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嵌入法治:智慧司法的法理反思

人工智能嵌入法治是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与价值判断相结合的产物,智慧司法是这一结合在司法领域中的具体呈现。智能技术对司法的嵌入既带来益处,也产生挑战,应当基于智慧社会框架对智能技术在司法中的内涵和定位进行阐释。司法审判实践有着独特的制度属性和逻辑面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司法和促进司法公正存在多种可行路径。人机协作是智慧司法的最佳前景,能够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应当在数字法治的框架下构建一种可行的人机协作模式和图景,发挥机器决策的优势,重塑司法公正。

人工智能与人的尊严的法理建构

人工智能科技对法律价值世界的冲击和重塑呈现为诸多面向,其中人的尊严是对人工智能进行价值评估的关键要素。然而,由于尊严价值的抽象模糊以及人工智能科技所引发的价值分歧和伦理危机,人工智能和人的尊严在法理上存在三种理论解释模式。基于人工智能科技的计算式革命及其社会意义,在智能社会对人的尊严进行阐释和定位的关键维度是人性和人格的可计算性及其对社会价值网络的计算式改造,因此应该支持一种新型的建构性尊严观。在计算与价值互嵌的智能时代,捍卫人的尊严是构筑和维续智能社会的浓厚价值共识,这一共识通过维护数字伦理、培育数字人格、捍卫数字人权而得以实现。

数据伦理的法理构造与治理模式

数字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数据歧视、算法黑箱、大数据杀熟等数据难题的破解需要在数据治理中充分展现数据伦理的意义。数据伦理是科技伦理在数据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但自身具有区别于信息伦理和机器伦理的特定内涵。数据活动是将社会实践计算化和数据化的创造性活动,数据伦理嵌套于人机协作的新兴社会生产方式和机器深度重塑人性的转型结构之中。数据伦理应当以数据正义作为框架,在此基础上展示其法理构造和治理意义。在法理构造上,世界的深度数据化和人机协作的日益成熟重塑了法律与科技的互动方式,对数据伦理的挖掘和构建应当在法律与智能科技的互动这一双层结构之下展开,对数据伦理的法律规制也应结合数据正义的新形态进行调整。数据伦理在数据治理中的内涵和层次具有多元性,数据治理中不能仅将数据伦理作为治理对象,也要将数据伦理纳入到数据治理模式的设计和实践之中。在治理模式上,应当以数据正义为价值载体,将数据伦理要求贯穿于数据治理之中以实现数据法治,并为化解数据治理中的价值冲突和确权难题提供伦理支持。

什么是损害?——一个刑法哲学视角的分析

损害引发法律强制,特别是刑法的回应。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产生了新的损害形态,但损害的概念内涵难以确定,导致损害的犯罪化边界难以划定。传统刑法哲学通过证成损害原则来理解损害,以范伯格为代表的刑法哲学家以损害为依据为刑法强制划定界限。但这种理论路径面临两难困境:既无法借助损害的概念来为损害原则的正当性辩护,也未能充分展示损害的概念结构。其他理论家通过比较意义上的损害观、反事实的损害观和道德意义上的损害观揭示损害的概念,为损害原则的辩护寻找新的出路。从对这些立场的批评和辩护可以看出,损害与法律家长主义和法律道德主义也可以兼容。损害的概念内涵虽然充满分歧,但有助于更好地回应实践中的疑难情形,为理解刑法中的法益和智能时代的数字损害提供了支持。

PGC-1α、HIF1A在胃癌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目的探讨胃癌组织中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辅激活因子1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γcoactivator-1α,PGC-1α)和缺氧诱导因子1亚基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 subunit alpha,HIF1A)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110例胃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胃癌组织中PGC-1α和HIF1A的表达,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结果PGC-1α表达与TNM分期、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P均<0.05);HIF1A表达与肿瘤直径、分化程度、TNM分期、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P均<0.05)。在胃癌中PGC-1α与HIF1A的表达呈负相关(r=-0.282,P<0.05)。单因素生存分析表明HIF1A的表达与患者生存时间相关(P<0.05)。结论PGC-1α和HIF1A均与胃癌的多个病理指标相关;PGC-1α和HIF1A可能共同作用于胃癌的发生、进展,其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DNA倍体分析、液基细胞学检测对宫颈高危型HPV感染患者分流的应用分析

