与生产力和经济条件在此平衡的基础上构成一种不平衡关系。政制的特点表现为强力和及时,法制则具有长效和稳定的特点。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长远的规划,因此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建立健全法制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对此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独特理论贡献——对黑格尔的超越及自我意识哲学的新突破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提出了自我意识主要关注于客体与自我的关系,实现了对希腊哲学的超越;提出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完善了自我意识结构;提出了自我意识必然面对和解决不同的时代问题。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任务主要在于使人及人的自我意识高于神及宗教,从而使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使人具有真正的主体性并获得真正的内心的安定。马克思博士论文主张自我意识哲学的基本问题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之视为真正的自我意识之谜。

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对马克思哲学来说绝对是一种历史事件,它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足以震撼马克思哲学研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意味着,类似苏联和中国那样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客观规律的学说被颠覆了: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关于人的、内在性的、主体性的人道主义的学说。国内一些学者也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哲学的设想。在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一些学者努力想协调这一点,希望把马克思哲学理解、解释为一种科学与意识形态、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来缓解、消解这种冲突。当然,也有类似阿尔都塞那样,坚定地站在另一边,坚决主张马克思哲学是一种无主体的哲学,或者如葛兰西那样,将内在性仅仅理解为马克思不得不借用的一个哲学旧范畴旧概念。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马克思哲学的许多根本性方面,因此不能等闲视之,必须一一予以澄清。

重新理解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通常人们对意识形态主要是从意识方面来理解的,结果,意识形态问题同意识问题一样,也仅仅具有真假对错或唯心唯物之意义,并据此形成了关于意识形态的贬义、褒义、中性三种主要理解。但是,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的关键却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它还同时被理解为一种实践力量并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实践力量。正是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又很少被学术界注意到。尽管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不太一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本人也承认,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初期,过于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在晚年,东方问题的特殊性,使他不得不重新去理解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新的方向——正如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的共性、普遍性、简单性、一般性一样,历史的个性、特殊性、复杂性、混沌性则主要是由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的。按照这种理解,过去长期以来关于真假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争论将不再有特殊意义,我们应当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谱系问题。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历史文献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在中国如火如荼,但在中国最早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朱执信却很少被关注。本文意在填补这个空白。同时,通过对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的文献解读,从三方面揭示该历史文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跨时代的纲领性意义。

马克思哲学从“征兆”到“具有充分意义”的重大界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在马克思哲学研究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一直被认为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后来,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和发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哲学研究史上一度被认为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更为重要。所有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把马克思哲学中具有"征兆"意义的东西视为"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了。在这方面,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这一时期的工作最终以马克思自己对自己哲学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系统概括而结束,标志着马克思哲学的阶段性完成。

回归马克思的真精神——兼论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侵蚀的重要思想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无可否认,人们似乎正在忘记自己的初心,且有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向渐行渐远的危险。习近平清醒地、深刻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马列主义不能丢,马列主义是根本。为了不迷失方向,必须回归初心,回归马克思,回归马克思的真精神!要回归马克思的真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何为马克思的真精神。这就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寻马克思的足迹,历经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些显著事实中剥茧抽丝、披沙拣金,最终揭示马克思真精神的核心内涵。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之前的一切社会形态统称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史前时期"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人与人的交往无论形式和内容如何不同都是根源于物质基础的交往,并以物质关系为中介,从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不同程度地表现为物与物的交易关系,社会普遍物化,人与人的关系普遍异化;其二是,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无论形式和内容如何不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对抗关系。马克思的真精神之所在,就是要彻底地结束这种状态。这自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所在、初心所系。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强调共产党内抵制商品交换原则、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在这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如此不但不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的贯彻执行,恰恰相反,只有斩断权力与各方的利益瓜葛,商品交换才能更为健康公正地进行。在此基础上,一个摆脱资本逻辑控制的、不以外在于人的物质利益为中介的、真正回归人的本质的、真正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才有可能。

马克思论中国为何由盛转衰: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在近代的衰败是由于腐败,而没有认识到比之更深层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落后。实际上,马克思在很少专门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却比较专门地探讨了这一问题。根据他的观点,中国近代的衰败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落后上,腐败也是落后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对唯物史观原则予以了重大突破,那就是,不能仅仅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附属的、次要的、被动的、至多也是反作用的力量,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社会实践的革命力量,就如在历次大革命中哲学都曾作了理论先导一样。因此,思想解放应该成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则写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其精髓的体现。

