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

由于元代对江南地主采取笼络政策 ,江南地主得以保存和延续。元末张士诚政权继续执行元朝对江南地主的“宽疏”政策 ,得到江南地主的支持。反之 ,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极为冷淡。因此 ,明王朝建立后 ,朱元璋对江南地主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建文帝的一系列改革 ,得到了江南地主的拥护和支持。但建文帝失败后 ,江南地主又遭到大肆打击 ,永乐迁都北京后 ,大力扶持北方地主的发展。明中叶以后 ,江南地主与北方地主的矛盾 ,始终反映在明廷内部的一些政策中 。

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

《明太祖实录》载录魏观七条史料,但对于魏观被杀却不着一词,为重新考察洪武七年魏观与高启被杀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高启的个性自由洒脱,而朱元璋对江南士人采取高压与不信任政策,是导致高启辞官的根本原因。或许高启写讥讽诗给朱元璋内心埋下阴影,但魏观在张士诚旧址兴建府治,高启写《上梁文》,触怒朱元璋,因而导致血案。不久朱元璋感觉量刑过重,因而将魏观赐祭,并使之归葬本土。最终《实录》不书,为之隐讳,朱元璋反复无常的个性与魏观所在的苏州是江南重镇,是解开本案的关键因素。

明朝初年的福建沿海及海防

一洪武初年的福建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由于统一南北的事业尚未完成,对内对外政策亦须相应制定,因而对远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未及给予应有的重视。洪武初期的福建,明军纪律涣散,官吏贪污腐化,人民流离失所并时而反抗,一片战后的的混乱景象。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军队纪律松弛。

元末的江南士人与社会

有了人,才有了文化.反之,文化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发展.因此,对人的研究应成为文化研究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物质文化研究领域还是精神文化研究领域.然而,人作为文化的创造主体,在某些文化学科中,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人们往往着眼于文化现象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我们希望通过在历史、文物、考古、民俗、艺术等与文化科学有关的知识领域里对人的研究,更全面地反映文化的起源、发展过程、原因、规律及其作用.为此,我们在本期发表了郑克晟、王先明等先生的文章.当然,这种希望要完全实现,还必须靠广大作者和读者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

明代江南苏州、松江等地的田赋负担十分沉重 ,这是明史和中国经济史中的一大问题。明清以来 ,对明代苏松重赋问题的原因论述极多 ,但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其实 ,明代除江南地区外 ,明代江西、陕西等地也出现了重赋现象。通盘考察明代的几个重赋区可以发现 ,这些地区虽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大相径庭 ,但共同的一点是元末明初皆为朱元璋的敌对势力所占领 ,他们曾与明军相抗衡 。

试析明初土田数字增长之原因

根据明清几种主要史笈的记载自明中叶以后,截止到清中叶道光时期的土地数字,仍然未超过洪武时期。这究竟是为什么?尤其是自清朝入关后,从多尔衮到康熙,乃至雍正、乾隆诸帝,无一不对农业及土地数目异常重视。而康乾盛世的耕地面积竟然尚较洪武时期为少,这不能不让人对明初土地数字的许多问题感到困惑难解。这些问题是: 一、明初《诸司职掌》所记土田数字是否有误?如果不确,为什么后来的《明会典》、《明史》仍沿袭其误?二、《诸司职掌》土田数字之由来?三、明初土田数字是否包括官田?四、明初土田数字是否均指耕地?兹分别论述如下:

明代的江南士大夫与东林党人

我这里所说的江南,专指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即今天的江、浙一带富庶地区。明初,因为江南大夫对元朝有过怀念,或因为他们有些人支持过元末占据这一地区的张士诚集团,因此备受朱元璋的打击与迫害。尤其是洪武十三年(1680年)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胡(惟庸)、兰(玉)等大大小小案件有些瓜葛,被朱明政权视为异己分子,因此他们始终与明王朝格格不入,对朝政的许多问题,看法也不一致。这种情况,贯穿了整个明代。

明代公主庄田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不久,即确定了公主、驸马封号。洪武四年(1371)正月礼部奏曰:“按唐、宋会要,皇姑、皇姊、皇妹、皇女皆称公主,其夫称驸马;若王以下女止称郡主,其夫止称所授官。今皇姑称大长公主,皇姊妹称长公主,皇女称公主,其夫称驸马。

郑成功海上贸易及其内部组织之特点

一、明中叶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 明代沿海地区私人海上贸易向极发展,其成分亦比较复杂,有大商人,有闽浙大姓(即豪门地主),也有大批丧失土地的流亡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一直与海外商人从事贸易活动,甚至不惜栖身海外诸国,至生子孙。下面依据《明史·外国传》所载中国沿海人民商贩其地的情况,摘要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明代江西籍士人和官僚的政治表现

一、江西地主阶级与朱明政权对立的经济因素 元末明初，江西文人荟萃，人才辈出。象揭侯斯、虞集、吴澄、贝琼、危素诸名人，在一些政治主张上，与江南地主的一些见解，很有类似之处。如虞集主张在北方大力发展水田，这与明代江南诸文人的主张非常相似。危素是元末明初江南士人的精神支柱，没有他的参加，官修《元史》不可能很快修完。