目的探讨DNA倍体分析、液基细胞学检测(TCT)在宫颈高危型HPV感染患者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3年8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医院收治的182例高危型HPV感染者,以活检病理为诊断金标准,观察和比较DNA倍体分析、TCT检测2种方法对宫颈病变的检测结果。结果182例宫颈活检中,炎症或HPV感染84例,LSIL69例,HSIL+癌(鳞状细胞癌2例)29例。DNA倍体分析、TCT≥ASCUS的阳性率分别为78.02%(142/182)、57.14%(104/182),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不同级别的宫颈病变中,DNA倍体分析的阳性率均高于TCT≥LSIL,在炎症或HPV感染中DNA倍体分析的阳性率高于TCT≥ASCU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以活检病理诊断结果为金标准,TCT的特异性72.62%(61/84)和Kappa值0.556均高于DNA倍体分析的特异性28.57%(24/84)和Kappa值0.127。结论在宫颈HPV感染患者的分流中,TCT的诊断效能优于DNA倍体分析,两者联合检测具有更好的分流和诊断价值。

破解技术中立难题——法律与科技之关系的法理学再思

随着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迅猛发展,法律与科技之间的难题不断凸显,司法中关于技术之定位的疑难案件也反复出现。技术中立原则常常被用于反对法律对技术的监管,或者为技术服务者免责。然而,技术中立的概念存在诸多歧义,包含着功能、责任和价值等方面的意涵。技术中立难题的核心在于价值中立,因此必须将其置于法律与科技的关系之中加以界定。对法律与科技之关系的法理学理解存在三种模式。其中,管制模式和回应模式未能完整地呈现技术价值和法律价值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重构模式主张法律针对技术价值的不同面向而进行自我调整,在技术价值和法律价值世界的碰撞中进行重构,解决技术所引发的归责原理和规范建构问题。在重构模式之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技术中立的价值处境和法律意义。

计算正义:算法与法律之关系的法理建构

基于算法的机器学习在社会应用过程中引发算法歧视、算法黑箱和个人权利受损等实践难题,也使对算法应用的法律监管和规制变得必要。然而,算法时代的首要命题是对算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并展现算法对法律价值世界的冲击方式。理解算法和法律之关系的道德框架应当突出算法之技术和社会维度的共同善价值追求,并基于算法所产生的正义空间来提炼计算正义的基本内涵。计算正义的概念建构需要从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从算法实践中如何提炼出计算正义原则,二是法律如何基于计算正义原则应对算法产生的价值挑战。在计算正义原则的引导下,采取算法与法律之关系的重构模式,能够有效应对算法的价值危机和法律挑战,破解算法的法律规制难题,在智能时代实现算法善治。

我国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社会捭阖

实践表明,转型发展是高校继续教育顺应时代潮流、对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在顺应与对接的过程中,既褒扬了以往的辉煌成果,又凸显了现时的教育改革,更描绘了未来的发展蓝图。在此基点上,本文力图从我国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现状分析,转型存在问题溯源、转型发展新策略等方面切入,以揭示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探索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把握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取向性与趋势性,开创高校继续教育事业发展的新阶段。

个人信息权利的共同善维度

在信息社会的巨大挑战面前,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需要确定个人信息权利的基本属性,然而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信息的本质与权利的道德意义是界定个人信息权利需要解决的两个理论难题。信息是一个解释性概念,在高度复杂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个人信息所展现的技术、价值和社会维度是展示信息之重要性的基础。证成个人信息权利依然需要回到自由论和利益论之争的价值框架之中,但信息社会中技术理性与价值世界的碰撞、个体与社会互动的方式转型以及个人人格向数字人格的转变等因素,使得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面临更多难题。基于共同善的权利观回应了信息社会的法律挑战,主张个人信息权利的基础在于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共同善的双重贡献。对个人信息权利的捍卫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信息社会的发展确立伦理准则和文明规则,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应体现共同善的价值指引。

风险沟通:人体基因编辑技术风险的法律制度构建

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及其独特风险典型地体现出当前社会面对新兴科技发展时的困境。风险预防原则需要辅之以更为具体细致的风险治理模式和法律制度。商谈—建构模式通过广泛授予行政机关在综合考量社会公众诉求的基础上持续解决问题的自由裁量权,能够达到有效应对人体基因编辑风险的目的。风险沟通以商谈为核心,在风险规制的各个环节之中,能确保不同主体之间及时分享风险相关信息并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确立和完善风险沟通的法律制度定位,有助于建立社会公众对专家和行政决策者的信任,提高社会应对新兴科技风险的能力。

婚姻与共同善的法哲学分析——兼论同性婚姻合法化困境

婚姻是一种有着深层结构的全备性道德实践,这种实践决定了婚姻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应当追求特定的道德目标。婚姻的不同概念观体现了对不同道德目标的追求。夫妻观主张夫与妻之间的排他性结合体现了婚姻这种实践的最佳道德意义,也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相符,而改良观主张无论同性婚姻还是异性婚姻,都体现了对个体自主价值的尊重和保护。自然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伦理学理论,将婚姻作为一种共同善,展现了夫妻观婚姻的最佳道德意义及其与共同体之间的实质关联。为了维护婚姻对于个人的伦理整全性和社会之根本价值,国家应以法律形式确定一夫一妻制的唯一正当地位。

