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产权实践下华侨主体性变迁与侨乡地方性重构研究——以福建晋江梧林村为例

侨乡是海外华侨的祖籍地和精神家园,揭示其旅游开发前后华侨主体性与地方性变化的过程对于促进海外华侨的民族凝聚力及祖籍地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福建省晋江市梧林侨乡为例,基于“制度-行动-地方”的分析框架,刻画了旅游产权实践下海外华侨主体性变迁与侨乡地方性重构的过程与形成机制。1)旅游开发前后,海外华侨主体性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经济投入的积极性、情感投入的主动性和文化联结的自觉性转变为经济参与意愿降低、身份自主意识消解和文化建设能力流失。2)侨宅产权对海外华侨主体性的发挥具有价值理性规制和情感隐性调节作用。旅游开发推动侨宅产权关系发生变革,在血缘伦理型流转转变为市场商业型流转的过程中,产权结构中的权力不均衡分布最终导致了差异性的地方主体实践,旅游产权变革是解释侨乡旅游实践中华侨主体性变迁的底层逻辑。3)旅游开发前后侨乡地方性重构是海外华侨与侨眷的互动实践转向不协调的多元主体实践的结果,导致地方性重构呈现“去地方化”趋势。该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对移民空间实践与地方协商中人地关系动态演化规律的认识,也为侨乡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护提供了实践启示。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响下旅游企业韧性:进阶机理与复苏路径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全球性暴发对敏感性和脆弱性的旅游业产生剧烈冲击,如何在疫情下整合资源、化解危机,实现企业韧性的持续演化升级成为旅游业响应并适应外部环境冲击的关键要素。以资源编排理论为解释框架,刻画和揭示我国旅游企业韧性进阶机理,并提出旅游企业韧性的复苏路径。研究发现:疫情影响下,旅游企业通过“动态环境唤醒资源整合→资源整合触发动态能力→动态能力指导资源行动→资源行动实现韧性优势”的动态循环过程依次实现了韧性的激活、恢复与突破。每一阶段的资源整合既是本阶段资源行动的基础,又受上一阶段的资源行动的反哺,如此循环演化,在与动态环境的交互过程中构成了企业韧性的进阶路径,使得旅游企业实现了疫情中恢复反弹,并借助疫情压力完成转型与升级。基于旅游企业韧性进阶机理,从政府、行业、市场、企业和员工5个维度提出旅游企业韧性的复苏路径。

旅游开发影响下侨乡社区空间的生产与机制——以福建晋江梧林社区为例

侨乡旅游社区空间是海外华侨华人重要的旅游载体,其空间生产、演变与重构对于增强华侨华人地方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以福建晋江梧林侨乡社区为案例地,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试图揭示旅游开发影响下侨乡社区空间的生产过程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开发前后,梧林社区空间经历着复杂的演化过程,物质空间呈现“外洋内中”的空间布局,社会空间演化具有跨国联系的典型特征,文化空间上,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作为其演化的内核;(2)旅游开发介入下,侨乡物质空间呈现符号化,社会空间上以血缘、亲缘为核心的内部社会关系逐渐疏离、华侨与侨眷的情感联系日趋衰微,文化空间呈现家国文化展演、传统与新兴文化的融合并存等变化;(3)根文化与荣耀思想影响下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的互动生产建构了独具地方性的侨乡空间,旅游开发影响下以政府为代表的权力话语主体对空间生产的主导,以旅游开发商为代表的资本话语主体基于利益的追逐而表现对游客的迎合和与政府的合作、当地居民自下而上的认同与顺应、海外华侨“在场”与游客空间想象等结构性力量共同构成了侨乡社区空间生产的核心机制。

