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用生物炭对土壤物理性质影响的研究进展

生物炭比重、表面结构及孔隙状况等特征对土壤物理性质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综述了国内外施用生物炭对土壤结构、水力特征和热性质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较全面地总结了生物炭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总体而言,施用生物炭可显著降低表层土壤容重,改善土壤孔隙结构,但对土壤团聚性和水力特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生物炭可调节土壤温度的变化幅度,降低土壤热导率和地表反射率,基于目前关于生物炭对土壤热性质影响的研究较少,其影响机制尚不清楚。本文从生物炭种类、热解条件及土壤类型等方面深入分析了生物炭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了今后生物炭研究的重点。

麋鹿摄影画里画外 赵建坤与草原精灵

逐水草而生一直是动物的天性,麋鹿也不例外,我喜欢在水草茂盛的地区拍摄麋鹿。在这样的场景中不仅能很好隐藏摄影师的身影,更真切自然地观察麋鹿的生存状态,也能让我在拍摄中感受大自然的原始蛮荒,仿佛与麋鹿一样,真正回归到自然之中。大概5年前的春夏之交,当我第一次身处总面积78000公顷的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时,举目展望,林地广袤,沼泽草地无垠,芦荡草滩葱郁,满眼生机。

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纹理特征的输电导线识别

分析了输电线路图像的特点,利用图像的灰度共生矩阵纹理特征,对导线的提取进行了研究。首先,选取合适的窗口大小分析输电图像的灰度共生矩阵纹理特征,选取分辨率较高的特征进行导线提取;其次,利用上述纹理特征遍历整幅图像提取导线;最后,利用图像区域分割技术去除图像中非导线区域的像素点,并且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完整的输电导线。

20世纪以来关汉卿的文学史叙述历程

20世纪以来关汉卿的文学史叙述起于平淡,继之绚烂,复归于平淡,历经曲折和起伏。此中之演变既有学术理念变迁的原因,也与时代独特的意识形态因素相关。支撑和转移关汉卿评价的诸多要素与条件直接导致各时期文学史叙述的差异性。关汉卿地位之升降转移正折射出文学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元曲四大家”:一个亟待梳理的含混概念

元代并无"元曲四大家"之说。此词看似寻常,实则含混不清,指代对象及排序历来纷争不已,致使许多论者对此简称采取回避的策略。现代论者多视此词为一普通的文学史简称,用以指代元曲的整体成就,这是不够妥当的。梳理此含混之词的历史处境,有利于理解元代戏曲史的一些重要问题。

浅谈郭守敬治水成就及成功经验

通过阐述郭守敬一生中治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扼要概括了郭守敬治水成功的经验,以期为全方位进行郭守敬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元代名臣刘秉忠

刘秉忠(1216-1274),邢州(今河北邢台县)人,初名侃,字仲晦,号藏春,释名子聪。元朝重臣,官居太保,著名政治家。从公元1242年起,"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辅佐忽必烈三十余年,鼎力协助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纵观其一生,可谓中国历史上在一定历史时期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

“元曲四大家”考

文献资料充分证明,在中国戏曲史上"元曲四大家"这个概念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即便有一部分论者使用这个概念,这"四大家"也没有固定的排位顺序。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思考古典曲学研究的重心和本质。

三国故事的传播方式及与《三国演义》之关系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是各类传播方式共同参与的结果,经历代文人撰述与长期的民间记忆,相关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姿彩和状貌,也因此出现差异和演化。此多元并存的特征,也影响到《三国演义》的成书。《三国演义》的完成是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一个环节和支脉,它并不是三国故事传播的最后定本。

邢台历史文化研究综述

对邢文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综述,提出几点合理化的建议,对今后深入研究邢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作霖与苏俄入侵外蒙

1921年白俄恩琴、苏俄当局先后侵入外蒙古地区,张作霖身负守土之责,却坐视不顾,专注于国内内战战场,致使当时的北洋政府失去收复外蒙良机。北洋军阀置国家疆土于不顾而忙于内争是最终导致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要原因。

两晋时期乞活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

乞活上溯于西晋光熙元年(306年),下至东晋元熙元年(419年),长达一百一十三年,比东晋存在时间还长,几乎和十六国相始终.历朝历代皆有流民,但乞活存在一百余年,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宋璟为官之道

宋璟是唐朝著名宰相、杰出的政治家,他为官刚直、清正廉洁、体恤百姓、依法办事,对唐初"开元盛世"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为官之道对今天吏治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仍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探子何以唱主角——推论元杂剧形态与讲唱文学的关系

“一人主唱”在现存元杂剧中有相当丰富的表现形式,而全本由剧作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故事角色分折主唱的一类剧作较其它类作品更明显地带有元剧的某些特有印记。本文从剧本写作者、演员、观众等方面入手,将亲自统计出的五十三种这类剧作予以分析归纳,认为以“一人主唱”为其基本特色的元杂剧,从本质上讲,有明显的讲唱艺术的痕迹,这使其与现代的戏剧形态与观念相去甚远。

论元杂剧“探子主唱”模式的表演本质

本文发现,“探子主唱”二人配合模式在元杂剧中是一种有着共同表演特征的普遍存在。通过对历史上两类二人表演艺术的追溯和分析,并将其与“探子主唱”特征对照,本文断言元剧的这种二人表演,在文本构成、表演形态、规范模式等方面都与二人配合的讲唱艺术相通,因此,元杂剧“探子主唱”的表演实为对讲经艺术以来逐步发展的二人表演模式的搬用,与真正戏剧式的剧情扮演还有很大不同。

七百年关汉卿研究史的价值与启示

关汉卿戏曲在古典文艺环境中是一种新颖的民间形态,本文以此为基础,从五个方面对七百年关汉卿研究史做一次梳理和反思,指出,如若能够充分认知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杂剧民间形态的本质,也就同时揭开了元曲大部分作者不同于前代文人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和美学追求。

“可上可下之才”——解读关汉卿明代史料的戏曲学价值

关汉卿的重要剧作和曲作都是通过明代人的整理与保存才得以流传至今。但明代人对关汉卿的评价并不高,这反映出明代戏曲观念与关汉卿作品之间的隔膜与差距,也从侧面显示出关汉卿艺术创作的独特性和超越性。

元杂剧题材的因循与承袭

总体来说元杂剧题材因循多于独创,这与元杂剧的现实境遇及存在方式有关,跟传统诗文相比较,市民消费和剧场演出是元杂剧重要的基础和依托。元杂剧这样一种独特的文艺类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市民艺术。

“以史汉才作为稗官”:《儒林外史》形态特征与史著文体的关系

参照传统史著文体写作的基本常识,并基于自足的传统文学环境中小说观念复杂性的基本事实,本文辨析史著文体对《儒林外史》的影响,进而思考这部没有主人公和主干故事框架与故事小说形态迥异的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及结构问题。

《金瓶梅词话》与叙事文学的人物类型化传统

《金瓶梅词话》中几类人物类型化性格的表现及其历史成因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同时又是由市民文学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所决定的 ,是一种长期累积形成的写作程式和思维惯性。因此 ,能否成功摆脱这一惯性约束 ,是衡量我国传统叙事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