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高校城乡规划专业帮扶乡村建设的工作模式和实践路径探析

高校定点帮扶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工作形式之一,目前正面临着工作对象转向全体农民、工作要求转向“五个振兴”、工作举措转向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此,高校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建立与教育教学相结合的可持续帮扶模式。在高校定点帮扶工作背景下,本文以研究团队开展的云南省凤庆县红塘村共同缔造工作为例,探讨了城乡规划专业助力乡村规划建设的高校帮扶模式。在梳理国内外高校帮扶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基础上,总结了红塘村帮扶工作经验,构建了高校师生驻村伴随式、组织多方参与的“共同缔造”帮扶工作模式,并提出了以本地需求为导向,发挥城乡规划专业优势;乡村帮扶实践与城乡规划教学研究结合;培育乡村设计师与人才队伍;鼓励多专业师生参与的实施路径建议,为高校专业育人结合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了参考。

美国城乡规划专业教育与社区规划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

美国的城乡规划专业教育及其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在全球领先,涵盖社区发展、更新与规划等多个领域,并强调实践性教学。学生通常需要参与真实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和规划设计,从而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这种实践性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和团队协作技能,使他们在毕业后能够胜任各种规划工作。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为全球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同时,美国高校社区规划及其相关课程,涵盖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在教学实践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通过项目式教学、实习实训等形式,学生能够在真实的社区规划项目中进行调研、规划设计和方案实施,从而将课堂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我国可以借鉴美国高校的教学实践模式,推行项目式教学,鼓励学生参与实际的社区规划项目,并加强专业实习实训环节,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美国高校社区规划课程教学对我国的启示

社区规划理论及其实践课程在高校城乡规划专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与建筑设计、景观设计、乡村规划设计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相关设计课程递进式、连贯性的训练,共同构成城乡规划专业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目前,我国城乡规划专业开设社区规划课程的高校不多,且差异较大,同时存在着实践不足、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美国高校的社区发展与社区规划及其相关课程开展较早,经历较长时间的建设和完善,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教学体系和实践模式。该文通过对美国高校城乡规划专业社区规划课程教学在三所典型院校开设的经验总结,为我国社区规划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的建设提供参考和启示。

共同缔造模式下城边村社区更新规划研究——以广州市草河村为例

近年来,共同缔造理念在各地的规划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深化,有效推动了城乡社区发展。城边村社区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动郊区城市化、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社会单元,更新过程中面临诸多社会问题。本文以典型城边村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草河村为例,分析共同缔造模式下大城市城边村更新的实施问题与规划思路。规划搭建草河村共同缔造工作坊,探索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共同缔造实施机制。工作路径方面,在规划的不同阶段通过多种方式保证多元规划主体的参与,引导村民认同并加入村庄共同缔造实践。研究发现,草河村共同缔造工作促进了村民主体性提升,但由于未能形成稳定的规划共识,持续吸引规划主体参与,使得村庄更新规划陷入停滞。城边村共同缔造是渐进式的工作过程,需要多主体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地探索实施路径。草河村的规划实践为改善我国城边村共同缔造更新工作的实施提供参考。

典型都市圈空间结构与功能网络联系的演变研究

推动都市圈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要求,研究从形态、功能空间结构以及网络联系对我国典型都市圈展开演变分析。结果表明:(1)均为发展型的国家级都市圈表征出差异化的空间结构,如南京都市圈呈现均衡化形态空间,福州、成都、西安都市圈为单中心集聚,而长株潭都市圈呈多中心空间布局。(2)各都市圈配套功能设施供需匹配不足,资源要素分布不均。(3)多数都市圈呈现近中心城区的向心性网络联系趋势,区域网络协调初步形成。最后,基于研究分析,文章探索都市圈空间格局优化策略以及相应政策建议,推动我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广东省凤和村与龙山塘村的比较分析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治理主体经历了从一到多的过程。为了提高乡村治理的持续动力,如何实现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值得深入探讨。选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凤和村与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山塘村作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对两村进行比较分析;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与中国实际情况整理适于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协同治理模式及机制。研究发现,凤和村属于强劲外生资本介入模式,经济实力的强劲使得协同治理进行得较为顺利,清晰有效的协议是其首要保障;龙山塘村则是较强内生实力支撑模式,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趋于本土化。本研究为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开放街区城市形态与空间品质提升研究

近年来,人民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城市街区质量和空间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大量城市老区发展空间受限,已建成区的建筑、道路、社区及设施老旧,引发空间品质降低、人群满意度降低等问题。目前,开放街区的网红商业化是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街区空间品质的常见实例,自此形成的“网红街区”成为新时代生活与消费方式转变下“自下而上”城市微更新的典范。因此,分析城市开放街区城市形态与空间品质对城乡建设管理和城市规划设计具有重要意义。以广州“网红街区”为例,采用POI、OSM开源地图等多源数据,结合调研访谈,从街区、街道和建筑3个尺度着手,基于意象性、围合度、人尺度、透明度和丰富度5个维度评价街区空间品质,为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开放街区品质提升提出机制性建议和规划设计策略。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街道空间品质测度及其对街道活力的影响——以广州历史城区为例

