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疗国际共识》解读

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LC-COPD)是一种常见的共病组合。两者相互作用给临床诊疗带来了巨大挑战。《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疗国际共识》(以下简称该共识)对LC-COPD共同发病机制、诊疗总策略及临床治疗策略方面提出17项专家共识。该共识强调“共病兼治”、“癌肺同治”;同时,应高度重视肺癌与COPD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及不良反应的监测。本文通过对该共识进行简要解读,以期为LC-COPD的临床管理提供参考。

老年重症肿瘤的诊疗策略

重症肿瘤不是指终末期肿瘤,而是指因各种急、慢性合并疾病或肿瘤本身原因或治疗不良事件所导致的患者体力状况(PS)评分阶段性地处于2~4分,但是存在极大可能性通过动态精准检测,结合现有生命支持技术和肿瘤治疗手段协同处理后,得到生存获益和(或)PS评分改善的肿瘤患者。老年肿瘤患者常合并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治疗耐受性较差,依从性不佳,且其治疗方案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更易发展为重症肿瘤。老年重症肿瘤的管理基于3种基本诊疗技术:动态精准检测、强大的生命支持技术和巧妙应用现阶段抗肿瘤治疗手段。具体临床实践中,应该针对不同瘤种特点采用以下灵活、个体化的诊疗策略,包括“癌病同治”“基于PS评分的抗肿瘤药物升降级”“动态精准检测”“巧妙联合、增效减毒”“全局观”“老年用药,安全优先”和“多学科参与,个体化、综合化治疗”等。该文介绍老年重症肿瘤概念和管理理念,旨在提高其识别率,为临床实践提供可行的指导。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后胸壁结核1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患者女性,80岁,因咯血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既往无肝炎、结核病史。胸部CT显示右中上肺中央型病灶并阻塞性炎症、肺不张,右肺门、纵隔淋巴结转移(图1A),进一步行PET-CT检查提示右中上叶分叶肿块,代谢增高,考虑中央型肺癌,病灶阻塞右上叶前段支气管伴远端阻塞性肺炎;左上肺尖后段结节,考虑转移;右肺门、双侧纵隔淋巴结增大,代谢增高。

双免疫联合治疗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一线应用

近年来,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protein-1, 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抑制剂单药、PD-1抑制剂联合化疗日益广泛地用于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一线治疗,但PD-L1低表达的患者治疗反应和生存获益有限,现有治疗方案尚不能完全满足真实世界患者的临床需求。因此,研究者们仍在探索新的有效或者高效的治疗方案,以求进一步提高NSCLC不同人群的疗效和生存预后。双免疫联合治疗,如PD-1抑制剂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ssociated antigen-4,CTLA-4)抑制剂联合在多种肿瘤中均显示出可观的长期生存获益,在NSCLC中亦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除探索不同的新兴联合方案外,如何通过生物标志物准确识别最佳获益人群、如何通过多学科协作有效管理联合方案的安全性,也是双免疫联合治疗受关注的重点。本文就双免疫联合治疗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疗效预测标志物及未来探索方向等作一综述。

