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学诸概念的意义演变及其关系——以“宋学”“道学”“理学”为中心的考察

宋明儒学的名称概念可分为一般总称概念和特殊学派概念两类。一般总称概念中,宋学概念大体上经历了从中义(宋代义理之学)到狭义(与阳明学相对的朱子学)再到广义(与汉学相对的宋学、宋元明清义理之学)的意义演变;道学概念大体上经历了从广义(道统之学)到狭义(程朱道学)再到中义(宋明道学)的意义演变;理学概念大体上经历了从广义(义理之学)到中义(性理之学)再到狭义(程朱理学)的意义演变。特殊学派概念中,源自中国并传到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朱子学、阳明学概念经历了从狭义(朱学、王学)到中义(理学、心学)再到广义(东亚朱子学、东亚阳明学)的意义演变。此外还有隶属于上述学派概念的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等中国地域学派概念,以及朝鲜退溪学、日本崎门学等东亚近世儒学学派概念。从意义演变及其关系来看,这些宋明儒学与东亚儒学名称概念都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内涵,相互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涉关系,因此必须从历史脉络和思想体系出发对它们的意义和关系进行清晰界定。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试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宋明新儒家”概念之渊源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从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来看,早期“宋明新儒家(学)”概念是耶稣会士为批判程朱理学而创造的一个消极概念,旨在说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对先秦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与原始儒学不一致,强调儒学发展中的变异,并将宋明新儒学视为可与天主教共存的世俗教化思想。其后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耶稣会士转而强调儒学发展中的继承,将宋明新儒学视为一种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的宗教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对宋明新儒学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诠释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态度已经从排斥转向同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教策略从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兼论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之异同

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由其实质意义上的完成者全祖望所决定。经过全祖望的修补,在层次性质上,《宋元学案》由比较纯粹的宋元哲学史演变为宋元儒学思想史与文献资料汇编。在结构内容上,《宋元学案》的史学(史传)与学术谱系(家谱)色彩非常浓厚。在学案设置上,全祖望修定与次定的学案反映了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的共识,补定的学案反映了两人思想史观侧重点的分歧,补本的学案体现了全祖望对黄宗羲道学思想史体系的突破。全祖望设置学案的标准与黄宗羲在"黄氏原本"中注重思想流派与地域学术的立场相比有继承也有突破,在考虑学术脉络、地位及宗旨等纯学术因素的同时,也注重人品道德与政治事功等方面的因素。这体现了作为哲学史家的黄宗羲与作为史学家的全祖望在思想史观上的差异。

道统论的突破与《宋元学案》的思想史构建——兼论“宋初三先生”思想史地位的确立

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基于一本万殊的思想史观,在《宋元学案》中突破了《宋史·道学传》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道统思想史视域,主张废除"道学传"而统归"儒林传",体现了和会朱、陆、浙学等各派、重视自得创见的思想立场。基于此立场,黄氏父子高度评价并确立了"宋初三先生"作为宋学开山和道学先驱的思想史地位,为之设立学案并将其置于《宋元学案》的开端。全祖望基于人品与学问兼顾的史学家立场,只以胡瑗、孙复二人作为宋学开山,并进一步拓宽了黄氏父子道(道学)、儒(儒林)合一的思想史视域,兼容并包道、儒、文(文艺)等各派人物,从而填补了宋元儒学史上的诸多空白,完备了《宋元学案》中的思想史构建,体现了去短集长的会通思想史观。

海内外《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述评

目前海内外《文献通考·经籍考》相关研究主要指向成书背景的研究,版本、校勘及其相关研究,引书、辑佚及其相关研究,序文、解题、按语等内容的专题研究,一书重见与互著问题的研究,辑录体编纂体例的研究,分类、归类及其目录学价值的研究,史学思想的研究,各部类的专题研究等九个方面。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对《经籍考》的学术价值认识不够,文本挖掘与分析不够全面深入,学科壁垒导致结合哲学等专科学术的研究还很欠缺等,有待更深入地挖掘并展开相关研究。

海内外《宋元学案》研究述评与展望

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关于《宋元学案》的研究成果包括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文献学的研究,主要探讨《宋元学案》的成书过程、内容校勘、编纂体例、文献价值及其渊源与定位等方面。其次是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是论述其中宋元儒学思想史的脉络与建构,以及学者的学术评价与思想史地位,包括整体分析、个案分析、学案表及其师承关系的研究、思想史构建及地域特色的分析等方面。最后是哲学阐释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哲学概念与学术论争,探讨编纂者在阐释和评论学者的哲学思想时所持的学术观点与立场。由于《宋元学案》的内容与性质伴随其成书过程大致经历了由哲学史到思想史直至文献汇编的变化,因此对于《宋元学案》的研究应将上述三条径路结合起来方才完备。