提升空间品质和街道活力是全面推进高质量城市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以广州历史城区为例,利用街景图片、百度热力图等数据和机器学习等分析技术,基于需求层次理论构建空间品质测度体系,对街道空间品质进行大规模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街道空间品质对街道活力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广州历史城区街道空间品质呈“中心高—外围低”圈层式分布特征,且高品质街道和低品质街道集聚特征显著;(2)广州历史城区街道空间综合品质与街道空间活力呈显著正相关,且街道空间活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街道空间活力受多个街道空间品质指标的综合影响,步行可达性、设施密度、设施混合度、天空开阔度、界面围合度、可步行指数和社交界面指数越大,交通标识占比越低的街道活力越高。除直接效应外,街道空间品质各维度指标中绝大多数指标对街道活力还具有间接空间溢出效应。

新数据环境下的中国人居环境研究

随着由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所构成的新数据环境的形成，以及日益成熟的计算能力与日臻完善的区域及城市分析和模拟方法，龙瀛、吴康等（Long，Wu et al．，2014）提出了“大模型”这种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新范式，它是由大规模数据驱动的定量城市与区域研究工具，利用简单直接的建模方式，兼顾了大尺度和精细化模拟单元。本文是“大模型”研究范式在中国城市系统应用的系统综述，这些细粒度的中国人居环境研究囊括了微观层面基础数据构建、城市空间开发、城市空间结构、生态环境系统分析、城市规划及设计响应等方面，致力于对中国人居环境进行多维度解读。最后，就研究对象、研究方式和方法、研究发现以及研究目标进行了评述，以期对未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启示和参考。

共同缔造工作坊：参与式社区规划的新模式

公众参与历来是中西方城市规划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但公众往往缺乏参与的机会与平台。在城市社会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公众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为保持城市社会凝聚力与促成公众参与,研究提出共同缔造工作坊的新模式—以公众参与为核心,依托规划师构筑政府、公众、规划师和社团等多元主体互动的平台,并结合厦门市莲花香墅共同缔造工作坊实践,解析工作坊如何引导各主体以多样化的方式参与到社区规划的多个环节中,促成各社会主体间联系的建立与发展共识的达成,通过协商共治制定规划方案并落实。此外,研究认为工作坊能够促成公众参与是因为其能够发现地方发展的诉求,并以问题为导向组织、发动公众参与社区规划,同时能够培养社区规划师、推动社区自治等。这为我国社区规划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基于手机信令的跨界地区职住中心识别及其模式——以广佛地区为例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广佛地区为例,采用洛伦茨方法识别广州和佛山的职住中心,进而分析了广佛跨界地区居民职住模式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广州市居民职住空间呈现就业单中心和居住郊区化特征,职住空间错位明显;佛山市居民职住空间则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2)同城化下职住空间呈现新态势,以金沙洲、芳村—桂城为主的跨界地区已形成连绵的、高强度通勤区域。3)5个跨界地区职住空间模式不同,其主要原因有:交通枢纽型的花都空港地区和新客站地区因其交通枢纽功能,影响着两地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居住型的金沙洲和芳村—桂城地区承接了两市中心城区的居住外溢;产业型的五沙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形成跨界产业园,吸纳周边人口就业。可见,不同类型的跨界地区的发展都有利于缝合广佛两市空间断裂带,加速城市空间的契合。

中国收缩城市的设计应对策略探索:以鹤岗工作坊为例

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收缩问题引起全世界广泛的讨论与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对收缩城市已有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探讨,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收缩城市识别及客观认知层面,少有针对城市设计应对的探讨。2019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收缩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坊”,以资源收缩型的鹤岗市为例,探索通过城市设计手段应对城市收缩问题的可能路径,为我国收缩城市“瘦身强体”提供理论和实证基础。文章梳理并总结国外收缩城市应对的空间设计策略,整理并探讨工作坊成果,并将其与国外的实证案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国外经验中“规模缩减、空间维护与愿景构造”等方式值得借鉴。在此基础上,工作坊成果结合中国城市建设特点,提出具有鹤岗市特色的设计思想和方法。文章将其归纳为三个阶段:“瘦身”——规模缩减与“空废”处理;“恢复”——生态织补与社区营造;“强体”——特色挖掘与机遇创造。整体而言,工作坊成果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关注我国城市特点,对国内资源收缩型城市的设计应对有参考价值。