出境旅游安全救援中华侨华人作用研究——以赴泰旅游为例

面对日益频发的出境旅游突发事件,如何借助华侨华人力量实现有效的应急治理已成为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文章以泰国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事故救援参与主体的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在应急响应、救援处置和善后恢复阶段,以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为代表的驻地领事馆是救援的核心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华侨华人志愿者、泰国华侨华人社团作为积极响应者和参与者,发挥重要协助作用;(2)通过核心-边缘模型分析显示,在应急响应、救援处置和善后恢复阶段,泰国华侨华人社团、华侨华人志愿者等组织均处于核心位置,作为积极协助者和参与者,尽最大能力争取资源参与救援,在维护中国游客在泰国的旅游安全利益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建议,继续增强驻地领事馆在突发事件的信息预警、应急响应、紧急救援和善后处置能力,倡导建立境外旅游安全救援联盟,促进华侨华人自愿维护境外同胞安全利益。

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是旅游安全关注的一个典型表现和测量手段,是旅游安全意识水平的一个反映。基于百度指数,获取2009—2013年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31个地区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数据,采用变差系数(CV)、赫芬达尔系数(H)、首位度(P)、地理集中指数(G)、季节性集中指数(S)5个指标,分析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差异特征,研究发现:(1)全国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呈增长趋势,且存在季节性差异,相对于旅游高峰期具有明显的"前兆效应";(2)各地区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季节性差异凸显,广东、山东、北京、浙江、福建、江苏、河南、河北的位序较靠前,各地区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集聚程度低,关注较为分散;(3)三大区域间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差异显著,且整体上差异缓慢减少,集聚程度在增加,首位度起伏明显;(4)三大区域内时空差异呈减少态势,关注较为分散,首位度比较稳定。进一步分析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网络发达程度、突发事件数量和社会人口统计特征(文化程度和年龄结构)等差异影响了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差异。

“驴友”旅游安全事故成因机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范式的质性分析

本文通过网络访谈和案例搜集数据资料,采用扎根理论范式的质性分析方法,借助Nvivo8.0软件对原始资料进行信息整理、数据编码,最后归纳提取4个核心范畴,即影响"驴友"旅游安全的4个维度影响因素类属:个人因素、机械(设备)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进而以"驴友"旅游的整个过程为主线,结合各阶段的事故诱发因子,深入剖析了"驴友"在旅游准备阶段、旅游体验阶段、事故发生及救援阶段的安全事故的形成机理;同时,基于"驴友"的安全认知和安全意识,以及"驴友"旅游过程中的安全行为,将"驴友"细分成谨慎型、大众平衡型、冒险型三种类型。

旅游景区安全评价模型及实证研究

为评价旅游景区安全状况,防范事故发生、减少损失,提出针对性措施。通过对旅游景区安全系统进行分析,提出由核心、辅助和保障3个子系统构建的旅游景区安全评价模型。同时,采用层次分析法,以江西婺源县10个景区为例,进行安全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婺源县10个景区均是较为安全的旅游景区,安全综合评价排序与实际状况相吻合。旅游景区安全评价方法用于旅游景区的定量安全评价,为安全管理、安全对策制定提供参考。

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福建泉州为例

安全感是旅游目的地安全状况的"晴雨表",是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最基本需求。文章通过文献回顾、案例分析和在线网络点评数据挖掘,归纳出游客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同时通过对来泉州游客的问卷调查,采用因子分析,提取出游客安全感的5个影响公因子:治安状况、旅游环境、服务内容、地域文化和感知信息。为进一步研究游客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对游客的影响程度,采用K-means均值快速聚类法,将游客划分为平衡型、谨慎型和冒险型3类;采用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游客安全感的5个公因子与安全期望的相关关系,其中,感知信息、旅游环境、治安状况、服务内容4个公因子与游客安全期望成正向影响,地域文化与游客的安全期望成负相关。

游客安全感的影响要素、形成机理及提升策略研究

安全感是旅游目的地安全状况的"晴雨表",是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最基本需求。本文在对游客安全感的概念进行界定、游客安全感重要性和研究意义进行阐述,以及游客安全感的影响要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安全感的认知过程和形成机理,并据此提出旅游目的地提升和强化游客安全感的"四位一体"策略,即培育理性的游客、营造安全的旅游环境、运用现代的安全技术和选择科学的传播渠道。

