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类型学考察与路径探赜

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是防范社会安全风险的现实所需、降低社会安全治理成本的必行之举,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平安稳定的基本保障。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法”,以党政力量和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度作为基本维度,将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划分为共建共治型、党政主导型、自治型和治理失序四种类型,在增进研究直观性、清晰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构建与优化整体图景的同时,也有效规避了以往单案例研究在代表性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循此理路,从实践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向三个方面具体考察2017—2021年的23个典型创新案例,归纳出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实践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价值底色,从深化党建引领、推动情法结合、强化技术嵌入等方面,持续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深入推进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我国行政区划的制度设计、目标指向与优化策略

新时代在完善优化行政区划制度设计过程中,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新理念是认识前提,加强党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障,持续推动法治建设是关键支撑,健全论证评估机制与方法是基本路径。在目标导向方面,应重点关注三项新课题:以优化基层行政区划为主要着力点,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通过优化乡镇行政区划设置,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收缩型城市和“小县”的行政区划设置,助推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作为完成上述目标的保障机制,要在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协调各方作用基础上强化党政部门协同,在明确价值导向前提下健全论证与评估体系,系统总结我国行政区划设置的历史经验,提升调整方案的明确性,减少调整的“后遗症”。

对称式互嵌:政社互动关系的新形态及其形成机制

随着政府向社会购买养老服务的深入推进,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更加频繁和复杂。以天津市F养老院与地方政府的长链条互动过程为案例发现,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二者存在形成“对称性”关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打破了二者为“非对称性”半依附关系的常规认知。具体来看,在“主体跨界—网络再造—空间生产”三个发展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同时或交替采取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对方的行为活动,并同时受到对方“即时性回应”的行动影响,其关系逐步实现了从“非对称性”互动到“对称性”互动的跨越转型,最终演化为“对称式互嵌”的新形态。

人口流量与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议题

如何有效应对海量人口流量所衍生的一系列治理难题,始终是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之源。当前,城市治理的空间结构已经从传统的实体二元结构演变为虚实结合的三元结构,即以各种治理单元为基本表征的地理(物理)空间、高速流动的社会空间,以及与上述两类实体空间交相映射的虚拟数字空间。相对于问题普遍存在于各类城市区域的数字空间治理,人口流量对于超大城市地理和社会空间治理的影响尤为突出,并衍生出一系列独有难题。

全过程视域下的撤县(市)设区府际博弈与调适——基于Z市S区行政区划调整30年的纵向追踪

撤县(市)设区不是一蹴而就的,伴随其间的府际博弈,深刻影响着调整的进程与成效。虽然已有研究比较丰富,但主要集中于事前的动因分析或事后的绩效评估,尚未有研究系统归纳贯穿撤县(市)设区不同阶段的府际博弈逻辑及其深刻影响。基于已有研究和经验事实,以历史追踪而非点状的视角观察撤县(市)设区进程,从组织逻辑下居于主导地位的上级权威、激励逻辑下事实存在的下级弱自主性、目标逻辑下必须兼顾的稳定与发展三个层面,构建了一个理解撤县(市)设区府际博弈与调适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Z市S区30年相关行政区划调整过程的纵向追踪,发现各级政府遵循不同的博弈逻辑进行策略选择,进而形成了不同程度上的服从、合作甚至对抗模式,深刻影响着区域融合发展进程,也间接表明撤县(市)设区并不能直接推动新设区与主城区的融合发展。上述工作不仅初步打开了贯穿撤县(市)设区全过程的府际博弈“黑箱”,也拓展了基于过程视角的府际关系研究的适用场景与解释限度。

面向共同富裕的超(特)大城市居住空间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超(特)大城市的居住空间普遍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不同社会群体的混居格局已经被打破,居住分异乃至隔离等居住空间失衡现象日益凸显,并具体反映为保障房社区的不合理布局、作为城市孤岛的传统城中村、跳跃式前进的新式城中村、族裔居住分异与新式贫民窟的生成、城市更新中的替代与隔离五种形态。在陷入固化之前,对居住空间失衡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以推动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的优化策略,包括:从居住空间治理价值理念转型、重塑城市居住空间权利样态、加强城市规划的规制调控作用、推动混居异质化社区建设四个方面。由此为打造超(特)大城市共同富裕空间奠定空间基础,尤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和保留生存与发展空间,避免贫困的聚集和再生产。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分布形态、生成因素与治理路径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作为数字治理时代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已有研究还停留在对现象本身的整体画像层面。综合田野调查证据,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工作任务、治理层级、干部群体和区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呈现出差异化的分布形态。这一现象的蔓延,本身就是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投影,因此其化解之道根本上在于推动治理责任和治理资源同步向基层下沉,并赋予基层一定的自主裁量权。此外,通过对微信工作群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载体进行必要的限制,也有助于缓解这一现象。

