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修饰词的“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的要义和意涵

学术界已经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包括内涵、特征、意义等作了较多的分析,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由“中国式”和“现代化”两个组合而成,其核心在于作为修饰词的“中国式”,需要从“中国式”角度加以理解、阐释。本文从作为修饰词的“中国式”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要义及其意涵。“中国式现代化”的要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的提出,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与定型,蕴含着出现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知识人社会学研究的三次浪潮:内在志向、社会位置与干预行为

知识人社会学理论的诞生始于知识界对现实的关怀,学术团体内部的反思则是该理论不断更新的主要动力。自20世纪以来,不同的学术团体根据各自的立场进行了知识建构,它们分别是:以关注知识人内在志向为核心的经典知识人社会学、以关注社会位置为核心的知识人场域社会学、以关注知识人干预行为为核心的干预社会学。这些丰富的理论洞见表明,学界关于知识人已经衰落的判断并非确定的社会现象,而是因为在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学界的反思中,知识的类型和知识人的面貌已发生了改变。

“士志于道”:基于社会学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志于道”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核心伦理精神,也是人文学科的重要议题。然而,从规范视角出发的研究难以分析思想的社会建制和运行方式,因此需要以经验研究的视角拓展思想史研究空间,这也是社会学本土化语境下求本寻根的学术探索。强调结构和能动性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而内在志向、社会位置和知识干预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体现新的研究范式,也从“道”的心智结构来源、社会条件和实现路径三个层面对“士志于道”进行了重新阐释。这一社会学探索能够从共时性和历时性方面勾勒知识人的面貌,有助于知识人承续传统,并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反思知识生产的方式,深入理解思想、个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

城市社区治理“女性化现象”特征和情感导向机制——基于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的案例研究

女性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要参与者,由此产生了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化现象和趋势。本文以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四个社区的社区治理实践为基础,分析形成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女性化现象的因素,归纳柔性化角色特征与相关行为,关注情感作用的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化现象主要同制度和文化两个因素相关联;同男性社区工作者相比较,女性化情形下的社区有着柔性治理的趋势,女性强调的是协商和合作,注重互动、文化和人文关怀,关注社区成员利益和需求,在社区治理中更易形成情感导向行动策略;通过五个情感要素(结构性、情境性、自我实现性、关联性和内部获得性)的积累和机制作用,推动了社区情感导向的治理进程。

如何理解会议政治?

主持人语:会议是最常见的政府现象之一。中国政府的各种会议每年多达上千万个,耗资几千亿元。开会在当下的理论界和实践界饱受诟病,2019年3月中办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要求大幅精简基层的会议和相应的文书工作。从科层组织的视角看,会议是组织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当下我国政治场域中的会议已经大大超过了科层正常运作的需求,这些“多出来”的会为什么出现,又为什么难以消灭?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溯源至形成“会海”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土壤,诸如行政发包制、问责制、压力型体制等。可以说,会议是我们借以观察政府运作黑箱的一个镜头。不止“会海”,关于会议的其他重要问题,其背后也是各种政治逻辑的体现,理解会议及其形成的政治土壤,有助于我们挖掘行政行为背后的深刻制度原因。然而,当前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界对于会议研究的注意力却并未与现实中政府管理里面会议的重要性相匹配,这一领域的诸多重大现象和问题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回应。本次圆桌论坛希望提出会议研究中诸多亟需关注的重要议题,并呼吁把会议这一常见的现象拉回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的视域当中。

再思大部制扁平化改革:基于浙江省龙港市改革的经验

大部制扁平化改革可谓是一波三折,步履艰难,目标远远未能达成,甚至出现了“逆扁平化”现象,但诸多努力一直未中断。通过对中国第一家镇改市温州龙港市的大部制扁平化改革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改革的进展与成就及其所存在的困境,受到宏观体制、干部认知和利益等因素的深刻影响。需要从改革的理想形态、政府职能差异化设置、考核的调整、社会建设、大数据技术运用等五个方面作进一步的策略性思考。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论纲

社会管理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自由、民主、公平、平等、和谐的社会,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本文属于一个框架性的研究,主要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历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与目标、方向与路径、创新的基础与重点等基础性问题作一个的探索性的分析,以期成为总结与研究各地创新经验的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建设的可持续性

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只有以可持续性的战略对待之,农村才能成为农村居民安居乐业之地。文章从社会资本的概念与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可持续性之关键在于必须有良好的内在发展机制,而这个机制就是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开拓。文章首先指出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意义,然后分析了目前农村社会资本的缺失,提出从四个方面重构社会资本,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新乡贤与农村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的经验

在中国农村治理的新形势下,乡贤参事会蓬勃发展,引发社会热议。本文主要关注乡贤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与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东衡村乡贤参事会参与农村治理进行了系统探析。文献研究发现,乡贤纳入统一的权威结构对农村的治理有着显著的作用。于是,本文选取了乡贤参事会参与治理的东衡村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并将该个案与另外两个案例进行对比。研究表明,有无乡贤并非是否有效治理的原因;是否有效治理也并非有无乡贤的结果;真正决定是否有效治理的是有无集中的权威,村两委平台对于乡贤等社会力量的整合与吸纳是有效治理的根本原因。因此,构建一个集中有力的乡土权威才是推进当代农村治理的可靠路径。

