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工资刚性和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试图为理解当前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研究国际贸易、工资刚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表明,国际贸易会提高世界水平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工资刚性促使要素在部门间重新配置,这使得这种影响进一步恶化。利用1995—2007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确认了上述理论预期,也即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工资刚性进一步恶化了这种影响。即便在控制其他潜在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各种因素后,上述结论仍是显著且稳健的。

金融抑制、经济结构扭曲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思考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倾向于采用金融抑制政策以扶持工业部门、压制服务业部门,造成经济结构工业化的扭曲,而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这种结构扭曲致使其劳动收入份额不断走低。使用理论模型与基于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样本期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模型预测值,且缺口趋于扩大;中国严重的金融抑制与经济结构扭曲状况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约1/3的下偏。

中国工业现代化、工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并利用后来者优势,推动产业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不断升级,顺次推进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启动阶段到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阶段,再到技术密集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追赶阶段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实现长达4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可以预见,在2030年前中国将基本完成高端装备制造业追赶阶段,并开启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第四个阶段,即数据科技创新阶段。此阶段会聚焦数据密集型产业,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在这一转型期,新质生产力作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了紧密互动的良性循环。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模式革新与产业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高质量发展则要求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为促进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应重视产业的差异性,因势利导分类发展各类产业;充分考虑区域特色,根据地区资源禀赋基础制定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策略;针对不同产业的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升级路径;警惕“潮涌现象”和供求不平衡,适时适度地进行市场调控;重视人才培养,建立高效、灵活的人才引进体系。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从“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

资源型城市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转型难题,如何将“资源诅咒”变成“资源祝福”渐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话题。文章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论述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的原因以及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逻辑,在系统介绍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模型(GIFF)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大同市作为典型案例来阐述该框架的应用以及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提出以“有为政府”干预引导资金和资源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非资源型产业倾斜,并消除限制产业发展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进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出一个由“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的正确思路。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

既有文献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成因的解释集中在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全球化、二元经济体制以及财政效应等方面,本文则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提供一种新的解释。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的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和劳动存在替代关系的情形下,资本集约程度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利用1990—2007年间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确认了老年抚养比上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是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即便控制其他潜在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各种因素后,上述结论仍是显著且稳健的。

经济学理论与会计思想发展——马克思、凯恩斯、科斯的理论观点对会计学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对会计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会计本质、会计职能等会计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起了基础性作用;西方经济学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产生起了推动型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对产权学派的兴起产生了创建性的影响。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学的影响,使会计学不断丰富和发展,出现了帝国主义趋势。

数字基建驱动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

评估数字基建的创新动能作用,分析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及其程度、条件,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探讨基础设施结构转变与创新模式演进的关系。运用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结果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并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引进、知识供给和创新转化的渠道实现,其中对东部创新的作用大于中部且对中部创新的作用大于西部、对基础研究创新的作用大于应用研究、对高质量创新的作用大于低质量创新;随着要素禀赋、市场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水平的提升,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的促进程度不断增大;另外,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还可推动创新模式由引进模仿向自主研发转型升级。据此,进一步激发数字基建驱动创新的作用要加强配套建设并因地制宜、因结构施策。

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乡村产业升级的路径探析

农业产业化代表了我国农业发展模式的创新,而农业龙头企业则通过对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有效整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民的稳定增收,推动了小农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和集约化,进而成为带动乡村产业升级的主要载体。然而,当前我国农业龙头企业又普遍面临着“链主”功能薄弱、融资渠道单一和管理模式落后等问题,本文尝试分析农业龙头企业在乡村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进而探索了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乡村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

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9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清洁生产目录标准的政策实施为外生冲击事件,基于倍差估计法(DID)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盈利能力、盈利质量、波特效应和管理创新成本等蓝色红利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现金流充裕性,改善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管理创新成本,但波特效应不显著.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存在地方策略互动、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的异质性: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性不合作抑制了环境规制蓝色红利效应.企业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管理创新成本,但强化其他相关的蓝色红利效应.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现金流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但更有助于降低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成本.

“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思考--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一）“一带一路”沿线国际产能合作现状2015年国务院推出《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30号），提出总体任务是“将与我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并积极开拓发达国家市场，以点带面，逐步扩展”．并进一步指出“将我国产业优势和资金优势与国外需求相结合，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政府统筹协调．

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于2009年开始大幅推动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以升促建”成为国家级高新区的主要设立方式,这标志着我国开发区从数量扩张迈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以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62015年城市层面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增量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能显著提升其所在城市的创新水平,且对具有创新比较优势城市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提升效应主要由城市企业的税负下降(“政策效应”)、产业集聚度上升(“集聚效应”)和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创业效应”)来实现,而不是城市内部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选择效应”)的结果。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能够助力城市产生高水平集聚、促进高质量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为我国推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依据。