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形成机理实证研究

游客安全感是反映旅游目的地安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最基本的需求。文章在阐述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概念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游客安全感的影响因素,进而探讨了游客安全感的形成过程,构建了游客安全感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服务内容、地域文化、旅游环境、安全信息、治安状况是游客安全认知评价的5个公因子;(2)采用多元统计的逐步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安全认知评价与5个公因子等之间的关系假设成立;(3)使用山岳型、滨海型、乡村型综合样本数据对游客安全感形成机理模型进行了拟合检验,模型拟合较好。

合作网络视角下社区旅游安全公共治理研究--以崇武古城为例

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崇武古城社区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参与主体的网络结构特征、组织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救援过程所扮演的角色和公共治理特征。主要结论有:(1)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共涉及18个组织参与施救。(2)惠安崇武边防派出所的点度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均较大,与其他节点的直接联系最为紧密,具有较强控制资源的能力。附近游客、景区工作人员、景区管理处、崇武医院、记者等节点中心也较强。(3)"惠安崇武边防派出所"的值最大,其在网络中的非冗余因素最多;惠安崇武边防派出所限制度值最小,在网络中占据的结构洞最多,充当较多成员之间的中介。惠安崇武边防派出所、游客处于合作网络的核心位置。(4)旅游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处置救援和善后恢复三个阶段,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各自任务不同,公共治理组织的角色也是变化的。

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综合评价及实证研究

对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系统进行分析,提出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系统由生态(天)、行为(人)和保障机制(机)三大子系统构成。为更深入了解三大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借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评价的PSR模型,阐述了生态、行为与保障子系统之间的作用机理。以此为基础,构建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指数单因子评价和熵权法对江西婺源县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安全评价,结果显示:综合评价指数为0.866,位于旅游资源安全的警戒线之上,安全线之下,即黄线范围,表明婺源县旅游资源存在被破坏的趋势,需采取措施,加强保护。

基于突变理论的目的地旅游安全评价研究

目的：地各种旅游突发事件频发，旅游安全的不确定性愈发凸显，旅游安全评价是目的地旅游安全与应急管理的当务之急。依据目的地旅游安全系统的概念及结构，目的地旅游安全系统包括三个子系统，即核心子系统、辅助子系统和保障子系统，并以此构建了目的地旅游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应用突变理论模型评价方法，对2005～2011年上海市旅游安全度进行测定和判断。结果显示：上海市旅游安全度总体呈上升趋势波动，基本都处于安全区，存在潜在风险。科学合理的旅游安全评价为目的地旅游风险预警、风险防范及规避提供参考。

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测评模型的普适性研究——来自三类旅游目的地的经验证据

安全感是旅游目的地安全状况的"晴雨表",是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最基本的需求。文章在分析、归纳总结相关文献和理论推理的基础上,阐述了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的概念、形成机理,并基于奥利沃的期望差异理论,构建了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测评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拟合检验,结果表明:使用多元统计学软件SPSS18.0,采用因子分析,萃取公因子,并使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提取了游客安全期望、安全感知、安全认知评价5个维度公因子,即治安状况、旅游环境、服务内容、地域文化和安全信息。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提取的游客安全感影响因素的安全期望、安全感知、安全认知评价的公因子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统计的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得到的路径系数对游客安全感测评模型进行了拟合。在拟合检验过程中,使用山岳型、滨海型、乡村型组成的综合样本数据对游客安全感模型进行拟合检验,一致发现模型拟合较好,因此可以认为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测评模型具有普遍适用性。