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温岭市为例

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当前关于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层面的假设,缺乏实证层面的验证。文章以温岭市为例,依托中国治理评估指标,从经验层面探讨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及参与带来治理绩效的条件,从而为中国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带来启示。

城镇化与协商民主实践的新进展--对杭州市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的分析

随着中国城镇(市)化的推进,很多农村正在向小城镇发展,人口向城镇集聚,然而,乡镇改制街道后带来的问题是,原本村民参政议政的党代会、人代会等制度性渠道消失了,村民的民主参与、表达该何去何从?本文旨在总结经验,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为案例,探讨面对城镇化的挑战,基层如何作制度性创新的回应,同时要超越案例的经验作两个方面的的探讨:一是地方尤其是基层治理创新的动力是什么,目的为何;二是如何展现出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新天地、新空间。

商议式民主与中国的地方经验: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

从政治文化传统来看 ,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似乎都缺乏让商议式民主生根、结果的丰厚的土壤。但是 ,近几年来 ,中国基层出现了不少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之案例 ,其中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引人注目 ,曾被有关机构评为“中国地方制度创新”奖。“民主恳谈会”将商议式民主带进到基层民众的政治生活之中。本文从商议式民主的角度阐述了“民主恳谈会”这种制度创新的价值与意义。

地方政府与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以浙江省横店镇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个案

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都有其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是,地方政府可以说是实现地方可持续发展之关键。以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个案,深入探讨地方政府与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文章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横店镇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案例来看,我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走政府主导的模式,而只有强化地方政府的能力(包括规划、资源与领导能力等),方能培育地方良治(good governance)与支持可持续发展。

行政吸纳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以浙江省乐清市L镇“以外调外”实践为例

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农民工群体是考察公民政治参与时不可忽略的重要阶层。在已有的关于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中,普遍的观点是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处于"边缘化"状态。但是,也有不少研究者看到农民工政治参与呈现出"中心化"的趋势。本文在后者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改革完成之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如何可能?农民工政治参与是同质的吗?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之间是否有中间地带?本文基于"行政吸纳"理论,以温州市L镇"以外调外"制度为案例,回答了上述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问题。

走向总体性治理：村政的现状与乡村治理的走向

中国乡村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基本的问题在于治理逻辑的多元性及碎片化。究其原因一个基本的缺陷在于缺乏总体性治理的思路,因而未来的走向应该是总体性治理。总体性治理意味着制度设计与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协同性,它是一种以乡村居民为核心,以解决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为宗旨的运作方式,这不但要靠地方政府基层乡镇政府的努力,需要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更需要农村社区、社会甚至市场力量的共同参与。总体性治理是中国农村学的一种新范式。

现代性:来自吉登斯的观点

现代性是古典时期社会学家的一个主要论题 ,但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 ,检讨与审视西方的现代性学说还是相当有必要的。现代西方现代性理论中以吉登斯的观点最有代表性 ,本文从现代性的特征、后果 ,以及现代性与全球化、传统。

影响环境治理的地方性因素调查

相对于全国的情形,由于人情、地缘、经济诸多关联性,地方的环境治理更多的是受地方自身的因素影响。为了解地方性因素对于环保执法的影响,本文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以问卷方式调查了其环保部门执法人员对于地方性因素的认知。调查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之需求有影响但并不是影响环保部门执法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人情确是一个影响的因素,但也不是关键的,影响执法的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中国地方经济发展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说,环境治理也属于地方政府主控型。因此,需要在制度安排上给予环境利益相关人如村民、居民一个有效的监控机制,造成一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尽心尽职全力支持地方的环保工作。由此推论,目前媒体和民间组织可以成为这种压力源和群体。

从经济精英到村主任:中国村民选举与村级领导的继替

本文讨论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演变。文章认为,村民选举为村庄的经济精英提供进入村级权力组织的机会与渠道。基于对浙江所做的经验研究之上,本文认为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多年来已经改变了村庄权力继替的规则,村级权力组织的人员发生了变化,通过村民选举相当多的经济精英已经转向政治精英,成为村庄的政治精英,即发生从经济精英到政治管理者的转变。

政治吸纳与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基于浙江省的调查与思考

先富群体尤其是私营企业主对政治参与的热衷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作者于2004-2005年在浙江所做的实地调查,对先富群体政治参与的态度与渠道、实质及影响力作了归纳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让先富人群的政治参与得到有效地实现并将其纳入有序的参与轨道上来的对策。文章还就相关的理论议题作了评析。文章的基本结论是:浙江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已经从分配性、动员性的政治参与转变为竞争性、自主性、自我保护性的政治参与,但其象征性意义依然大于实质性的政治运作;需要通过开放政治空间,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强化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使先富人群的政治参与得到有效的实现并将其纳入有序的参与轨道上来。

精英与民主: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述评

本文旨在介绍与分析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发展及其主要思想 ,从中发掘出对中国民主化有所启迪的思想资源。精英主义理论的出现与发展一再地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问题 :民主究竟是由少数人统治还是由多数人统治 ?意大利的莫斯考等开创了精英主义民主理论 ,韦伯结合现代科层制对民主作出了分析 ,而熊比特对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尔后达尔、杜鲁门等进一步发展了熊比特的思想。而当代的民主理论家们似乎不太关注规范性问题 ,更关注的是民主如何转型、民主如何巩固之类问题。对于世界民主第三波 ,精英主义民主理论重点在分析精英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和所采取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