中国收缩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

为研究中国收缩城市的经济增长动力,文章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定量研究分析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分解,并进行了显著性检验。研究表明:中国收缩城市在收缩过程中仍普遍保持着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提升;但是技术进步效率普遍出现下滑,资源型收缩城市增长动力持续性不足的现象尤其突出。中国的城市收缩现象因而表现出“普遍的经济增长、城市空间扩张与局部的常住人口流失并存”的本土化特征。在经济增长动力视角下,文章基于制度变迁构建了一个适用于中国收缩现实的分析框架,较好地实现了研究成果本土化的深入挖掘。

紧凑城市视角下的建成区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新时期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实现土地资源最佳使用与紧凑城市发展战略,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紧凑城市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策略,对于解决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蔓延带来的交通拥堵、资源浪费等城市问题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上海市1995—2015年建成区的时空分析,挖掘建成区扩展演变规律。基于重力模型建立紧凑度指标对城市扩展过程进行量化分析,剖析紧凑度的时空演变规律:一是上海市建成区紧凑度先降低后升高,主城区紧凑度高于郊区;二是上海市主城区和郊区紧凑度变化受人口、产业、交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面向国土空间规划时,提出紧凑城市发展策略及规划响应。

储改结合驱动下的镇村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

镇村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城镇化从高速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重要方面。大城市对周边镇村发展的影响和带动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镇村一体化发展。探讨大城市周边镇村通过旧改更新联动,推动小城镇可持续建设,实现镇村一体化发展。通过对广州市增城区旧村改造模式与全区更新办法分析发现:储改结合有助于破解旧村改造难题,实现多元主体共赢、更新效益提升;推动地区成片连片发展、整合优化,促进镇村高质量城市更新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全区镇村旧改项目强化“储改结合”,由政府主导科学划定旧村改造和土地收储范围,同步开展改造和收储工作。收储用地产生的留用地优先落地平衡旧村改造开发强度。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探索储改结合驱动下的镇村一体化发展模式,为其他城市镇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

复兴视角下近代建筑的传统性和民族性研究——以大学校园为例

20世纪前叶,"复兴"历史背景下的近代建筑表现出一定的传统性和民族性,由于两种特点具有类似的建筑表现和发展的延续关系,一般不作区分或描述为传统复兴建筑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基于对传统性和民族性相关概念的解读,从外部现象和发展逻辑两方面探讨我国近代建筑传统性和民族性之间的关系,进而以传统复兴式大学校园及代表建筑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从社会因素角度评估香港城市更新模式的可持续性

香港城市更新一直伴随着不同的声音发展,政府和各利益群体竭尽全力地促进城市更新区内的可持续发展。文物保育和城市更新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两者是否可以并存?如何增强和提升社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政府、学者和规划师的关注。基于城市更新设计的社会可持续性指标体系的构建,通过介绍旧香港水警总部项目,从社会因素着手评价香港的历史建筑保护和城市更新,并探讨其可持续性,从而提高城市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活力。这为国内其他城市在更新建设过程中增强社会可持续性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边村空间再生和活力营造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市化和城市扩张促使我国的城市乡村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转型过程，而城边村和城中村代表了两种典型的城乡社区转型模式。城市乡村社区往往因为在城市边缘地带，形成了城市居民的非正式居所和农民依赖农业生产、土地利用的双重局面。同时，由于缺乏规划约束，传统的乡村社会经济特征也面临严峻挑战。城市整体规划与乡村自治发展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严重，城边村转型应运而生。

紧凑下的活力城市：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理论在香港的解读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长期存在的人口与用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许多城市用地发展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高密度城市的发展与规划已成为城市规划与地理学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典型的高密度城市,匮乏的资源、多山的地形、众多的人口,一直是困扰香港城市发展的难题。但香港以其高效率的城市用地形态为许多有着相似情况的城市提供了借鉴。自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开始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崛起,不仅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而且在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环境保护、公屋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以香港为例,利用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理论,详细考察了城市形态与城市密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判断城市形态与城市活力形成具有正向关系,并指出高密度城市建设与城市自身条件相适应的、高效率的城市形态密切相关。本文力求从香港的城市发展中寻找高密度城市的发展规律,为内地新常态下高密度、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旅游地网络关注度“前兆效应”分析

大数据的兴起为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和技术手段。已有研究证实网络关注度有＂前兆效应＂,本研究发现网络关注度的前兆效应在弱化,＂实时效应＂逐渐明显,这可能与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有关,传统的旅游消费方式已经慢慢转向以手机终端为代表的现代旅游消费模式。本文以厦门市曾厝垵和鼓浪屿为例,通过百度指数工具的运用,发现曾厝垵和鼓浪屿在国庆节前后期间网络关注度高峰值与客流量高峰值重叠。同时,选取曾厝垵网络关注度年际间分布特征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每年四个高峰值均与假期日期重叠,网络关注度高峰值也是客流高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