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再次肝移植研究进展

再次肝移植是肝移植术后移植肝衰竭的唯一治愈性手段。首次肝移植与再次肝移植间隔时间的长短,将直接影响成人再次肝移植的手术适应证、技术难度和治疗转归。既往多项研究认为再次肝移植术后移植肝及受者总体生存率明显低于首次肝移植,但随着器官保存方法、麻醉管理理念、重症监护策略、外科手术技术和新型免疫抑制药等各个领域的全面进步,成人再次肝移植的疗效显著提高。本文就成人再次肝移植手术适应证的变迁、手术时机的选择、长期疗效及其影响因素、手术技术难点、免疫抑制方案的选择以及活体再次肝移植的开展情况进行评述,总结目前成人肝移植取得的成果、面临的挑战及潜在解决方案,以期为提高成人再次肝移植的临床疗效提供参考。

肝移植术后早期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临床分析

目的探究肝移植术后早期肺炎克雷伯菌(KP)感染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171例肝移植受者的资料,根据术后2周细菌培养结果分为无感染组(n=52)和感染组(n=119);感染组86例未检出KP(非KP感染组),33例培养出KP(KP感染组)。比较无感染组和感染组、非KP感染组和KP感染组受者术前、术中及术后资料,分析肝移植术后早期KP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受者长期生存的影响因素。结果与无感染组比较,感染组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和总胆红素水平高,手术时间、术后重症监护室(ICU)治疗时间及住院时间长,术中红细胞输注量多,住院费用高,严重并发症发生率高,术后14 d和30 d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绝对数、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高,术后14 d淋巴细胞绝对数低,术后30 d血红蛋白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与非KP感染组比较,KP感染组MELD评分、总胆红素、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水平高,手术时间、术后ICU治疗时间长,住院费用高,术后90 d病死率高,术后14 d白蛋白低,术后30 d总胆红素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33例KP感染受者中,16例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其中7例在术后90 d内死亡;17例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中介或敏感,4例在术后90 d内死亡。术前MELD评分≥17分、手术时间≥415 min是肝移植术后KP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均为P<0.05)。术后ICU治疗时间≥44 h和KP感染是肝移植长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为P<0.05)。结论KP感染是肝移植术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MELD评分高和手术时间长是肝移植术后早期KP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阿伐曲泊帕与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治疗肝移植后严重血小板减少症的临床疗效

目的探究阿伐曲泊帕与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治疗肝移植后严重血小板减少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6年2月至2023年3月之间81例出现肝移植后严重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临床资料。81例患者中,38例接受阿伐曲泊帕治疗被分配到阿伐曲泊帕组,43例接受rhTPO治疗被分配到rhTPO组。监测指标包括用药后血小板变化、治疗有效率、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用药后肝肾功能变化和短期生存率。结果用药后第3、5、7、10和15天阿伐曲泊帕组患者的血小板计数明显高于rhTPO组患者(P>0.05),第30天无差异(P<0.05)。阿伐曲泊帕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rhTPO组(84.2%us58.1%,P<0.05),阿伐曲泊帕组患者的术后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rhTPO组(P<0.05)。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出血和血栓发生率以及肝肾功能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阿伐曲泊帕和rhTPO均能提升肝移植后严重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血小板水平,其中阿伐曲泊帕的临床疗效优于rhTPO。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老年供肝肝移植短期疗效单中心分析

目的 探讨老年供肝(≥60岁)对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供肝肝移植的安全性和短期临床疗效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接受CDCD来源肝移植手术的95例肝供体及肝受体(患者)的临床资料,排除儿童肝移植、再次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活体肝移植,最终本研究纳入79例进行分析。肝移植方式采用经典原位或改良背驮式手术方式。根据肝供体年龄将患者分为老年肝供体组(≥60岁,15例)和青年肝供体组(<60岁,64例)。比较两组肝供体的一般资料及患者的围手术期情况。采用电话或门诊方式进行随访,截止至2022年4月30日,比较两组患者肝移植术后生存率差异。结果 老年肝供体组和青年肝供体组的肝供体在性别、BMI、捐献类型、ICU停留时间、术前血清钠、术前ALT及AST、冷缺血及热缺血时间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原发肝病、手术方式、术中出血量与输血量、无肝期、手术时间、ICU停留时间、住院时间、住院费用、Ⅲ类及以上并发症发生率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肝移植后,老年肝供体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32个月,肝移植后1、2年生存率分别为86.7%和77.0%;青年肝供体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29个月,肝移植后1、2年生存率分别为81.3%和77.8%;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过严格仔细的肝供体评估,老年肝供体可以安全地应用于肝移植手术,而且术后患者能够获得良好的短期生存效果。

一部明代汉文《大藏经》的373年供养史

文章以重庆市北碚图书馆所藏明代汉文《大藏经》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该《大藏经》373年间的题识,考察了石砫土司组织僧俗信徒赴南京印造该《大藏经》,并先后在石砫藏经寺、三教寺供养至1951年的历史过程。题识显示,除土司家族和寺院僧众作为主要供养群体外,还有700余位俗众参与其中,其供养方式包括在寺供养、读诵供养、书写供养、守护供养、财施供养等多种形式。该《大藏经》供养史体现了汉文大藏经僧俗供养的集体性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汉文大藏经文献史提供了独特的典型文本。