不道德行为的惩罚及其限度——对南京换偶案的法哲学分析

2010年的南京换偶案对刑法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完整的法律方法讨论也必然需要呈现案件事实与规范之对应关系背后的价值考量。这个案件所涉及的理论难点即不道德行为的惩罚难题,惩罚不道德行为的正当依据不只限于危害原则和冒犯原则,法律道德主义也能提供正当化支持,因此,南京换偶案可以适用聚众淫乱罪的规定。

合法性与法治:教义性视角下的考察

对法治理想的恰当解释要区分政治性的法治观与教义性的法治观。教义性的法治观把法律视为一种自主性的规范实践,而非政治行动的工具,因此恰当的法治理论要呈现完整的合法性主张。合法性的概念分析要区分判准意义和教义性意义,哈特、富勒等理论家所发展的法治观关注了合法性的判准意义,但忽视了法律与价值世界的更深关联。德沃金对解释性概念的运用,使得法律在实践中的功能同时呈现出合法性的判准意义和教义性意义。法治观念在法律体系的运行同政治道德原则之间建立了实质关联,更具有理论吸引力。

人类基因编辑的行政监管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属于生命科技的一个分支领域,基于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技术的迅速发展在为人类遗传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其安全及伦理风险的争论。在基因编辑技术的法律规制方面,行政监管部门应当对人类基因编辑在区分不同研究阶段、类型及目的的基础上进行梯度管理,从而既能形成对人类基因编辑的有利监管,又能避免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形成制度阻碍。鉴于我国目前人类基因编辑领域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之间缺乏统一的立法指导思想,内容的衔接性及配合性较差,行政监管部门具体监管职责的边界存在模糊之处,我国未来应整合现有的规范内容并上升到法律位阶进行专门立法,对人类基因编辑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制。

新兴科技与体育增强:反兴奋剂制度的法理反思

现代竞技体育是实现基本善的重要实践,因此禁止使用兴奋剂被视为竞技体育的伦理防线。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和生命科技等新兴科技形态的迅猛发展,本身就面临着屡禁不止、执法效果低下和程序严苛等实践困境的反兴奋剂制度背负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重担:反兴奋剂的伦理正当性争议。生命科技对人体机能的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对训练方式的更新、兴奋剂药物的层出不穷,使得很多理论家质疑兴奋剂禁令的公平性并倡导反兴奋剂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当前迫切需要对新兴科技冲击下的公平原则和法律规制体系进行理论反思。相比于一元论模式和反思平衡模式,重构模式是更为合理和动态的理论方案。反兴奋剂制度需要构建解决兴奋剂之伦理争议的元道德,将新兴生命技术对人体机能的革命性改进、人工智能对竞技表现的数字化和算法化等因素纳入考量,完善捍卫体育之善、强化科技与人文互动的反兴奋剂机制。

以器御道:中国法理学的分析性品格之塑造

分析性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但对于法理学来说,分析性品格却有着更为深层的意义。首先,法理学追求法律实践的根本性之"道",对基本概念的理论清晰性有着更高的要求,分析性作为一种具有工具意义和建构意义的理论探究之"器",有助于展示法理学概念的复杂结构。其次,法理学对法律作为一种价值性制度实践的本质有更整全的揭示和挖掘,分析性有助于厘清法律背后的价值网络的基本结构,为部门法研究提供价值论证意义上的支持。最后,法理学之方法论问题越来越呈现出其元理论内涵,而分析性是确立法理学之方法论立场的必要工具。中国法理学承担着理论建构和回应法律实践之难题的双重使命,分析性品格有助于强化其实现该使命的力量,在法理学之不同理论立场之间寻求一种妥当的对话方式。

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

构建新时代法学学科体系是新时代推进法学教育的时代命题,涉及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当下与未来等诸多方面,因此应当提炼出面向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应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嵌入到法学学科创新与交叉之中,尊重法学自身的内在规律和知识体系,推动学科体系创新。应坚持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汲取传统精华,体现时代精神,彰显中国深厚的传统法律文化底蕴与自身特色;同时面向世界、兼收并蓄、开放自信。应坚持系统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以系统性为驱动机制,勾画出一个体系完备、逻辑一致、结构完整的有机整体,同时也要强调法学研究和教学的问题导向性与现实针对性。

近十年高职院校品牌建设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通过归纳整理近十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对关于高职院校品牌建设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归纳。重点对高职院校品牌建设的意识、内涵、行为、定位的研究成果进行理性梳理与实性评价,并从构建特色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相关后续性研究进行展望。

社会转型发展与高校继续教育创新

社会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征,也是当代中国高校继续教育发展面临的宏观背景。高校继续教育创新是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要求的积极应答,高校继续教育作为构建创新型国家和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必须以社会转型为基础,实现育人理念、目标、行为、方式的现代转轨,为社会转型开发符合时代要求的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