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纪行组诗

苏轼纪行组诗一百零六组,在文本形态、内容表现与风格特征三方面有显著的个人特色。这些组诗以记录行旅之间的单个事件为主,除纪行外,频繁叙及游览和社交。在宋诗重说理的风尚影响下,苏轼往往在纪行组诗中抒发一己之情感、阐发深刻的人生哲理。此外,他的纪行组诗不仅能突破传统纪行组诗对于诗人个体的关注,还能做到“情”“景”“事”“理”四者兼备,为唐宋纪行组诗的创作开辟新途。

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论《稼轩词》的写山艺术

宋代伟大词人辛弃疾经常咏及山,山是他恢复情结与归隐情结的寄托。他以山喻愁,以山为友,更以山为精神的家园和自我的象征。在他的笔下,山具有奇崛沉雄之气,奔腾飞动之势,灵秀雍容之韵。在中国词史上,辛稼轩是最擅长写山的词人,他本身就是一座巍巍屹立的大山。

宋代上梁文初探

上梁文是一种施用于建筑物"上梁"仪式的实用性文体。上梁文首见于北朝温子升,唐五代主要流行于敦煌民间民俗中,北宋前期,经王禹、杨亿等人改造,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章类型。早期上梁文大多具有模式化倾向,苏轼贬放惠州期间写作的《白鹤新居上梁文》,使上梁文的精神实质发生了重大转型。自此以后,上梁文的写作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倾向,成为南宋文人抒情写意、言志言趣的重要载体。

论蒋捷词的漂泊情怀及其文化意蕴

蒋捷是宋元易代之际的著名词人。蒋捷身经宋元易代之际的巨大动荡,不仅承受了因之而来的亡国破家的惨痛现实,而且长期处于漂泊流离之中。因此,漂泊意识,即对于漂泊流离之生存状态的深刻体验,对于家和对于国家、民族的无可归依,以及因时代巨变所导致的人生价值的失落和人生道路的无可归依,成为其所著《竹山词》中极为重要的主题。

花间词人李询词风的文化阐释

李王旬在“花间词人”中卓然名家。本文选取文化阐释的角度，认为李王旬作为在华之波斯人，深受汉文化和其波斯本土文化的双重影响，无论在人生经历、生活方式还是文化心理、文学创作上，都无法磨灭这种双重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李王旬词中，便是在题材取向、风格特色方面均有异于当时词坛之总体趣尚。李王旬词大致可划分为志风土词、渔隐词和艳情词三类，前两者风格明显不同于花间词总体风格，艳情词亦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花间词总体风格的疏离，这些都是可以找到双重文化因素影响的痕迹的，本文即由此展开。

张九龄岭南诗中的乡邦意识

张九龄是唐代岭南诗人之宗,他留传下来的200余首诗中,题咏或咏及岭南的诗篇将近50首。与唐代绝大多数岭南诗不同,张九龄的岭南诗流露出明确的"岭南"乡邦意识,在他的笔下,岭南不是蛮烟瘴雨,而是环境优美,山川明秀,风物宜人。透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把握张九龄对于岭南乡邦所抱有的完全不同于非粤籍诗人的特定感情。

论吴文英咏物词的隐喻性与象征性

吴文荚咏物词具有强烈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这两种特性的获得,植根于吴文英咏物词创作中所特有的一种心理机制,即将吟咏对象幻化为自己所思虑的对象。通过这种幻化,咏物词具有了隐喻性,吟咏对象亦具有了象征意义,作者之情事、感念借咏物传达出来。

梅溪咏物词论

史达祖(梅溪)是南宋中后期著名词人,其咏物词历来享有盛誉。解读史达祖全部咏物词可以发现,其咏物词以体物为主,与柳永、苏轼相近,而与周邦彦、姜夔貌同实异。从内容来看,其大多数咏物词没有太深刻的寄托,只有部分作品寄寓了较深刻的情志内涵,少数作品则具有富于理趣的特点。给梅溪咏物词带来声誉的是其“凝情观物式”的创作姿态及其精湛圆熟的表现技法。

唐代两篇《牡丹赋》与“甘露之变”

中唐时期,舒元舆和李德裕各自创作了一篇《牡丹赋》,然舒赋作年无考。笔者经过认真考察和分析,认为舒赋作于大和九年,早于李赋九年。舒、李二赋所流露出来的创作心态和所表达的主旨,皆与当时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有密切关系。

北宋洛阳牡丹“文化身份”的确立

北宋牡丹审美文化是唐代牡丹审美文化的延续,但其中明确的政治取向却是唐代罕有的。北宋牡丹文化及相应的审美玩赏活动与朝廷政治建立了紧密关联。作为唐五代北宋政治副中心的洛阳,延续了在中晚唐业已趋盛的牡丹审美玩赏风俗,成为北宋牡丹栽培与玩赏的中心。洛阳牡丹之所以能获得这种高识别度和高认同度的"文化身份",与北宋士大夫文人把牡丹审美玩赏活动作为一种稳定的、常态化的休闲娱乐和交往交流方式有密切关系。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群体热衷于记录、歌咏洛阳牡丹之盛,从而使牡丹获得了"洛阳花"的文化身份。此外,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洛阳牡丹对其他地区的牡丹栽培与审美玩赏产生了显著的辐射效应,这一影响进一步强化了洛阳牡丹的"文化身份"。