翻译、流传与阐发——冯友兰与“Neo-Confucian(ism)”概念

冯友兰在留美期间(1920—1923)吸收了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最早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指出宋明新儒学受佛道影响在本体工夫论上与先秦儒家不同,但在人生观上一致。随后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也阐发了“新儒家(学)”概念,从而使其成为流行的学术名词。虽然由于构建中国哲学史概念体系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文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道学”概念。但卜德又将冯友兰论著中的“道学”翻译为“Neo-Confucian(ism)”,从而促进了其在学术界的传播。随后以狄百瑞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致力于阐发宋明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概念在海内外的普及。

宋代湖湘学派的发展脉络及思想阐释——以《宋元学案》为中心的考察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和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基于儒佛的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黄宗羲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三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

中日关于周敦颐《太极图说》阐释的比较研究

在宇宙本体论阐释上,朱熹以太极为理,黄宗羲以太极为元气。伊藤仁斋以无极为理,以太极为元气,表明周敦颐的太极说处于汉唐的太极元气说与宋代的太极理本论间的过渡阶段。在修养工夫论阐释上,伊藤仁斋批判朱熹的理性论及其以四德强解中正仁义的失误,指出朱熹隐盖无欲说的异端本质,同时也不符合孟子的寡欲说,并依据先秦儒学否定了宋儒基于体用论观点的主静说。黄宗羲则认为中正仁义是指性情发而中节,并依据理欲一元论解释了周敦颐的无欲说,以循理为静与不妄动说解释了主静说。总之,朱熹的《太极图说》阐释可称为反汉唐古训的理学阐释路径,黄宗羲的阐释可称为反朱学的心学阐释路径,伊藤仁斋的阐释可称为复古反宋学的古学阐释路径。

艾儒略《性学觕述》与耶儒魂性会通

艾儒略在《性学觕述》中基于其形式因与质料因、灵魂与肉体二元结合的内部构成说,将儒学中天所赋予的性与天主教中天主所赋予的魂会通起来,进而以天主赋性、灵魂救赎论批判了儒家思想中的性气、灵肉一元论,万物一体的目的论,以及乾坤父母说的生成论。艾儒略通过阐释会通不同宗教、学说中核心范畴、概念的方式将儒释道三教的人性论纳入到天主教灵魂肉体说的框架中,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西思想在人性论上的分歧,但却揭示了其结构上的共通性。

论黄宗羲《破邪论》及其与利玛窦思想之比较——以魂魄、轮回、祭祀为中心

黄宗羲从气本论的宇宙本体论及注重经世致用与道德教化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同时回归先秦儒学原典,批判了道教魂魄说及中医的魂魄五行相配说,从气本论出发区分人性与物性,批判了程朱的性即理说及佛教地狱轮回说,并对祭祀及圣贤灵魂不朽给予理性解释,在批判朱熹魂气感格说的同时维护了儒家人文信仰。利玛窦基于天主赋魂说与天堂地狱赏罚论,批判了儒家基于气化论的魂灭说、佛教轮回说,并给予儒家祭祀以非宗教性的解释。双方在魂魄的根源及本质、灵魂是否散灭、地狱有无的认识上对立,在对程朱理学与佛教轮回说的批判及祭祀的世俗功能认识上基本一致,体现了主流儒家学者基于自身立场对利玛窦倡导的适应中国国情传教策略的批判性回应。

“事功本于仁义,仁义达之事功”--《宋元学案》视域下的浙东事功学派源流及其评价

《宋元学案》编纂者明确了永嘉学派分两个支流,源头都是二程洛学,一支以叶适为代表,一支以薛季宣、陈傅良为代表。黄宗羲肯定了永嘉之学倡导经世致用是为了纠正道学末流的空疏弊病,同时指出事功之学的流弊有陷入刑名之学的危险。全祖望指出永嘉之学虽以礼乐制度为主而追求体现于事功之中,但也兼顾主敬涵养,至叶适将内圣道德作为外王事功之根本,从而修正了薛季宣、陈傅良等重事功轻内圣的偏向。黄宗羲从道德与事功并重的立场出发,调和了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全祖望以陈亮晚年迎合光宗博取功名为例对其之人品节操提出非议。对于永嘉学派的同调唐仲友,全祖望肯定其经制之学的学术地位,并认为朱熹、唐仲友的交恶应该平摊责任。

论谢良佐的学术地位及其哲学思想——以《宋元学案》为中心的考察

在思想史上,黄宗羲推许谢良佐为程门弟子之首,反对以湖湘学派与道南学派的发展盛衰来评价其开创者谢、杨的学术地位。在为人处世上,黄宗羲欣赏谢良佐的刚毅果敢,对杨时的软弱无能颇有微词。在哲学思想上,朱熹和黄宗羲对谢良佐的看法存在差异:首先朱熹批评谢良佐的下学之中包含有上达意思的观点扰乱了先下学而后上达的学问次序,主张道器、体用二元论,而黄宗羲指出谢良佐继承的是程颢的道器、体用合一论;其次朱熹批评谢良佐以形下事物的知觉为仁,强调仁是对于形上之理的知觉,而黄宗羲指出理不外于知觉,两者是合一的;最后朱熹批评谢良佐将体认天理置于主敬之前,而黄宗羲指出谢良佐继承了程颢的思想,从体认天理入手而以诚敬工夫存养之,自然实现本体与工夫合一。