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拔管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肝移植术后延迟拔管原因不明确,本研究旨在开发一种预测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拔管危险因素的风险模型,为提高肝移植患者早期拔除气管插管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8年1月至2021月5月收治的93例成人肝移植患者资料。根据术后24小时是否拔除气管插管分为早期拔管组(58例)和延迟拔管组(35例)。通过单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分析出影响患者早期拔管的因素。结果对影响肝移植术后患者早期拔管因素进行单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分析,评估得出术前Child-Pugh评分和手术时间是影响肝移植术后患者早期拔管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Child-Pugh评分OR 1.542(95%CI 1.029~2.309),P=0.036,手术时间OR 2.059(95%CI 1.160~3.653),P=0.014。由术前Child-Pugh评分和手术时间组成模型和常用的肝移植患者的严重程度评分进行ROC分析,模型AUC 0.791;术前Child-Pugh评分AUC 0.743,术前MELD评分AUC 0.709,与这两个评分相比,预测模型在预测肝移植术后早期拔管风险方面显示出更好的辨别力。延迟拔管组的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和总费用明显高于早期拔管组,P<0.05有统计学差异。随访至术后28天,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曲线,Log-rank检验χ^(2)=2.692,P=0.101>0.05,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术前Child-Pugh评分和手术时间是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拔管的独立影响因素。延迟拔管组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和总费用高于早期拔管组,但不影响肝移植术后患者的28天死亡率。可以帮助临床医生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并为临床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肝动脉重建技术对肝移植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肝动脉不同重建方式对肝移植术后肝动脉并发症和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140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肝动脉重建方式分为常规类型肝动脉重建组(123例)及特殊类型肝动脉重建组(17例),比较两组受者术中和术后的各项临床指标以及术后肝动脉并发症发生率和生存率。结果特殊类型肝动脉重建组术后1 d丙氨酸转氨酶(ALT)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术后7 d总胆红素(TB)、术后30 d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PT-INR)均高于常规肝动脉重建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两组的手术时间、无肝期、术中失血量、术中输入红细胞量、冷或热缺血时间、重症监护室(ICU)入住时间、总住院时间、术后移植肝血流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常规组发生肝动脉并发症5例,而特殊组未见肝动脉并发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特殊类型肝动脉重建组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均为82.4%,常规重建组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5.0%、78.9%、75.6%,两组术后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当供受者肝动脉存在变异和(或)病变时,采用特殊方法行肝动脉重建可有效恢复移植肝动脉血流,并不会影响肝移植受者术后肝动脉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生存率。

经腹腔心包路径肝上下腔静脉与右心房吻合肝移植治疗布-加综合征合并肝癌1例附手术视频

目的总结经腹腔心包路径供肝肝上下腔静脉与受者右心房吻合肝移植治疗布-加综合征(BCS)合并肝癌的相关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经腹腔心包路径肝上下腔静脉与右心房吻合肝移植治疗BCS合并肝癌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患者的肝静脉和肝上下腔静脉局部闭塞,在心脏不停跳情况下,采用经腹腔心包路径完成肝上下腔静脉与右心房吻合肝移植,此外,由于受者肝动脉病变,采用受者脾动脉切断,远端结扎,近端反转与供肝肝总动脉吻合,完成肝动脉重建,手术过程顺利。术后1周左右移植肝肝功能逐步恢复正常,无重大并发症发生。患者术后25 d出院,随访8个月余无BCS复发征象。结论经腹腔心包路径肝上下腔静脉与右心房吻合肝移植治疗BCS是安全可行的,对于合并肝癌的患者预后较好。

肝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情况及预后分析——单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分析肝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感染情况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感染新冠病毒的肝移植受者(9例)、未感染新冠病毒的肝移植受者(10例)及感染新冠病毒的非肝移植受者(19例)在感染情况、预后、急性感染后期症状等方面的差异,并分析治疗方式对预后的影响。结果肝移植受者感染新冠病毒后肝功能受损较其他组更严重,免疫反应水平更低,急性感染后期临床症状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接种疫苗、使用抗病毒药物和俯卧位通气的肝移植受者肝功能预后更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肝移植受者感染新冠病毒后肝功能受损更严重,免疫反应水平更低,急性感染后期仍存在较为显著的临床症状,接种疫苗、使用抗病毒药物和俯卧位通气有助于改善预后。

肝移植治疗急性肝衰竭诊疗进展

急性肝衰竭是一种急性发生的潜在可逆的急重症,发生于既往没有肝病的患者,病情较重的急性肝衰竭患者往往合并有肝、肾、脑等多器官功能衰竭,在未接受肝移植的情况下,重症急性肝衰竭患者的预后极差[1]。肝移植能显著改善急性肝衰竭患者预后[2],但有关肝移植治疗急性肝衰竭仍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本研究拟从肝移植前过渡治疗、肝移植适应证和禁忌证的评估、肝移植手术方式的选择等角度探讨肝移植治疗急性肝衰竭诊疗进展。