马克思现代性哲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世界正越来越陷入到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中:一方面,现代性的出现得益于西方的宗教传统和理性传统;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出现又得益于主体对于西方宗教和理性传统一体化力量的摆脱以及主体的不断越权、越界,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当前中国诸多看似"无底线"的问题,也主要是现代性问题。除非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否则这些问题既不能被正确理解更无法被有效解决。为此,本文对西方试图通过重建各种一体化力量特别是试图以"主体间性原则"取代"主体性原则"来克服现代性问题的尝试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分析,并对马克思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尝试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的主体原则既然主要是利益的,从经济中寻找一体化力量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尽管也诉诸一体化力量,但马克思认为,除非保障个人所有制,现代性问题根本不能解决。但同时马克思也认为,不消灭过去的个人私有制,现代性问题同样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重建个人所有制。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谈得很多,但只要不把资本批判上升到现代性批判,这种批判便如同科技批判一样似是而非,且对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运动犯时代性错误。

系统辩证论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针对学术界对乌杰教授倡导的系统辩证论的歧义性理解,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新的理论形态做了评价,首先指出,应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这一学说,因为这一理论形态是与本世纪中晚期自然科学从“物理学革命”进到系统复杂性研究的转型紧密相关的,而且,当代系统科学的主导方向也是分析性的,更不用说连这样的统一的系统科学也并未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理论形态不仅明确了系统性的方向,且将系统性从分析进到了辩证法,因此具有“补白”的作用。其次,指出要以全面性的观点看待这一学说,即将这一学说理解为以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为指导、以邓小平系统思想为背景、以系统辩证论为一般方法,以整体管理的政府经济学为内容的整体。再次,阐明了这一学说的实践性,它不是一般的范畴和概念体系,因而不是可以封闭性操作的,它的产生一开始就是面向实践并为了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论动态稳定

目前,人类认识在两方面取得了共识:一方面,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并提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主题。现在的问题是,对稳定主要是从平衡方面去理解:经济稳定就是经济平衡,自然稳定就是生态平衡等。实际上这仍然是一种静态的稳定,这种平衡的稳定是没有活力的,因而是同进化和发展的目标正相矛盾的。本文则指出,具有活力的稳定是一种非平衡的稳定,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稳定。

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诠释学意义

近年来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天人合一这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意义 ,但是 ,几乎都将其解释为天人“同”一而不是天人“合”一或天人“和”一。这种差异是巨大的 ,前者所追求的是自然与人的混沌未分 ,而后者则强调自然与人是分离并矛盾的 ,正因为其矛盾而构成了相互不可或缺的差异协同的互补性整体。

马克思论法的人文主义哲学基础

长期以来，关于立法的哲学基础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坚持“自然为社会立法”观点的人们，混淆了“自然规律”与“社会理性”的差异，它不仅造成了法律在形式上的机械、死板和不近人情，而且在实践上也导致了许多非生态行为。与此相反，坚持“人为社会立法”观点的人们，则常常陷入“动物自然性”和“应有”的主观主义误区。马克思的法哲学为解决上述二律背反提供了重要的卓有成效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存在”问题上的重大表态——兼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施蒂纳的批判

所有哲学都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存在问题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从一个哲学关于存在的思想很容易洞穿其全部哲学的主旨。关于存在的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在19世纪马克思出现的那个年代发生了重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与克尔凯戈尔、施蒂纳和马克思三个几乎同时出现的重要思想家的名字紧密相关的。从那时起,哲学更加关注于个人、个人的身体、个人的情绪等存在问题,三种哲学都给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也都各有其作用。相比之下,只有马克思将存在不是理解为感性存在,而是理解为感性活动,从而将问题的解决诉诸历史并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基础。这一点,海德格尔也似乎注意到了,他把存在理解为动词(to be)而不是动名词(being),与马克思的存在思想多有暗合,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感。

马克思主义:如何面对民族主义?——马克思、列宁、卢森堡相关思想的分歧及其当代意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对民族主义则没有予以充分重视。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影响世界和谐发展的,并给未来世界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隐患的却主要是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对于这些民族问题,以往的唯物史观没有也不可能有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因此。

马克思哲学与主体性困境

哲学是关于'存在'的,有关'存在'的追问构成本体论哲学,而本体不是别的,正是主体。因此,哲学史主要是发现并确立主体的历史,这一过程在黑格尔哲学中得以完成。不过,无论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具有何种解放意义,康德却最早发现,这一原则面临着双重困境:自我关系的困境与现代性的困境。这种困境所具有的二律背反性质,使许多著名思想家走上了限制主体性的'倒退'道路,只有马克思等少数哲学家在坚持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力图从主体性原则内部克服现代性危机。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方法远优于席勒,并为后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