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黄佐《六艺流别》的文体学思想及其意义

明代黄佐的《六艺流别》将后世诸文体的源头溯源到《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认为它们都由六经衍变而来,区分文体演进的层级,揭示出文体之间的变异规律,构筑起以六经为纲领的文体谱系。《六艺流别》提出了与同时代其他文体学著作迥异的文体分类方式,展示出鲜明的文体学思想,包括文体本源论、文体发展论以及文体风格论等。《六艺流别》对文体变异运动的辩证认识,在明代文体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同时,黄佐学宗程朱,《六艺流别》的文体学思想与黄佐的理学思想有密切联系。黄佐重申文源六经说,在明代中后期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明代古文选本的“家族相似性”探论

现存明代古文选本存在不少的选本族群现象,大致有两类:一类是针对某种选本的纵向广续族群,一类是丛书式的横向系列族群。从“家族相似性”理论视角考察发现,选本族群的成员间既有相似性也有相异性。这种“相似”与“相异”,反映了明代商业出版发达后受市场引导的以读者个体化需要为主的古文观与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传统载道的古文观的博弈。

论茅坤对韩文的点评及其意义

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对韩文不仅有字句章法等形式主义的点评,还对韩文进行全面深入的文学鉴赏,使用了“奇”“宕”等一系列范畴及其下位范畴,指出韩文蕴含的丰富情感,并将韩文与秦汉文对比,揭示韩文的渊源流变关系。茅坤明确批评韩愈的道学思想,对其文章艺术性的接受也有一定的限度,展示出茅坤的文体本位意识。茅坤在点评韩文中呈现出的文道观,相对明初具有灵活开放又不失本位的特点。

明代古文选本的选学思想刍论

明代古文选本总量在500种以上,远超宋元选本。丰富的编选经验促使明人有意识地反思古文选本的编选活动,并积极创新,探索各种新颖的编辑实践。这些理论反思与创新实践,构成明代古文选本的选学思想。主要包括对前代选本的评价,编辑意图与创新实践三大部分。明代选家积极评价前代选本,以对《文选》和《文章正宗》的评价为代表;编辑意图包括教化与科举、复古与救弊、审美与娱乐以及构建文学史;创新实践包括编选方式、文本形态、编辑体例、选文分类以及商品转向。明代古文选本的选学思想异彩纷呈,洋溢着一股自由灵动、大胆不拘的思想活力,明代古文选本的选学思想,在中国古代选本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朱子语类》中音乐著述的研究

针对《朱子语类》中涉及音乐的条目进行研究,首先对其在《语类》中的分布进行统计学研究,得出朱熹的论乐文字在《语类》中的分布规律,其次进行内容上的分类研究,将221条论乐条目分成乐本体论、礼乐关系、诗乐思想、论俗乐及时下音乐风尚、论乐教以及论音律六个部分来分别加以探究,并指出朱熹音乐美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性。

朱熹《论语》释论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朱熹在《论语》释论中谈到大量音乐美学问题,主要见于《朱子语类》第十九卷到第五十卷之中。朱熹在《论语》释论中的音乐美学思想有音乐本体论、音乐审美主体论、音乐教育论以及音乐形式论,还涉及古今乐的对比以及具体的音乐鉴赏。朱熹的音乐美学思想十分丰富,这既是出于其"格尽天下之理"的理学思想之要求,又来自他自身音乐实践的艺术审美体验和对音乐的理论探究。研究朱熹音乐美学,可以丰富作为艺术家的朱熹的一面,进而推进朱子学的研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乐论研究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精通音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存在大量的论乐文字,这些论乐文字散见于文集中的各种信件、序文、杂著,既有抽象的形而上的音乐本体思考,也有具体的形而下的专门技巧的探讨。它们是朱熹在音乐艺术领域的理论探究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朱熹整个理学体系在音乐中的表现。研究朱熹乐论,不仅可以了解朱熹的音乐成就,还可窥探朱熹理学思想和传统乐论之间的互动。

“论文”与“明理”--论明代《广文选》《广广文选》对《文选》的承变

明代《广文选》《广广文选》是《文选》的增广补遗本,选文的时间范围与《文选》一致,在编撰体例与选文上对《文选》均有继承,但《广文选》与《广广文选》侧重于先秦及汉魏六朝文献,并且有着程度不同的文章政教功用观,要求所选文章有利于修身治国,成为载道致用的"明理"教材,这在《广文选》及其重订本中表现最为突出。《广广文选》则既尊崇六经,又重视文采,成为"论文"与"明理"兼具的《文选》广续本。