融资约束、企业储蓄和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发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令人费解且着迷的非同寻常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之谜"。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之谜"中高储蓄和低劳动收入份额并存的典型失衡事实?我们从融资约束和企业储蓄这一视角重新对这一现象加以解读。本文所提出的观点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使得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储蓄"挤占"劳动者报酬来进行内源性融资,这使得储蓄率不断上升、而劳动收入份额偏低且持续下降。本文的实证检验证实了这一理论逻辑。进而,我们构建了一个描述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模型,模型校准与定量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加快与最终结束,中国的储蓄率将在达到顶峰后下降,而劳动收入份额则会触底回升。

区域发展战略对能源消耗的影响研究——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区域发展战略与能源消耗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理论分析发现,违背比较优势的区域发展战略使得人均能源消耗增大。进一步地,利用我国1997-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选取老工业基地数量作为区域发展战略的工具变量等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支持上述理论假说。异质性分析发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区域发展战略对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进一步讨论发现,违背比较优势的区域发展战略还会导致能源库兹涅茨曲线的第二个拐点延后,峰值也将变大,阻碍能源库兹涅茨曲线的收敛。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议政府采用符合比较优势的的地区发展战略,并大力支持创新和相关人才的培训以及继续教育工作。

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传导机制——基于城市化和金融发展角度的再检验

基于城市化和金融发展的双重视角,试图借助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研究政府实施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渐趋扩大的机制。研究发现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长期的正向协整关系,还存在短期的负向协整关系,这表明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在长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而在短期则会缩小收入不平等。其源于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长期具有两种效应:既可以降低城市化水平而扩大收入不平等,又能通过降低金融发展水平而缩小收入不平等,前者的效应更强。而短期内,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仅能通过降低金融发展水平而减缓收入不平等。

审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现实困境、实践途径与实施模式

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文章针对课程思政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结合审计课程,努力探索了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即:以“理论够用、突出实践”为原则,明确课程思政目标;深入挖掘出客观公正、诚信为本、专注执着、谨慎勤勉、操守为重等课程思政元素;运用案例教学法,纵向贯通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以打破时间的局限,横向融通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以打破空间的局限;坚持多角度、多主体、多元化评价方式,优化课程考核方式。基于此,文章提出“一个目标、两个阵地、三个角色、四方参与”的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模式,以期为审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和建议。

地方政府干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分税制的视角

既有文献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成因的解释集中在资本深化、产业结构转变、技术进步、全球化、二元经济、制度转型以及财政和融资约束等宏观和微观路径等方面,本文在分税制背景下从地方政府干预这一新的视角出发,解读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现象。本文首先探讨地方政府干预恶化制度环境,并进一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作用机制。然后,笔者运用198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实证模型并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下的制度环境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就应该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塑造良好的制度软环境。本文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其他潜在的各种影响因素后,上述结论仍具有稳健性。

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而社会保障又与财政制度安排息息相关。其中,财政分权是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已有文献并未形成统一共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理论框架分析后发现: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及方向,而这两种效应又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现阶段我国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减弱。随后,基于1998—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经过内生性、动态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考虑产业分工造成的差异:产业上游省份受到中央转移支付的冲击,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负面影响较小;产业下游省份结果与全样本回归一致;“三省一市”处于中高收入过渡阶段,负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地,考虑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有负面影响,而东部地区由于收入水平较高,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要坚持推进财政改革,提高财政分权度;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适当加大“民生”指标的考核权重。

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变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取得了经济“增长奇迹”。近些年来,国家对于经济发展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单纯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还要关注环境保护与区域协调发展,以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对于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能否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文章选取中国2003—2021年282个城市的数据,使用技术选择指数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引入政府和市场以探究两者的作用。文章实证结果表明:遵循比较优势显著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政府和市场均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而且两者的协同效应明显;东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及发展水平较高城市中,遵循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对促进我国各地区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一是各地需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是立足于比较优势,加强地区间合作,积极融入国际市场;三是选择适宜的创新策略,避免盲目自主创新;四是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五是完善环境治理机制,健全环境治理体系。

新结构经济学与“一带一路”:转入国的筛选和转出产业的甄别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产业转移的理论分析,转出国人均GDP应为承接产业转出的对象国的1-3倍,筛选出"一带一路"沿线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国。以中国整体作为产业转出对象,共有21个国家可以作为合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国;假如以中国各省市区作为产业转出对象,共有50个合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国。同时,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对比较优势的阐述,通过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国与中国中低技术产业的人均工资,筛选适合转出的产业,发现较适于转移出的产业主要包括食品与饮料、服装、纺织品、非金属矿物、基本金属、金属制品等产业。

赶超战略的起源:殖民、制度与威权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别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说”和“国际价格波动说”。一个经济体的被殖民历史以及独立后的威权体制才是决定赶超战略实施的主要原因,其中威权体制具有决定作用。一方面,公共资源由少数政治精英掌握提高了赶超战略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威权体制下的官员激励机制难以确保经济信息的有效传达,这进一步造成了赶超战略的持续。实证研究发现,政治体制的威权程度越高,则该经济体推行赶超战略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在拥有殖民经历的经济体样本中,该效应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