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实施难点与改进建议——基于四省民族贫困区的调查

当前民族地区贫困户精准识别仍存在识别"脱靶"现象,精准帮扶"矛盾重重",政策效应难以充分显现,通过系列举措矫正识别"脱靶"行为,优化帮扶政策举措,保障政策执行方式的稳定性,简化工作程序,给予基层适当激励,并完善驻村扶贫工作队的考核激励管理机制,可有效提升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实践效果。

小微企业外部支持体系的构建与传导

小微企业以其多元化的组织形式、灵活化的生产销售方式助推国民就业、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市场失效及最佳规模理论为政府扶持小微企业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优化小微企业生存环境、改变逐利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助推小微企业发展模式的形成则成为外部支持政策作用于小微企业的具体传导路径。通过法律支持政策、组织支持政策、财税支持政策、金融支持政策、产业支持政策、技术支持政策及社会化服务政策的系统整合,建立科学、合理且可操作性强的小微企业外部扶持体系,可有效提升政府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效率,进而促进我国小微企业健康成长。

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2001—20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科技进步对全国范围及不同区域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根据研究结论发现：通过多种举措加大R＆D经费内部支出，努力实现区域间科研经费支出的均等化，运用新技术进一步推动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以满足中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需求，着力解决西部地区“瓶颈”产业的技术政策问题，成为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的现实路径。

财政支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调节

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被赋予了重要性和时代性的内涵,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阐述财政支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调节的内在机理,发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财政扶持农村公共服务的政策建议。

印度农业补贴政策及其启示

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农业投入品补贴政策及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是当前印度农业补贴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印度农产品供应、提升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水平以及夯实农业发展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现行农业补贴政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印度政府财政负担,制约印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实际并借鉴印度农业补贴的经验教训,需适度加大农业补贴规模、优化补贴结构,以价格支持为基础,增加政府一般服务支持力度,并建立、完善与农业投入品、种植面积、产量、收益、资源与环境等相挂钩的直接补贴制度。

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依据科技进步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机理,构建2001—20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科技进步对全国及不同区域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科技进步的消费释放效应呈现中部最大、西部最小、东部居中的格局。通过多种举措加大R&D经费内部支出,运用新技术推动消费品产业的发展,注重对西部地区"瓶颈"产业的技术政策扶持,成为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的现实路径。

财政支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经济互动发展——基于两次武汉农村居民的调查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关键在于实施城乡经济互动战略。城乡经济互动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举措,是增加城市发展后劲的必然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本文通过阐述财政支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经济互动发展三方的内在机理,结合两次对武汉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动态地分析当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现状和问题,并为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经济互动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税费改革中政府机构富余人员安置的绩效评估体系研究

税费改革中政府机构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既关系到税费改革的成败,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对富余人员安置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科学的绩效评估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以成品油价税费改革中的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人员为例,通过阐述富余人员安置与绩效评估体系的内在关系,提出绩效评估体系构建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包括政府工作、被安置人员满意度和社会第三方评价等一级指标在内同时涵盖多个二级指标的绩效评估体系,以期有利于税费改革中政府机构富余人员的合理安置,有利于保证我国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

财政支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调节

一、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向市场逐步转变。在体制转轨的进程中。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其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则是我国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王洪亮、徐翔，2006）。

增值税留抵退税促进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吗?——来自2018年留抵退税改革的证据

以2014—2022年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民营企业相比,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实验组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留抵退税政策实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间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留抵退税政策影响因民营企业的规模、技术禀赋以及生命周期差异而有所不同,且对规模较小、非高科技领域、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民营企业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依据:基于政治学、经济学的视角

