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语文课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滚一身“文化味”——过常宝访谈录

何郁:首先感谢过老师接受采访。我知道您特别忙,身兼数职,在工作中尽量做到亲历亲为,在学术上尽量做到口诵心惟,这样一种性格,决定着您的身影总是忙碌的,也决定着您的探索永远不会停步。您不仅在大学这个层面,在古代诗文研究、在先秦典籍研究、在传统文化开掘方面卓有建树,事业如火如荼,而且这些年,随着您担纲统编本高中语文教材分册主编,给语文老师开讲座,为全国语文老师作培训,听课评课,身影出现在中学语文课堂上,而且还出现在《语文教学通讯》封面上,因此,全国许多语文老师都知道您的大名。

重构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源自孔子的经典教育,其功能是以文传道、以文化人、以文辅政、以文抒情,承担着建构、传递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责任。这一传统在近现代以来被人为中断,以“情绪性”“文艺性”为特征的纯文学观念代替了传统文学观念,致使传统文学功能萎缩,成为一门纯粹的知识性学科。学术界为了复兴传统文化,先后提出了建设国学、经学、中国古典学等主张和方案,但都与传统文化根基之学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应回归古代文学传统,以语言文字为前提,以经典文献为载体,以文化传承为目标,以文学审美为特色,形成一个主体突出、层次完整、相互支撑的自主知识体系;同时,对传统文学的话语资源进行清理、提炼,在意义域设定、论题设置、阐释策略、研究者主体性的建构等方面,继承创新,形成民族特色话语方式,将古代文学重构成为一门传统文化的根基之学。

革新语文观念,提升传统文化教学水平

高中语文课标将文化传承与理解作为语文四大核心素养之一,明确了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在传统文化教学的内容体系规划和话语方式建构方面,仍有进步的空间。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显示了较好的传统文化传承意识,鼓励学生进行文化探索,而课文编排和学习任务设计仍受传统语文观念影响,在文化内涵的呈现方面还可更加充分。建议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理解语文这一概念,以建构语文学科传统文化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为目标,以历史情境和文化任务为手段,对高中语文课标和统编高中语文教材进行优化,充分实现语文课培育人格、传承文化的时代使命。

古文教学如何传承传统文化——以义务教育阶段统编语文教材为例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文化自信”列为语文四大核心素养之首,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古文是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同样,离开传统文化这一维度,也很难讲好古文。教材编者和教师在关注古文所依赖的历史文化情境、知识符号体系、思维特点的同时,还必须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些重要特点,如价值多元、知行合一等,做到既尊重传统文化自身的逻辑,也重视古今文化差异,以文化话语代替文学或文章学话语,才能有效地提升古文教学水平,完善语文学科的内涵,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立言不朽”和春秋大夫阶层的文化自觉

春秋时期,有"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观念,一般认为,"三不朽"有价值高低的差别。但根据同一时期"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的铭礼,可知"三不朽"实际上表达了天子、诸侯、大夫三个阶层不同的价值追求,其形成有着历史的原因。从"称伐"到"立言"的转变,反映了大夫阶层已经取代天子和诸侯,成为社会舞台的主角。"立言"就是新的意识形态构建过程,它通过"有征"的形式和悠久的巫史传统相联系,并从中获得话语权。

论《庄子》“卮言”即“优语”

"卮言"是《庄子》的一种写作方式。学者认为"卮言"是对散漫无谓之言的比喻性说法,或是先秦饮酒礼中的祝酒辞。事实上,"卮言"即"扬觯之语",它的散漫嘲戏的特点,说明它是俳优在酒席上的语言表演,又称"优语"。"优语"的内容包括插科打诨、谜语、神怪故事和说唱等。"优语"因其娱乐性质而享有豁免的权利,俳优可以利用这一职业特权进行劝谏,因此,"优语"又是一种有所承担的话语形式。"优语"因其似有似无的姿态和充满了隐喻性的表达方式,而得到道家的认同。《庄子》大量采用了"优语"即卮言的形式,或模仿了它的表达方式。《庄子》自云"卮言日出",确非虚语。