再论刘若愚形上理论——现象学视角

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现象学分析,揭示刘若愚形上理论要求文学显示宇宙总原理这种说法的不妥当之处。认为所谓的形上理论应该是要求文学开显出原发性的构成境域,它不是一个现成的对象实在体,而是一个原初而终极的生成机制,只有在这种体认下,古文论的阐释才能保持中国古典文论特有的流动性、当下性和体验性。在对中国古文论进行现代阐释以汇通中西、建构人类共同的文论话语进程中,刘若愚的得失值得深思。

科举场域中明代古文选本文化功能的嬗变

明代古文选本数量多达五百余种,远超宋元,绝大部分是科举参考书或教材,与科举教育密切相关,其文化功能必须放置在科举场域中来考察。“规导”教化与“服务”科举,是选本兼具的两种文化功能。为适应举子需要,选本逐渐由“规导”嬗变为“服务”,发展出比宋代更为深细、丰富、有效的举业教学形式,激活了选本的文章学价值。服务科举对选本在编选对象、古文经典谱系、编辑样式和文章评点等方面有至深影响。“规导”和“服务”,也是制约选本生成的两股对抗性张力,实质是古文在“载道”和“重文”两方面相互制衡的体现。进入清代,意识形态的强势力量使选本文化功能又向“规导”拨回,不再仅以指导举业自居,受科举支配的生成逻辑也就随之改变了。

南宋艾轩学派文道观及其文化意义

南宋艾轩学派四代传人都标举文道并重,他们的文道观在"道-文"与"性情-文"两个系统中展开,并呈现出后者地位不断上升,最终与前者地位相当的发展趋势。文学自性规律与特点越来越被正视与肯定。这与南宋中后期理学神圣性下降、不断走向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形成反向对应关系。同时,艾轩学派重视文学,在南宋末年理学极力压制文学的文化语境中,能坚持对文学自身的思考,并进行大量诗文创作、批评实践,这在理学家中尤为独特。本文着重探讨艾轩学派的文道观及其相关问题,揭示出四代艾轩学人文道观的变化,并在南宋末年的思想语境中审视其文化意义。

明代古文选本凡例论略

明代古文选本的凡例,篇幅长短自由,形式既有分条说明的科排体,也有保留序文特征的叙述体,有的选本再版时还会新加入凡例。通过凡例可以考察编选意图与文学批评观念。明人在古文选本凡例中所表达的编选意图,主要有指导科举、道德教化与审美追求。凡例中的批评常常有文学史梳理的意识,对评点也有深入思考。此外,凡例被植入广告,新增商业性功能,发挥了广告效应,这体现出古文选本由教材到商品的功能转变,意义深远。

论明代古文选本中的诸子

明代中后期出现大量选诸子的古文选本,笔者统计的就有66部,所选诸子的种类异常丰富。中晚明以来,诸子地位得以提高,选家纷纷将之编入古文选本,重视其文章学价值。无论诸子选本的商业运作,还是对诸子的文学评点,亦或是对诸子的猎奇倾向,都是诸子选本商品化转型的体现。包括诸子在内的古文,在商品化过程中,“道”的属性被弱化,而“文”的属性被强化。诸子进入古文选本,在清代有所延续,但种类数量都有所减少。古文选本选诸子,对古文观念和古文编选传统有冲击、有新变,具有正反面双重意义。

明代古文选本的历时演进与功能分化

明代古文选本总量超过500种,是一笔重要的文学文献,目前尚未被学界普遍关注。其在明代的发展,经历了洪武至弘治的保守、滞缓期,正德至隆庆的嬗变、剧增期,万历至崇祯的鼎盛、多元期。正德以前,数量极少,正德以后,坊刻成为主流,主要有载道类、科举类、个人类选本。到了晚明,古文的政教价值被不断边缘化,纯科举指导而无涉思想教化的选本持续盛行,并出现追求奇异的选本,给古文带来多元的审美维度。个性解放使个人类选本大放异彩,与传统的古文观念截然对立,古文由集体教材变为审美消遣的娱乐品,审美价值得以凸显,古文选本的教化姿态随之改变。晚明经世选本的泛起,则是“古文运动”精神在特定时代语境下的重提与强化。可以看到,无论是数量,还是形态、功能,明代古文选本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态万千,功能全面,且多元共生,异彩纷呈,古文所可能具备的价值、功能,都在明代有所体现与发挥,放眼宋以来的古文选本史,不仅空前,亦是绝后。