《文献通考·经籍考》编纂体例与辑录文献

《文献通考·经籍考》辑录文献的编纂体例包括将来自某人或某书中的不同文献段落合并到一条解题中的"多条合并",合并不同书目及其解题的"数书一录",以及辑录合并书目时的"省并解题"。考虑这些情况后统计确定《经籍考》全文共辑录有6074条文献,来自大约140个不同出处,并以宋代学者及其著作为主体,分布在总叙、小序、小计及解题中。《经籍考》辑录的文献中虽有70%的条目出自《直斋书录解题》与《郡斋读书志》,但只占全书约48%的篇幅。其他138家只占总条数的30%,却占了全书约52%的篇幅。分析可知,马端临所辑录的诸家文献在部类中的分布基本与其学术专长相符,反映了他对诸家学术文献的准确把握与精心编纂,从而提高了《经籍考》的学术价值。

从《宋元学案》看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影响——以党禁与杂学为中心

全祖望通过为关系到两宋的治乱兴亡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党禁与庆元党禁设立学案,反映了宋代儒学与政治间的互动影响及其兴衰历程,并通过考证《元党人碑》确定了元党人的范围。王梓材考察了宋末反道学的学者周密对于道学流派,以及对假道学、道学与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丰富了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认识。全祖望为作为北宋后期开始直至南宋初期的官学并与洛学相对立的王安石新学,被朱熹视为杂学的三苏蜀学,以及宋元过渡期间被视作王、苏两派之余波的以李纯甫、赵秉文为代表的金朝儒学设置学案,肯定了道学的反对派新学与蜀学的思想史地位,阐明了王安石经学的学术价值,进而从正统立场出发批判了金代儒学代表人物李纯甫与赵秉文的三教合一论。

论《太极图说》哲学诠释的三条路径——以朱熹、黄宗羲、伊藤仁斋为代表

在宇宙本体论诠释上,朱熹以太极为理,黄宗羲以太极为元气,伊藤仁斋以无极为理,以太极为元气,表明周敦颐的太极说处于汉唐的太极元气说与宋代的太极理本论间的过渡阶段。在修养工夫论诠释上,仁斋父子批判了朱熹的理性论及其以四德强解中正仁义的失误,指出朱熹隐盖无欲说的异端本质,同时也不符合孟子的寡欲说,并依据先秦儒学否定了宋儒基于体用论观点的主静说。黄宗羲则认为中正仁义是指性情发而中节,并依据理欲一元论解释了周敦颐的无欲说,进而以循理为静与不妄动说解释了主静。总之,朱熹对《太极图说》的诠释可称为反汉唐古训的理学诠释路径,黄宗羲的诠释可称为反朱学的心学诠释路径,伊藤仁斋的诠释可称为复古反宋学的朴学诠释路径。

高校人文通识课的教育理念与教学实践——以武汉大学“《四书》导读”课程为案例

高校人文通识课教育在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促进德性与知性的协调发展,培养学生的道德自律与情感诉求诸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武汉大学开设了"《四书》导读"精品通识课。在教学目的上,该课程介绍了研读经典的基本方法,激发学生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并系统阐发了《四书》的义理框架及其基本观念。在教学方法上一方面发挥教师的指导与示范作用,一方面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强调知行合一。在教材及其学习上强调兼顾专业性与通俗性,打好基础,循序渐进。在考核方式上采取基于原典文本的经典诠释方式,强调活学活用,提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宋元学案》对东莱吕氏家学的评价——以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为中心

编纂者在《宋元学案》中详细记载了宋元儒学世家的源流谱系及其学术思想,体现了《宋元学案》的思想史与家谱色彩。其中传承中原文献之学的东莱吕氏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儒学世家,从吕公著开始共计有7代22人收录在《宋元学案》中。吕学以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3人为代表。其师承关系也是全书学者中最为复杂的,体现了吕氏家学不主一门、转益多师的兼容并包学风。编纂者指出吕希哲为学不名一师、思想博杂且浸染禅学,但垂范后世的思想还是儒学,而吕本中继承吕希哲"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学问宗旨并夹杂禅学,进而澄清了婺学创始人吕祖谦作为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宗师的思想史地位,指出婺学传承了长达400年的中原文献之学,并直接开启了明代儒学。

论《宋元学案》中全祖望的案语及其学术价值——兼论宋元儒学思想史的建构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的案语主要致力于学术源流、师承关系、事迹史实及乡邦文献诸方面的探讨。全祖望在序录中建构了完整的宋元儒学思想史体系,并且探讨了思想与政治文化等客观环境间的互动影响关系,贯穿着推崇学术创见,道德与学问并重,以及兼容并包的开放思想史观。在师承关系的考察上,全祖望基于兼顾史实与思想传承的立场,在承认客观师承关系的同时,又认为不能夸大其在学者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史学考证上,全祖望坚持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并继承了黄宗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扩展了史料的范围。在乡邦文献的阐发上,全祖望致力于表彰浙东先贤的学术思想,发掘了大量宋元时期的乡邦文献,从而填补了思想史上的诸多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