“春秋笔法”与古代史官的话语权力

"春秋笔法"是春秋史官发展出的一种价值评判方式,并在《春秋》中得以丰富。其中,"常事不书"始指对四时常祀中的礼崩乐坏进行关注,后也指对所有违犯了礼仪精神或常规的社会现象进行关注,所载录者即为"异辞"。"隐而不书"是对整个事件或事件中部分因素的失载,是建立在职业史官的原始叙述之上的二次叙述。除了亲疏避讳的目的外,它实际上是将事件留在历史的阴影处,借此表达史官的臧否态度。"爵号名氏褒贬说"和"一字褒贬说"这两类笔法都是一种"异记",其功能如同载录灾异的"记异"。史官在天命的支持下,利用职业传统,构建起自己的话语权,并为后世儒家取法。

《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

《春秋》经、传各有自己的材料来源。古代史官通过“承告”和“传闻”两种方式获得信息 ,所谓“承告”是指别国史官的正式通报 ,构成官方史录 ,它遵守巫史传统的表达方式 ,所以隐约难懂 ;而所谓“传闻” ,则是史官私下交流的信息 ,其内容涉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等 ,以补充前者的不足。“承告”记载于正式的“典策” ,而“传闻”则记录于“简牍”。后者成为史官个人的或内部的文献。“传闻”和“承告”的内容相差很大 ,所以古人有“所见异辞 ,所闻异辞 ,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的话 ,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传闻”之史是《左传》的源头。

论先秦工匠的文化形象

上古时代,工匠是除巫职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专业阶层,它们在某些职事上与巫相同,都以规矩为符号,因此被认为有神秘性特点,有权谏诫君王。春秋战国时期,工匠的"艺事"又被视为"道"的体现。先秦史书中记载的工匠有垂、奚仲、傅说、匠庆等,他们艺事精湛,地位崇高,行谏诫之责。《墨子》指责公输班"重技轻义",显示了墨家对工匠超越性传统的坚持;《庄子》中的工匠多为得道者或谏诫者形象。这些工匠在谏诫时则往往以自己的技艺设喻,体现了"执艺事以谏"的特点。

“风”义流变考

《诗经》是具有宗教身份的瞽史于祭祀的季节在民间采集汇编而成的，因此《诗经》中的民歌与祭祀活动大有关联。而“风”在商代以后，它的语意演变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由神性的自然“凤”到“帝使”、“风后”，它这时是祭祀的对象；由于风向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又幻想出善于鸣叫的神鸟凤，而瞽师也模仿“八风”以作乐，这样“风”又和祭祀中的乐舞联系起来。“风”的一部分含义最终演变为祭祀歌舞。春秋之后，“风”意再度演变为教化。

《左传》虚饰与史官叙事的理性自觉

《左传》虚饰,包括杜撰情节、修饰人物语言、描写细节和场面,也包括史官对不同来源的材料的自由组合。这些载录中都包括了史官的想象、选择等主观性因素,是前所未有的。《左传》虚饰并非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追寻事件中的道德意义,符合当时的“实录”观念,是叙事理性化的一个必然阶段。史官对人物德性的重视、自我在场的道德实践以及立言之志等,都必然会导致虚饰的产生。《左传》是史官的“传闻”之史,它与“典策”文献相互支持,而《春秋》笔法对《左传》的虚饰有着直接的影响。此外,“传闻”之史较为自由的传播、载录方式,也为虚饰提供了条件。虚饰将巫史文化中的神秘审判,转变为现实社会的道义审判。

论先秦“四言”--以《左传》为中心

西周时,四言辞被用于祭祀占卜活动,成为周文化的典型标志之一,其代表文献是《诗经》及《周易》,四言也因此被赋予神圣话语的品格。到春秋时期,四言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基本可分为祭祀占卜之辞、礼仪之辞、教诫之辞、世俗之辞四类,它们共同享有礼乐文化传统。由政治、军事、社会交往等礼仪行为而产生的盟辞、命辞、吊辞、祷辞、誓辞、娱乐用辞等,都以四言为主;教诫是周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春秋时期,教诫和君子"立言"理想结合,围绕礼乐精神,形成谏诫、评论、对问三类四言辞;官民发表对于政治或社会的观点,也乐于采用四言的形式,促使四言世俗化。四言到战国时期才成为一种修辞手段。总之,先秦四言体现了礼乐文化传统,是一种有魅力的话语形态。

论《尚书》诰体的文化背景

《尚书》六体皆与宗教仪式有关。"诰"并非仅仅产生于册命仪式,它实际上是各类宗庙祭仪中主祭者假祖先之名义而发的训诫辞。周初主祭者具有神性身份,诰辞中的"王若曰"就是其具有神性特征的标志;而"小子"是宗庙祭仪中特有的称谓,也能说明主祭者处于祖神代言人的地位。周公是西周初期的宗教领袖,他凭借神性身份摄政称王,并利用宗教的形式进行政治文化变革,即神道设教。"诰"即周公在宗庙仪式中以祖先之名阐发礼乐政治思想而保存下来的文本。