《金瓶梅》与《红楼梦》研究比证

论者每谓《红楼梦》渊源于《金瓶梅》:两者语言艺术表现手法相继承,又均为言情小说[或曰市民文学]。我们近日将两书对读,发现它们在描述的相同社会内容方面,如奴婢生活,及家庭经济,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各具时代特色。很可以说明明代中叶至清朝中期历史的一些侧面,有利于理解明清易代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影响,同时对阅读好《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著作或许也会有好处。但由于我们的认识还是零碎的,就以杂感的形式写出来,以请教于方家和读者。

试论“壬午之役”与袁时中

在皇太极时期,满州已统一了东北及蒙古大部,从而为清朝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当时满族刚刚进入封建社会不久,统治者一些野蛮残暴的习性尚表现得异常突出,八旗兵各自为政的局面还相当严重,因此皇太极也确实推行了一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消极政策。皇太极在辽沈地区,一方面坚持“本国(指清朝)衣冠言语不可轻变”的方针,要部下“时时不忘骑射”,“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祖宗之制”;另外又不断派兵进关,对明朝进行袭击、骚扰,每次屠杀劫夺都满载东归。这种不间断地入关大肆劫掠,正是上述政策的具体体现。这不仅使关内人民蒙受极大的损失,同时也加深了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

关于《台湾外纪》的作者江日升

在目前研究郑成功问题的二百余种史籍中，有关学者大多以杨英《从征实录》、夏琳《闽海纪要》、阮曼锡《海上见闻录》及江日升《台湾外纪》为四部主要的参考书。《台湾外纪》是郑成功一位多年部下的儿子江日升，根据他父亲所口述的记录，以章回小说的体裁编写而成。是书记述郑芝龙事，起自天启元年（1621）入伙从事私人海上贸易，终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块降清为止，先后共计六十三年。

周经与明代的庄田

一、周经其人 山西阳曲县向称山西省第一县。康熙《阳曲县志》中,礼部侍郎陈廷敬曾作序曰:“吾晋于天下为大藩,阳曲于晋为首邑。”明代的阳曲出了两个著名人物:一是明末的傅山,另一人则是弘治时期的户部尚书周经。 周经字伯常,山西阳曲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他的父亲周瑄,字廷玉,自正统中至成化时,历任刑部主事、侍郎等官,后任南京刑部尚书九年。死后赠太子少保,谥庄懿。由于周瑄在山西家乡并无田园,因此他们父子一直居住南京。

天津的海光寺与“兰田”

在明清两代历史上,有不少著名人物为天津种植水稻而操劳。清朝康熙年间天津镇总兵兰理,就是其中的一个。兰理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利用他的军队,在天津城南附近地区试种水田,取得了一些成绩。康熙四十五年,他又请建海光寺,不久即离任南去。兰理走后,他所种植水田的大部分,都移归庙中管理,先后又试种水稻达七十余年。清代的天津人民。

袁黄与明代的宝坻水田

林则徐著《畿辅水利议·总叙》中说:“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脱脱)、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邱浚、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辈,历历议行,皆有成绩。”这里谈到的袁黄,即是万历中叶,在北直隶宝坻县推广水田的知县。尽管推广时间不长,影响亦不够大,但总还是明万历期间北方京东地区推广水田的一部分,对于后世颇有影响。特别是袁黄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善人,

怀念何炳棣先生与先父郑天挺先生

今年6月15日,南开大学举办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110周年大会,我在会上得知何炳棣先生已于当月病逝,内心极觉沉痛。何先生早年与先父郑天挺先生同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他属于出身清华且有才气之年轻教师。1943年,他报考清华留美考试(七月出题,十二月发榜),由郑先生负责明清史之试题,试题为:"清世宗严明英睿,深求治道,其于国计民生吏治治边设施若何,试分述之,并述其影响。"何先生于此题及"摊丁入亩"等试题答卷中"颇多创见"~①,得到先父之称赞。当时,何先生与丁则良、王逊等诸清华少壮成立"十一学会",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几乎每周都有学术活动。他们曾屡请郑先生去该会报告,郑先生苦于无合适题目,未能前往。正好1944年暑假,他与罗常培教授等联大师生去大理考察一月有余,乃于是年9月18日,

郑天挺传略

一郑夭挺,原名庆甡,字毅生,一八九九年八月九日(阴历七月初四)生于北京。他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祖居福州城内西门街。他的父亲郑叔忱,字扆丹,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多年在清政府翰林院任职。光绪二十年做过顺夭乡试的同考官。

明代皇庄的设立与管理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与以前朝代有着一些不同的特点。由于明代皇权的过分集中，中央行政机构的权力和官员地位的明显降低，反映在社会经济形态上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

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

多尔衮是清初一位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汉化”很深,对于明朝的制度极力推崇,全面仿行。在清兵入关前后,他以摄政王身份,对明朝宗室一向采取笼络政策,以期为促成清朝早日统一起到作用。这种政策,收效不小。但事隔不久,这种笼络明朝宗室的政策却为打击与镇压所替代。这一转变,并不是多尔衮个人好恶所使然,而是由于当时国内形势起着一种明显变化而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