中国肺癌患者真实世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流行病学分析

背景和目的:临床研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heckpoint inhibitor-related pneumonitis,CIP)在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和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1,PD-L1)抑制剂引起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致死原因中排第一位,而真实世界CIP的流行病学情况缺乏大宗人群研究报道。本研究旨在了解中国真实世界中肺癌免疫治疗的CIP发病率,并进一步总结其特征、治疗现状和转归。方法:回顾并收集2019年1月—2021年9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首诊肺癌且接受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治疗的患者基本临床信息,以及CIP患者肺炎的发生时间、等级、治疗方案和转归。总结CIP在研究队列以及各亚组CIP的发病率、发病特点、危险因素以及CIP患者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临床现状以及转归。结果:共纳入2031例免疫治疗患者,CIP发生率为7.2%(147/2031),重症率为2.6%(52/2031),致死率为0.4%(9/2031)。其中CIP人群中重症率为35.4%(52/147),死亡率为6.1%(9/147)。与非CIP患者相比,CIP多见于男性、老年(>65岁)、联合治疗、晚期二线免疫治疗的患者。在各亚组CIP发病率的对比中,男性、老年(>65岁)、鳞癌、联合治疗、抗PD-1单抗组、晚期一线及二线治疗的患者发病率更高。真实世界CIP的中位发病时间为免疫治疗后148 d,具有双高峰的特点,即免疫治疗后60~90 d及150~210 d是发病的双高峰时间段。CIP发病还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秋冬季高发。治疗的患者均使用了糖皮质激素作为一线治疗;本研究中CIP的免疫抑制治疗率为76.2%,治疗后97.9%轻症CIP患者能预后良好,81.2%重症患者能在治疗后有较好的预后,有17.3%重症患者因CIP死亡。结论:真实世界肺癌患者免疫治疗时总人群CIP发生率为7.2%,重症率为2.6%,致死率为0.4%;其中CIP人群重症率为35.4%,死亡率为6.1%。CIP中位发病时间有双高峰特点,且秋冬季高发;男性、老年、鳞癌、联合治疗、抗PD-1单抗组、晚期一线及二线治疗的患者CIP发病率较高。大部分CIP患者经过免疫抑制治疗后转归良好。

晚期重症肺癌抗肿瘤药物治疗

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很高。在肺癌患者的全程管理过程中,30%~50%患者的体力活动状态评分虽然处于2~4分,但却具有极大的诊疗价值。近年来,关于重症肺癌的概念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2021年《重症肺癌国际共识(第一版)》正式发表,提出了对于重症肺癌患者的诊疗策略。然而,目前关于晚期重症肺癌诊疗的循证医学证据仍然不足。本文将探讨晚期重症肺癌抗肿瘤药物治疗的相关内容,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双免疫治疗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效果和安全性分析

目的探讨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驱动基因和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双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的61例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情况,将患者分为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组。每月随访1次,随访截至2023年10月1日。应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评价疗效,不良反应评价参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制定的通用不良反应术语标准。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PFS的影响因素。结果61例NSCLC患者中,男49例(80.3%);年龄23~88(65.3±7.4)岁;TNM分期为ⅢC期14例(23.0%),Ⅳ期47例(77.0%);非一线治疗40例(65.6%)。客观缓解率为24.6%(15/61),疾病控制率为52.5%(32/61)。6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7.8个月,中位PFS为6.0个月(95%CI:5.5~6.4个月),中位OS为17.0个月(95%CI:14.8~19.2个月)。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的中位PF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7.0个月(95%CI:6.0~7.9个月)比4.0个月(95%CI:3.3~4.6个月),P<0.001];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中位O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19.0个月(95%CI:18.1~19.9个月)比13.0个月(95%CI:10.8~15.1个月),P<0.001]。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肿瘤远处转移(HR=1.414,95%CI:1.253~1.725)、非一线双免疫疗法(HR=1.412,95%CI:1.184~1.652)、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HR=1.328,95%CI:1.151~1.546)是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HR=0.917,95%CI:0.823~0.984)是PFS的保护因素。发生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41例(67.2%),其中3~4级不良反应21例(32.8%),停药8例(13.1%),无死亡病例。结论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疗法可作为晚期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治疗选择。肿瘤远处转移、非一线双免疗法、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是影响患者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是影响患者PFS的保护因素。

真实世界肺癌免疫治疗的有关问题和思考

近年来,免疫治疗研究在肺癌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能显著改善肺癌患者的总生存期,且耐受性良好。然而临床研究入组人群具有高度选择性,并不能完全代表真实世界人群。真实世界免疫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是否与临床研究的一致,何时应用,选择单药还是联合治疗,老年、PS≥2分、自身免疫疾病、使用激素、脑转移等特殊人群的应用,以及疗效标志物的选择,疗效评估标准,不良反应的管理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本文通过真实世界数据与临床研究的比较,对真实世界免疫治疗存在问题进行初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