《伦敦竹枝词》作者张祖翼考

《伦敦竹枝词》是近代旅欧文人竹枝词中的最重要的一种。对于这部集子的作者,钱钟书先生曾考订其作者是张祖翼,创作时间约在光绪十二年(1886)。由于钱先生仅以脚注形式作简略考证,故没引起大多数研究者注意。且对于创作时间的推测也不太准确。今广泛查阅资料,确证该著的署名作者"局中门外汉"确为是晚清"上海四书家"之首张祖翼,创作时间则在光绪十三年(1887)秋至光绪十四年(1888)春。

唐宋词释"懒"——兼谈稼轩之"懒"

辛弃疾赋闲家居时期创作的词中,多次使用"懒"这一心理-情感意象。以唐宋词中的"懒"意象为 参照,唐宋词中的"懒"意象包含三个层面:其一,表现慵懒无聊的美人情态,心理基础在"怨";其二,表达逍遥 闲散的生活姿态,心理基础在"倦";其三,寄寓壮志难酬的孤愤情怀,心理基础在"愤"。其中前两类在唐宋词中 比较普遍,第三类则为稼轩所特有。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口多微辞，所学于师”解——兼谈宋玉对汉赋文体特点的影响

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登徒子指责宋玉"口多微辞",宋玉以"所学于师"回应。因"口多微辞,所学于师"并非宋玉与登徒子辩驳的重点,因而向为人所忽略。但仔细诵读此赋,再结合由屈原、宋玉及此后的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所构建的辞赋发展史,则"口多微辞,所学于师"实包含深意。即《登徒子好色赋》除辩"好色"外,本身包含带有讽谏意味的"微辞";宋玉从屈原的遭遇,感受到"直谏"的风险,因而有所避忌,在与楚王的问对中,选择另一种相对温和的"微辞"姿态。此种姿态对此后司马相如、扬雄等汉赋大家的创作以及汉赋欲讽反劝、劝百讽一的文体特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宫廷“赏花钓鱼宴”及其文学、政治意义

赏花钓鱼宴是北宋一项极具特色的宫廷礼仪制度,它由多种形式的宫廷礼仪、娱乐活动组合而成,是北宋君臣在太平之世“以天下之乐为乐”心理的反映,同时也是优遇臣僚(尤其是文臣)的具体表现。它通过赏花、钓鱼、宴饮、赋诗等一系列活动,拉近君臣距离,促进君臣交流,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论《竹山词》的遗民情绪

蒋捷是宋元易代之际的著名词人,亲历朝代更替,深切感受到国破家亡的惨痛。其词流露出强烈的遗民情绪,即大量抒写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与今昔之慨,表达义不仕元的决心,对于南宋灭亡的历史也进行了深刻反思。这些思想情感和主题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是宋元遗民的共同心曲。

一部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唐宋词史——评邓乔彬先生《唐宋词艺术发展史》

邓乔彬先生是当代著名古代文学及绘画艺术研究专家,在古代诗词及批评、诗画比较、文艺与文化关系、画论与绘画、二十世纪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等方面建树颇丰。《唐宋词艺术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是邓先生最新推出的一部全面观照唐宋词史的力作。该书密切关注词的艺术本体,分别从音乐文化、宫廷文化、进士文化、士大夫文化等多重角度探讨词的起源、词体生成及其艺术发展,理论体系周密;在论述分析唐宋词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大多数作家作品的过程中,斟酌古今,参以己意,所作评断皆的当精审;全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

论初唐咏物诗的创作风尚

初唐咏物诗创作风气颇盛。与六朝咏物诗相比,初唐咏物诗体现出如下新气象:宫廷咏物诗祛离了南朝宫体咏物诗的香艳气息;王绩、四杰、陈子昂、郭震等的咏物诗一定程度上回归了诗骚及汉魏以来的比兴传统;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遭到贬谪后创作的少量咏物之作,多触物生感,情志内涵有所拓展。

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初盛唐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

牡丹在唐代大规模进入人们的审美玩赏视野,是一件富有传奇色彩的宫廷文化事件。初盛唐时期,由于武则天、唐玄宗、杨贵妃等人的特殊审美兴趣,宫廷中形成了玩赏牡丹的风气,并体现出求新求奇、追求巨丽之美的审美趣味。在为数不多的初盛唐时期牡丹诗词中,因审美观赏及具体创作情境的不同,以及作者个体情怀的差异,已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向。上官婉儿、李白应制创作的牡丹诗词,一方面体现这种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又与宫廷政治有密切关联。与此同时,王维、天宝名公等创作的牡丹诗,则给牡丹审美文化注入了最早的一缕文人化气息。

北宋牡丹审美文化论

中国有着悠久的花卉审美文化,每一种重要花卉都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而牡丹文化精神的凝塑与基本定型,则延至宋元易代之际。北宋时期与政治关系密切的牡丹玩赏活动主要有贡花、万花会、赏花钓鱼宴、双头牡丹与两宫昭德之瑞。牡丹在社会治理,以及地方与中央、君与臣、帝与后的沟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俨然具有了象征地方之治、国势之盛、朝廷之谐的特殊意义。通过对北宋牡丹审美文化的历史考察,可以对我国古代的花卉审美文化进行更加有意义的探索,揭示花卉审美文化之中的文化意蕴与背后的深刻政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