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不放松”——著名学者郑大华教授访谈录

采访时间：2006年6月 采访地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喻春梅，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4级博士生。（本访谈录已经郑大华教授审正） 编者手记：做学问，贵在有思想、有灵魂。有人曾感叹一部二十四史从头读到尾，花了好大工夫，还是写不出东西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思想，无法用理性之光照亮史料背后的东西。研究思想史的人很多，然而，什么是思想史？什么是哲学史、文化史？其间又有什么关系，不少入闹不清，结果写出的思想史千人一面。郑教授对近代思想史的内涵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理论，他写出的东西就有了灵魂，有了个性。郑先生与葛兆光先生各自完成了不同的思想史专著，风格内容迥异，但他们都得到学界的好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的著作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其他——郑大华教授访谈

郑老师，您是如何走上史学之路的？有哪些史家、史著对你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您原来好像是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后来怎么会转到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从事了哪些方面的研究？

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

“中华民族”是梁启超于1902年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到了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首先是“中华”作为国号或国名的确立,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其影响,再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广泛传播,这三个方面因素促进了中华民族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华民族观念虽然在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有了发展,但并没有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形成。原因一,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民族”而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含义是不同的;原因二,很多人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之共同体”的意识开始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扩大,中华民族观念广泛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标志是1939年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表。

论中华民族观念在民国初年的初步发展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促进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民国初年的发展。首先,认同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人增多起来,而且就民国初年人们对其的使用来看,已不再完全是“汉族”涵义,而具有了“中国民族”的涵义,可作中国境内各民族解。其次,对“中华民族”是出于“一元”还是“多元”、中华民族是“土著”还是“外来”以及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等问题展开了初步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强调各民族“同出一原”,都是“黄帝子孙”,并经过几千年的交往交融,已成一族。再次,提出了“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而成”的“中国国民”“大中华民族”和“新中华民族”一类的观念,这些观念对后来的“中华民族”观念在五四时期的发展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民国初年虽有了初步发展但远没有形成,其最终形成的标志是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12月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表。

融合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融通互进的关系,两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之中。从历史演进来看,中华文明的地理、经济、文化、精神方面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开拓疆域、交融主体、融通基因、淬炼意识,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从发展特质来看,中华民族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发展特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内生活力、自信定力、统合效力、创新动力及文化魅力。从实践路径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步推进,在“五个文明”协调共进中构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生态共同体。

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1899年10月之前,梁启超在指称民族时使用的仍是传统的“种族”一词,但其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含有现代“民族”的涵义。1899年10月他开始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中国最早使用“民族”的思想家之一,并且是最早将“民族”与“帝国主义”“民族”与“思想”联用的中国思想家,他是1901年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文中使用了“民族帝国主义”和“民族思想”的。这两词的使用,尤其是“民族帝国主义”的使用,是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他也是最早使用“中国民族”的中国人,他最早使用“中国民族”是在1901年7、8月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而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1901年9月3日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他使用“中国民族”的涵义前后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又与他对“中华民族”的使用及其涵义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用他的话说,他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汉族”,但他是在“国族”的涵义上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即他认为,“中华”是中国的国名或国号,而根据西方的“国族”理论,建立中国的民族亦即中国的国族应该以国号起名,称之为“中华民族”,而不能称之为“汉族”,因为“汉”是朝代名,而非国名,况且汉族“自始并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人开始对武装斗争有了一定的模糊认识,也开始了对军事理论的初步探索。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期,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理论的探索,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意识到“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其次,阐明了必须武装工农、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最后,初步探索了如何建设革命军队的基本理论。随着蒋介石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共产党内不少人认识到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国民党“新右派”一味妥协退让的危害。但遗憾的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没有采纳这些人的正确主张,只知一味妥协退让,其结果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了失败。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演变及其他

"民族主义"问题是个跨学科的话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争议颇多,无论是概念或内容,是历史演变或表现形式,或是理论与实践意义,都备受学界关注。本刊借中国社科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会议之机,约请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一课题谈些个人认识。各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切入,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他们的论点可能各不相同,也许会有思想交锋,但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思想。我们期待大家的研究及思想火花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论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特点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形成于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五四前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民族自决思潮的兴起,其次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再次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清末时期比较,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互动;二是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拓展,三是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阶级和阶层更加广泛。

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 ,因此 ,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 ,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表明 :与“五五宪草”不同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

论梁启超晚年的文化取向和政治取向及其疏离——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的分析

梁启超在欧游之前,留给人们的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派人物的形象。欧游之后,他在文化取向上成为一名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取向上则仍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这种矛盾的统一源于他的民族主义情节,是其民族主义思想将二者融合在了一起。

《改造》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改造》杂志是五四时期的一份重要刊物。在1919年9月至1922年9月的三年时间里,它对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俄国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译介,同时,它还成为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主要阵地之一。《改造》杂志在对社会主义思想译介的过程中,摈弃门户之见,注重学理研究,兼具实效性,因此影响广泛,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不过,它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反对走俄国革命道路,表现出一种不协调的温和色彩,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五四启蒙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和争鸣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无借鉴。

“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

人们一般把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分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民族主义是这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就"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关系而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尤其是一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自决或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促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生转变,即从反满转为反帝,并提出了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主张,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具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精神,又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从"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来看,一方面自由主义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使它更具有了现代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对归属、忠诚以及团结的强调,也推动了自由主义的本土化。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由于在寻求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上脱离本国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将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全盘照搬到中国来,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之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民族主义的主流。至于保守主义,在激进的社会形势中以更冷静的视角看待传统文化,深刻地提出自己构建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理论并积极地进行实践。保守主义对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的重视丰富了民族主义的手段,使之更趋于合理。

醒狮派“国家至上”思想的西学来源——兼论国家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黑格尔、新黑格尔学派以及勒南等人的国家学说,构成了醒狮派"国家至上"思想的西学来源。醒狮派的"国家至上"思想虽源于、但并不尽同于黑格尔等人的学说。原因在于,醒狮派根据中国传统思想和现实需要对黑格尔等人的学说进行了改造和发挥。与其西方原型相比,醒狮派"国家至上"思想具有"‘托古’的表述策略"、"大同的终极目标"、"侧重国民义务的‘公民民族主义’"等内容与特点。透过醒狮派的"国家至上"思想,可以发现西方国家主义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自身的强烈思考,《东方杂志》对此有大量的报道,以《东方杂志》的报道为中心进行考察,可见在欧战的三个阶段,引起国人的思考各异。而国人此时的思考都不脱"爱国"二字,欧战引起的国人的思考都是针对中国问题,可将此思考视为国人的"爱国三调"。

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这种改良性质并不意味着乡村建设运动就无意义可言,首先,乡村建设运动的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内容,对于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生产生活困难、推动社会进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一些实验区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对于今天相关的农村工作有其借鉴的意义;第三、当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他们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对此,应予充分肯定。

论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

与晚清时期比较 ,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 ,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内容丰富 ,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 ,如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 ,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入到了中国 ;二是主体的变化 ,回国留学生取代传教士和开明士大夫“扮演了‘盗火者’的角色” ,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 ;三是途径的多样性 ,除翻译西书外 ,著述介绍、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等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