被动担责与集体共谋:基层官员问责应对策略的类型学考察

十八大以来掀起的问责风暴,已经由最初的党风廉政建设利器演变为政策执行的重要助推器.,相应地,问责事件实际演化为个人和工作两种主要类型,前者主要契合党风廉政建设的初衷,后者则主要致力于推动政策执行。基于对X县部分官员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以问责事件的类型为依据,将基层官贸的应对策略归纳为两类四种:针对个人问题的被动担责;针对工作问题的结构避责、私下合谋与理性避责。研究发现:针对个人问题的问责,通常只能被动担责;针对工作问题的问责,基层官员则会综合考虑问责主体和政治场域、问责事项与责任大小,以及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络、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理性选择应对策略,集体共谋色彩浓厚。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持续的高压问责直接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胜利,但作为政策执行工具,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职责同构和压力型体制所诱发的基层权责失衡,以及县域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构成了基层官员问责应对策略生成的体制和社会根源。论文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基于扎实的田野证据,对常见的分析范式进行了证伪,有助于推动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60年:政府职能转变与研究导向的适时调整

建国以来,中国行政区划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研究的整体理论层次、学科定位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不足。而研究中凸显的经济色彩,则表现出明显的导向偏差。行政区划与政府职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行政区划服从、服务于政府的职能定位。当代中国行政区划研究应该遵循"控制—服务"的基本导向:对于省级政区的调整,应主要从适度发挥行政区划的控制机能、维护中央权威的角度加以审视;对于省级以下政区的调整,则应更多地从统筹公共服务和降低施政成本的视角进行评判。

跳跃式城镇化与新式城中村居住空间治理

作为城郊被征地农民集中安置社区的"城边村"虽然在建筑景观、社区环境等方面已经与周边城市社区差别很小,但由于居民的社会网络、生活方式等仍然普遍维持着原来的乡村习惯,实质上只是披着城市外衣的新式城中村。相比传统城中村高度异质化的社会结构,新式城中村集中安置的居住空间特点及区位劣势导致其社会结构的同质化程度非常高。上述居住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特征在邻里效应的作用下,有可能被固化为群体的空间身份标签,最终诱发居住隔离。而居住隔离的萌发则会进一步强化邻里效应,使这一群体从被标签化走向整体的被边缘化。

政府间核心公共服务职责划分的理论与实践——OECD国家的经验和借鉴意义

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是建立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前提。本文通过对政府间核心公共服务职责划分相关理论的梳理和OECD国家具体实践的考察,归纳出两点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一是权衡中央和地方各自的优势,在强调中央政府负有主要支出责任,以保障基本社会公平的同时,逐渐增加地方政府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发挥其信息优势。二是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基本财政体制下,通过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使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与财力相匹配,发挥转移支付的控制机能。

城市化:来自农民工群体的解读

中国的农民工并非一个高度同质性的单一利益群体,而更像是一个“潜在性”的大利益集团。相应的,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化存在着明显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认知态度及政策需求,也正是这种显著的差异性事实上将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区分成了三级四个“隐性”群体。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指出: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跳出“身份城市化”陷阱,对各种与二元户籍制度相联系的福利制度进行同步的改革跟进,否则,由此引发的其他政策并发症将会严重冲淡、甚至导致改革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再者,城市化必然会涉及到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在这一问题上,应避免先入为主的将农民工视为改革的天然阻力,恰恰相反,如果国家能够提供必要的政策供给,甚至大部分农民工可以成为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力。