健全政府间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机制,重点在于对政府间事权进行明确地划分,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政府职能理论、有限政府理论和政府利益理论从政治学层面对该问题进行了合理的阐释,而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公共产品供给层次理论、寻租理论、博弈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便构成了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经济学基础。深入理解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政治、经济学依据,便于从其理论渊源中把握事权划分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所要达到的行为目标,从而推动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本文根据科技进步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机理,构建2001—20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科技进步对全国范围及不同区域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科技进步的消费释放效应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科技进步的消费释放效应最小。通过多种举措加大R&D经费内部支出,努力实现区域间科研经费支出的均等化,运用新技术进一步推动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以满足中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需求,着力解决西部地区"瓶颈"产业的技术政策问题,使科技进步成为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的现实路径。

财政支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机理、问题与路径

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被赋予了重要性和时代性的内涵,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阐述财政支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调节的内在机理,发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存在的问题是制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通过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农民需求偏好的表达机制,有助于解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并最终实现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

税费改革中政府机构富余人员安置的财税政策初探——以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人员为例

一、国内研究述评 税费改革的本质是将可以改为税收形式的收费改为规范化的税收，对应当保留的收费加以规范并加强管理，坚决取缔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刘开新（2003）结合当前实际，认为现行税费改革主要涉及农村、社会保障、交通车辆、环境保护和教育等经济、社会领域，其目的是保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调节的路径

本文通过阐述财政支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调节的内在机理,发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存在的问题是制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通过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农民需求偏好的表达机制,有助于解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诸多问题,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并最终有利于调节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根据科技进步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机理,构建2001—20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科技进步对全国范围及不同区域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科技进步的消费释放效应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科技进步的消费释放效应最小。通过多种举措加大R&D经费内部支出,努力实现区域间科研经费支出的均等化,运用新技术进一步推动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以满足中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需求,着力解决西部地区"瓶颈"产业的技术政策问题,使其成为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的现实路径。

政府引导基金对省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8—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多维视角实证检验了政府引导基金对省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显著促进省域技术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省域技术创新效应并不显著,产业类引导基金则可显著促进省域技术创新;政府引导基金在协同创新水平高的省域较协同创新水平低的省域具备更加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省域财力在政府引导基金影响省域技术创新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该调节效应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加大政府引导基金的实施力度,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基金类型结构;二是完善省域创新环境,提升省域协同创新水平;三是中央财政应给予财力弱省政府引导基金专项资金扶持。

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构成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

本文根据收入构成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机理,构建2002～201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城市居民而言,工薪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次之,经营净收入的消费效应较小,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不显著;对农村居民而言,工资收入所产生的消费效应最大,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消费效应次之,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应通过多种举措增加城乡居民的工薪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建立并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业生产保障体系,不断优化收入来源结构,以实现城乡居民消费的有效释放。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的影响:有效激励抑或有限福利

基于河南省70个产粮大县的县域面板数据模型,从多元视角评估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总体效应来看,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可显著促进县域粮食生产,存在“激励效应”,且经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在资金类型、县域自有财力、行政区划异质性检验中,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均可显著促进县域粮食生产,且超级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对县域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强于常规产粮大县,低财力县域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强于高财力县域,“县”一级行政区划中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强于“县级市”;从调节效应来看,土地财政发展水平在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中存在反向调节作用。由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科学确定中央财政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稳定实施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系统优化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奖励资金分配结构;注重开展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绩效评估。

财政支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优化研究——基于豫鄂2省9县的田野调查

新型粮食经营主体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而财政政策则是支持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本文在梳理、分析财政支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典型政策与作用机理的基础上,立足豫鄂2省9县的田野调查结果,揭示财政支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设计,突出兜底保障与优质优价;给予农机购置信贷资金财政贴息,注重购机补贴资金科学分配与统筹调度;调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补贴对象与补贴形式;强化财政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优化投入结构,确保设施配套协调;推进专项财政支持项目资金的统筹整合,兼顾“补强”与“扶弱”,强调带动效益,严格项目监管;规范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使用方向,注重开展政策宣传;严格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财政支持政策资金开展绩效评价等政策优化建议,以期在提升财政支粮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助推新型粮食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并最终助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