如何体认和鉴赏古代文学作品

古代文学作品因其历史而在知识性、文学性、经典性等方面有其特性。中国古代作品的文学性内涵更为广泛,既包含各类社会思想的精神实践,也包含个体或集体的情感体验,还包含具有匠心和美感的文本形态。古代文学的经典性体现在人文精神、美学品质、创造性三个方面,是在交流、教育、欣赏、批评等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当代鉴赏者首先必须有丰厚的古典语文知识、历史意识、文学史知识。在继承和发展"知人论世"的鉴赏传统的同时,要以自己的心灵体认其精神内核,以现代话语阐释其超越性意义。鉴赏者还必须从历史的真实、逻辑的真实、情与意的真实三个维度,来维护阐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关于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建设的几点设想

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它主要是由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及相关的专题类选修课程构成，三者相互补充，大体上能够体现出中国古代的文学面貌和古代文学课程的体系性。

论上古动物图画及其相关文献

关于上古动物图画的最早记录是“铸鼎象物”。所谓“铸鼎象物”,就是在鼎上刻绘各类鬼神物怪形象,是一种宗教职业文献,巫师们凭此指导民众遵守禁忌,进行祭祀。此类描绘物怪的图画文献还有春秋时期楚左史倚相的《训典》、《八索》,以及战国时期绘在庙堂墙壁、丝帛、漆器等物品上的图像等。《山海经》的作者相传是益。益曾任虞职,执掌索祭“上下草木鸟兽”之神,而从《山海经》所述多为各地山川神灵物怪以及祸福和祭祀方法来看,其文依图而成,古人亦指出其与“九鼎”、“畏兽画”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山海经》是一部为巫师所用的“备百物,知神奸”的图画文献。

试论西周瞽史的谏诫职责

西周时期,瞽、史、祝、宗等宗教人员同时具有谏诫王侯的世俗职责,其谏诫的方式与其宗教技能有关。这一点体现了西周政治形态的特征。瞽史等由于知天命、通鬼神的文化背景,拥有了超越世俗的权力;周公依"神道设教"而预设的政治秩序,为瞽史训诫王侯保留了足够的依据和空间。

“春秋决狱”:汉儒话语权力的构成和实践

"春秋决狱",即依据《春秋》来审判案件,其实质是相信《春秋》作为万世之法,可以衡量一切社会行为。"春秋决狱"典型地显示了儒家话语的构成方式:它以经典文献为价值依据和话语资源,通过征引、史鉴、"微言大义"等方式逐渐扩张自己的话语权力,以求构建一个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体系。"春秋决狱"在此基础上,还运用了"原心"、"博贯"等方式,使公羊学阐释学变得更加自由和随意。汉儒的《春秋》阐释学由此带上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并走到了它的逻辑终点。

先秦寓言源流及其修辞功能

战国寓言并不是一种凭空兴起的新的文体,而是在前代"征引"和"立象尽意"两种经典话语方式上发展而来的。流俗故事和创作故事的引入,使得寓言有了自己的文体意义。《韩非子》中的《储说》、《说林》等篇,通过对"征引"或"立象"语言材料的整理、编辑,使得寓言的文体意义更加明显。寓言也因此以"小说"之名在先秦流传。《庄子》中的形象寓言追求启示性,表现为开放的多义性特点。而策士寓言则多经验性的故事,其修辞功能可概括为戏剧性和片面绝对性。它通过虚构等形式特征,剥夺听者的现实立场和对现实的理解能力,同时又以故事化、专题化等方式,将现实矛盾更集中更尖锐地呈现出来,从而得出片面而绝对的结论。战国时代鄙夷神性、德性而依赖世俗经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寓言的发达。

从诗和史的渊源看“赋诗言志”的文化内涵

“赋诗言志”是春秋外交仪式上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当时真正的职业性外交专家是行人 ,在传统上是由史官充任的 ,并有采集诗歌的职责。行人采集诗歌的目的是用于朝廷或其他正式场合的礼仪中。诗歌为巫史行人的职业性修养 ,“赋诗言志”正反映了这一文化背景。诗歌可用于仪式和谣占 ,被认为具有神秘启示性 ,所以 ,可以通过赋诗来观察个人的意志或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