社会稳定的增压阀:对居住隔离现象的政治社会学解读

居住隔离严重阻碍了社会群体间的良性互动,固化和放大了种族、阶层和贫富对立情绪,因此一直被视为健康推进城镇化乃至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加速,阶层和贫富分化的加剧,中国大中城市原有的各社会群体高度混居的居住格局逐渐消失,居住分异乃至隔离现象初现端倪,并由此引发和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显性化与刚性化、农民工等城市新移民的融入困境、中国式"准贫民窟"不断扩散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阶层关系、居住空间格局还是居民的心理接受程度,都具有推广多元混居的先天优势。鉴于此,应围绕推动多元混居这一基本目标,制定相应的治理与协调对策。

“控制—服务”:当代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应然导向

从政府职能在政府结构体系安排中的基础性地位这一现代政府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历史和比较分析,笔者归纳出了行政区划与政府职能的内在联系,即行政区划改革基本目标的确定,在根本上取决于政府职能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国家的具体定位。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归纳出了当代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应然导向,即"控制—服务"导向:一方面,对于省级政区的调整,应主要从适度发挥行政区划的控制机能、维护中央权威的角度加以审视;另一方面,对于省级以下各级政区的调整,则应更多地从统筹公共服务和降低施政成本的视角进行评判。

公共服务:行政区划调整中应予关注的一个基本变量

通过对二战以来西方典型国家行政区划调整的实践以及相关研究的归纳可以发现,合理的地方政府体系是发挥公共服务供给规模效益、降低服务和施政成本、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保障。在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宏观政策背景下,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职能重心已经开始逐步向公共服务转移。然而,由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再加上综合研究滞后所导致的认识欠缺,使得公共服务因素并未能在现阶段的行政区划调整中得到应有的体现和重视。

反哺模式的选择与现代化进程的“缓冲带”——当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相关政策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阶层分化过程。一方面,农业人口的比重大幅下降,但绝对数量仍很大。分化后依然极为庞大的农民数量,决定了财政直补模式不可能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较快增长,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主的间接反哺模式成为可行的策略选择。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又是很不彻底的,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从农民中分化出的阶层与母体并未彻底地割断和分离。这在产生一系列弊端的同时,亦在客观上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平稳推进留下一个意义重大的"缓冲带"。

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挑战与契机

面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中国地方机构改革实际上承载着双重使命:既要继续通过"管理补课"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也应适时借鉴典型国家的经验,逐步实现加强管理与提升服务的统一。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宏观政策背景下,机构改革的双重使命以及主导逻辑的变化,即由"组织逻辑"向"职能逻辑"的跨越,对地方政府无疑是一种挑战,但在客观上也为其发挥自身积极性,进行因地制宜的创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有利的外部环境。

略论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完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的推动作用

完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的关键之一,就在于通过统筹跨区域公共产品和服务,来发挥服务供给的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对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归纳可以发现,大都市区内的地方政府设置状况,特别是辖域和人口规模,与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效率、质量和均等化程度,都存在紧密的联系。中国目前已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大都市区化的趋势已经展露无疑,各种"大都市区病"随之纷纷出现。在此背景下,如果能够适时、适度运用行政区划手段改造地方政府体系,将会对构建完善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基本策略方面,应继续坚持和完善"单中心广域市制",避免陷入"巴尔干化"的泥潭。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演进中的基层政府定位

以家庭承包制的全面推行为界,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职能定位大体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基层政府所承担的职能首先是不断得到强化,并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顶峰;其后却又不断弱化,甚至完全退出供给体系。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中一个主要的制度原因,就是在家庭承包制这一农村基本制度层面的重要变革实施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却未能随之进行及时的制度变迁,而是基本上延续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制度外供给模式。直到税费改革完成,制度外供给模式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在原有公共服务体系已经解体、新体系却未能及时建立的情况下,当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定位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由个体与国家到团体与国家——乡村治理中农民利益表达形式的历史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结构中,由于农民没能形成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无法使国家明确感受到农民集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使国家政权往往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想当然的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进而造成了乡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村委会的过度行政化,而未成为预想中的村庄利益代言人;逐步减免农业税,为村委会的去行政化开辟了道路,但也同时可能造成乡镇政权唯上是从的官僚化倾向。因而,应扩大自治的空间范围,增加乡政中的民主因素,以制约乡镇政权的官僚化倾向。在此基础上,使村和乡镇组织真正成为农民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建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民主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