意识与应景:中国旅游安全政策演进特征研究

文章对1916件旅游安全政策文件采用政策量化分析视角,从我国旅游安全政策的总量、结构与内容,以及旅游安全政策设定的主体部门等方面对旅游安全政策的历史演进特征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有:(1)从中国旅游安全政策结构分布情况来看,国家层面对旅游安全制度规章、重要时段预警政策、旅游安全生产与检查、旅游安全监管和整顿、旅游应急预案、旅游应急恢复和旅游保险等旅游安全相关政策制定较多,是我国旅游安全政策重点关注领域。地方政府制定的旅游安全相关政策与国家层面的一致,关注的重点领域相同。(2)旅游安全政策结构的阶段性演进特征体现在:旅游安全意识进步;旅游安全政策伴随旅游安全事故协同演进;旅游安全政策的颁布与旅游的季节性特征相耦合等。(3)中国旅游安全政策内容的演进特征:旅游安全政策始终与旅游发展的阶段保持一致;地方政府旅游安全政策以国家旅游安全政策为蓝本,地方旅游安全差异性尚未突出;旅游安全政策以侧重旅游安全救援为主向旅游安全风险监测与预警导向转变。(4)现有旅游安全政策的制定部门共15个,主要是由国务院和国家旅游局为主导部门发布。总体而言,旅游安全意识逐渐提高,旅游安全政策始终与旅游业发展相随,且应需而生。旅游安全事件的频发使旅游安全得到广泛关注,推动了我国旅游安全政策的演化升级。

中国旅游强县规模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采用变差系数、基尼系数、首位度、赫芬达尔系数和位序规模理论,从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两方面对2003-2011年中国17个旅游强县规模发展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旅游强县旅游接待总人数相对差异减少,总体均衡;旅游综合收入起伏明显,呈波浪型变化,但相对差异较小,彼此竞争激烈。17个旅游强县旅游规模都在不断上升,但首位分布不是非常明显,差异不大,保持接近状态。旅游强县的总收入规模位序变化呈现稳定、波动、跨跃三种发展类型。研究得出:旅游规模差异和规模位序分布是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旅游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是先天基础,市场导向是外在动因,产业政策是重要导向,投资行为是重要动力。

旅游安全评价:研究现状与述评

旅游安全评价是旅游安全管理的基础和重要环节,旅游安全评价研究已成为旅游安全研究的重要领域。文章以近20余年国内外旅游安全评价研究文献为基础,阐述了旅游安全评价的研究缘起,尝试厘清旅游安全的概念并阐述了旅游安全评价的研究基础,从旅游要素的安全评价、旅游安全评价的影响因素和作用与意义等方面综述了旅游安全评价的研究内容,梳理了旅游安全评价研究应用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并对旅游安全评价研究进行总体评述和进一步研究做出了展望。

乡村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研究——来自江西婺源县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江西婺源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乡村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影响因子与安全期望、安全感知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游客安全期望与安全感知的5个影响公因子:治安状况、旅游环境、服务内容、地域文化、安全信息。采用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游客安全感的5个公因子与安全期望的相关关系,其中安全信息、旅游环境、治安状况、服务内容、地域文化5个公因子与游客安全期望成正向影响,在游客安全感知的5个维度中,均达到显著性水平。探讨了游客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与游客安全感存在显著差异。

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研究阐述了旅游资源安全的概念和内涵,分析了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系统,认为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系统由生态、行为和保障机制(天—人—机)三大子系统构成,并在对旅游资源安全的研究现状进行概述的基础上,构建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与德尔菲法相结合确立了评价指标的权重值,最后提出了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管理策略.

两岸旅游学者科研合作网络对知识创新的影响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合作网络结构特征评价科研合作创新绩效,研究发现:1.两岸旅游学者科研合作网络的关系强度与学者的知识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2.科研合作网络的密度与学者的知识创新绩效呈负相关关系;3.网络中心性与知识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4.结构洞数目与知识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5.科研合作网络中的关系强度与网络密度的交互作用对学者知识创新绩效存在一定影响,科研合作网络的关系强度较高,网络密度越低,则知识创新绩效越高;6.关系强度与度数中心度及接近中心度的交互作用对知识创新绩效存在一定影响,其中,关系强度与度数中心度的交互作用对知识创新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关系强度与接近中心度的交互作用对知识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7.关系强度与结构洞的交互作用对知识创新绩效不一定产生影响,其中结构洞—限制度指标与关系强度的交互作用对知识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而结构洞—有效规模指标与关系强度的交互作用则对学者知识创新绩效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