肝中叶切除术临床应用体会

目的 评价肝中叶切除治疗肝中央叶段肿瘤的手术方法和疗效。方法 回顾分析2006年8月～2008年4月在我科行肝中叶切除的12例患者临床资料；Child A级8例，Child B级4例，肝硬化8例；行肝Ⅳ＋Ⅴ＋Ⅷ段，联合胆囊切除3例，肝Ⅳb＋Ⅴ段，联合胭囊切除6例，肝Ⅳa＋Ⅷ段切除2例，Ⅷ段切除1例；第一肝门阻断7例（时间15～40min），全肝血流阻断2例（时间20～45min）；预防一眭胆总管切开、T管外引流4例。结果术中输血1例，输血量400ml；所有病例手术过程顺利，切除标本大小（最大径）5～15cm，平均7．5cm；无手术死亡，术后并发症：阻塞性黄疸伴胆漏1例，腹腔包裹性积液3例，肺部感染1例，切口感染1例。术后病理：原发性肝癌5例，肝癌切除术后复发1例，胆管细胞癌1例，混合性肝癌1例，胆囊癌1例，结肠癌术后肝转移1例，间叶性错构瘤1例，肝母细胞瘤1例。所有病例均随访，随访时间为1～32个月。其中1例混合性肝癌患者术后5月出现肿瘤肝内复发及后腹膜、腰椎转移，余病例均无瘤生存。结论 虽然肝中叶切除技术比较复杂，但仍是治疗包括肝癌在内的各种肝中叶肿瘤的有效方法，选择性应用肝血流阻断技术是控制术中出血的重要措施。

前列腺素E_1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和肝切除中的作用

目的 探讨肝门阻断和肝切除时前列腺素E1（PGE1）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和肝脏再生中的作用。方法 24只健康大耳白兔随机均分为2组，所有动物均在第一肝门阻断40 min后行肝左外叶切除，阻断45 min后开放第一肝门。对照组缺血前10 min和缺血后120 min内经外周耳缘静脉持续滴入NS 0.5 ml·kg－1·min-1； PGE1组缺血前10 min和缺血后120 min内经外周耳缘静脉持续滴入PGE1 0.5 μg·kg-1·min-1。缺血前后测定两组动物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乳酸脱氢酶（LDH）、血清丙二醛（MDA）、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肝细胞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的表达；计算术后体重变化和动物3天手术死亡率。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缺血后PGE1组肝功能受损明显减轻；血清MDA含量降低；血清SOD升高（P＜0.05）。PCNA表达差异无显著性。PGE1组手术前后体重差异无显著性，术后3天体重与对照组比较有升高（P＜0.05）。PGE1组术后3天手术死亡率减低（P＜0.05）。结论 PGE1对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通过活化腺苷酸环化酶－环单磷酸腺苷（AC－cAMP）途径相关。围手术期应用PGE1无明显地促进肝细胞增殖的作用。

先天性多囊肝、多囊肾肝肾联合移植一例报道

器官移植技术是20世纪后半叶人类医学领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腹部大器官移植不仅是当今医学领域的制高点，也是反映一家区域性综合医院整体医疗水平的核心技术。1983年奥地利Innsbruck大学Margreiter教授成功完成全世界首例肝肾联合移植以来，截止2008年全球共报道3536例肝肾联合移植手术。

安徽省首例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肾移植1例报告

供体器官短缺严重制约我国器官移植工作,其解决办法就是目前卫生部大力推行的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由于我国尚未对脑死亡立法,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不能广泛开展，因此公民器官捐献只能在心脏死亡前提下进行。

再次肝移植临床进展

肝移植（1ivertransplantation，LT）已成为治疗儿童、成人终末期肝病的标准方法，移植肝10年存活率已达50％以上，但是，对于肝移植后发生移植肝衰竭的受体，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再次肝移植（re—transplantationofliver，r-LT），然而，

建立与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相适应的器官获取组织

随着中国大陆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2大器官移植国家，移植效果稳步提高，但对于器官来源问题一直遭受国际社会诟病，导致我国器官移植工作和成果不被国际移植社会所接纳和认可，也影响了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形象。为此，中国政府召集相关部委，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原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主导，在经历了2年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DCD）工作试点后，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器官移植体系，（如图1所示），在这个体系中，捐献器官获取分配体系起着承上启下的核心作用。因此，建立科学规范的OPO是保证我国器官移植工作健康发展的基础。

西部公共图书馆在现代信息环境下的区域发展对策

西部区域范围内的公共图书馆应该瞄准网络内容提供、公益性信息服务、数字资源 (虚拟信息 )建设与传统业务整合、管理与经营市场化手段的运用四个方面寻找突破口 ,通过技术、人才、资金、管理方面的创新 。

公共图书馆社区服务模式的未来发展

社区服务的发展将会对传统的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产生革命性影响。对公共图书馆的社区服务模式的概括和分析 ,可以成为深入了解未来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的逻辑起点和思维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