明代古文选本对六朝文的发掘、重塑及其思想意义

六朝文被韩柳以来的正统古文价值观所排斥,明代古文选本却尽力收进六朝文,为之争得一席之地,并重塑其多元样态,包括“接通史脉身份”“赋予正统面目”“激活文章价值”“凸显性灵意识”四个方面,建构出完整的古文经典历时谱系。同时,也有选本拒绝六朝文。对六朝文的矛盾态度,是古文选本“主理”与“论文”的双重性功能导致,也是传统文学观念“载道”与“重文”的交锋融合,清代遂分裂为骈散之争的两大阵营。六朝文备受压力而始终从未在古文经典谱系缺席,则是两种文学观念在明代古文选本中兼容的结果。

明中后期古文选本的“秦汉文”观及其科举转向

在复古思想活跃的明中期,秦汉文选本极少,万历以后才巨幅增长。这个错位现象久被忽略。复古派高视秦汉,是精英阶层对当时文风、思想的反思,秦汉文选本则是举子教材,与科举教育密不可分。秦汉文选本与科举经历了从尖锐对立到密切结合的转向过程,又因“正文体”的时代责任与举子的现实需要交织而具备不同的功能,发生了从“崇古”到“重文”的嬗变。选本的“秦汉文”观,为我们观察精英阶层文学思想如何渗透进举子教育及其差异性呈现与功能嬗变提供了极佳的窗口。以具有“家族相似性”的选本群为对象,历时地考察选本文学观念的演进、功能的嬗变,有利于突破个案式研究的局限,发掘古文选本的文学思想史之维。

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的老学思想及其解老得失

南宋理学家林希逸的《老子鬳斋口义》用宋代流行的白话解老,体现出林希逸融会三教的老学思想。林希逸在解老中大量借鉴三家思想资源,对老子之道体、得道之人的特征以及修道功夫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极力澄清理学家对《老子》的"异端"误读,将对《老子》的理解导向内心,有突出的心化特点。但林希逸的注解也有牵强随意之病。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融会三教的解老方式以及对《老子》文章的点评,对后世注老者产生深远影响。

明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探论

明代古文选本多达500余种,是古文选本史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上一笔重要的文献资料。明代古文选本中的古文观念,灵活而新异,富于时代特征。明人的"古文"内涵,以秦汉与唐宋的散体文为主体,边界开放而灵活,突出体现在子部文章的去取上。明代古文选本确定了秦汉文与唐宋文两大古文典范,并普遍持由朴到散的古文发展观,同时将古文发展与时代风气联系起来。明代的古文审美观,与意识形态关系复杂,有与之一致的"古雅"审美观,也有淡化乃至消解意识形态的新奇审美观,后者最具明代特色。它重视个体审美情感、崇尚新奇,充分发挥主体自由意志,使古文的审美价值在晚明选本中得到空前关注,古文选本从政教修身的教材变而为审美消遣的娱乐品。

晚明张鼐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

张鼐的小品文成就突出,其学术及文学思想却较少人论及。张鼐的学术思想宗本阳明,并融汇三教,以本心为归,提倡性灵本色、淡泊宁静,他的文学思想以此为基底,主张写自我心,活泼灵通,淡化物欲,反对摹拟。张鼐热衷举业教育,不仅多有时文批评,并通过编选的时文、古文选本,建构出八格写作训练体系。张鼐的“性灵说”,融合中晚明以来唐顺之、屠隆、李贽、袁宏道等诸家所长,保持性灵无欲清净的本色,以为文学发生的根本动力,却并未忽略从性灵到文本的技术性过程,且重视文学审美价值。张鼐的性灵文学观圆融而灵活,综合而辨证,在晚明士人中具有独特之处。

明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刍论

明代古文选本总量在600种以上,远超宋元选本,丰富的编选经验使明人常在序跋中表达对古文的理论思考,序跋成为考察明代古文选本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人在古文选本序跋中表达的古文观念,主要有古文本源论、古文功用论、古文时文论、古文发展论、古文审美论。明代古文选本对古文的传统定位有承有革,他们一方面继续倡导古文的政教人伦之用,标举古文"典雅""浑厚"的传统风格,一方面则纷纷表达己见,不再尊崇一说,使古文本源论、功用论、古文时文论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样化面目。古文发展论,体现出明人对古文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自觉构筑完整文学史的努力。在时代思潮的汹涌撞击下,明人古文阅读的主体性地位大大提高,肯定了古文的美学特征与阅读体验,使古文阅读从政教修身的工具存在转而为主体性灵自由伸展的审美活动。因此,古文审美论成为明代古文选本序跋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古文观念。考察明代古文选本中的古文观念,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明人普遍的、沉淀为明代一般知识形态的文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