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治理政策效能的演变特征

以2002—2016年教育部颁布治理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政策为对象,结合1991—2016年中国高校师生发生的43个典型案例,基于政策内容及其与实践互动视角,以学术不端行为界定,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教育,学术不端行为披露、调查、处理和反馈为分析链条,以教育部"高校学风建设专项教育和治理行动"为关键节点,将政策按时间分为2012年以前、2012—2014年、2014年至今三个阶段,对政策效能演变分析发现:学术不端行为界定的边界不断清晰且可识别性增强;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教育制度要求持续增强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学术不端行为披露制度规范性要求增强并激励高校积极受理举报;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制度形成了高校调查过程透明性持续增强的细则;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制度对处理力度与过程公正性的要求不断加强;学术不端行为反馈制度形成了信息共享透明、责任主体强约束的做法。

医学科研失信案件中的诚信问题特征及其治理

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310个医学科研失信案件为研究对象,运用NVivo软件工具对案例文本质性数据量化分析和定性分析发现:“编造研究过程,伪造、篡改研究数据、图表等”行为案件占样本总数的58.1%,是当前极为突出的医学科研失信现象;存在两种及以上类型科研失信行为的101例案件中,89.1%是“违反论文署名及论文发表规范”与其他类型科研失信行为共现于同一学术成果;涉及两个及以上组织机构的案件占样本总数的23.5%。提出制定医学科研活动图片和数据使用行为准则、研发多模态医学科研诚信检测系统、健全医学科学数据管理技术平台等建议。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研究——以西安三所学科分布不同的大学为例

为从个体心理层面探究我国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不同类型学术不端行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及作用机理,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对西安三所各具学科特色的大学的研究生开展了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314份。研究发现,对于五类培养过程中的典型学术不端行为,研究生在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等四个影响因素方面均存在差异性;研究生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三个因素同其行为意向的相关性存在差异,反映出了高校在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执行力方面存在不足。本研究探索了学术不端行为成因及治理的微观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计划行为理论在我国高等教育情境下的解释力与预测力。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治理嵌套逻辑建模及作用路径与影响效应研究

为探究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治理因素对科研人员个体的影响效用及作用机理,基于计算实验方法,构建由高校系统、智能主体、智能主体基元3个层次相互嵌入构成的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治理嵌套逻辑理论模型,并选取实验观察的影响因素,对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治理嵌套逻辑理论模型进行计算实验建模及实验,揭示出3个层次的影响因素通过不同路径产生治理效果:在智能主体心理层面,个体主动抵制、“不想”产生学术不端行为进而降低发生率,其治理效果最为显著;在高校系统层面,提高高校机构学术不端行为查处能力进而提升查处效率,使个体“不敢”产生学术不端行为,其治理效果次之;在智能主体层面,强化制度警示效果的持续性,使学术不端行为“不能”在个体间传染与蔓延。

高等教育“供给侧”综合改革推动创新创业发展

"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切入点。按照创新创业发展要求,从高等教育"供给侧"角度出发,在深入分析学风建设、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产学对接的发展格局与实践障碍的基础上,探索推动创新创业的改革路径。主张通过学风建设的机构、制度和信息管理改革,营造风清气正、求真务实的教育环境,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供长期有力的文化保障;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模块化、专业化和平台化建设,为综合性人才成长提供培育环境;在积极搭建高校与产业成果转化平台的同时,将持续破除可能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作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抓手。

破坏性领导研究:定义、整合与展望

近来有关破坏性领导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虽然描述破坏性领导的构念较多,但是缺乏统一的定义与理论框架。基于此,首先回顾了破坏性领导的相关概念并提出了一个基于过程视角的破坏性领导定义。该定义强调破坏性领导是一种基于法定权威的过程或行为,其对象不仅仅限于下属,而是组织的全体利益相关者;其判定标准是是否对组织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其次,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以便从整体视角理解破坏性领导研究。最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与建议。

基于机场的综合客运枢纽换乘需求与组织分析

研究了基于机场的综合客运枢纽内旅客在不同交通方式间换乘需求特点和换乘组织。分析旅客换乘需求,枢纽空间布局,枢纽内外交通流线组织原则、各种交通方式间的衔接,以及枢纽客流引导标识的布设原则。

基于三维框架的我国科技伦理治理政策分析

完善科技伦理治理政策体系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必要前提。以1999年至2022年我国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科技伦理治理相关45项政策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政策外部属性分析发现,政策力度时序演变在2001年、2007年、2020年呈现三个波峰,政策颁布部门类型形成“纵向协调-横向协作”立体结构,政策发文数量以卫生管理部门发文数占比43%居首。构建科技伦理治理过程(X)-政策工具(Y)-政策客体(Z)三维的政策内容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基于单维分析发现科技伦理治理过程维度聚焦于科技伦理监管的政策文本数量以占比48.2%居首,政策工具维度以系统变革工具35.2%、权威工具占比34.2%居前,政策客体维度以科技机构为占比52.3%为主。科技伦理治理过程维度与政策工具维度(X-Y)二维分析发现监督管理、反馈改进环节综合运用了五类政策工具,举报披露仅运用激励工具、象征与劝诫工具两类政策工具;科技伦理治理过程维度与政策客体维度(X-Z)二维分析发现教育咨询、监督管理、调查处理阶段均覆盖了各类政策客体,举报披露阶段面向政策客体缺乏对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科技机构的精准要求。三维交互分析发现政策文本分布不均衡,在举报披露阶段(X子维度)-政策工具(Y)-政策客体(Z)的文本分布密度较低。提出完善科技伦理治理政策体系为规范科技创新秩序提供制度遵循、构建精准匹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特点的科技伦理治理联动落实机制、建立基于科学数据数智化平台的科技活动全过程监管链支撑政策实施效能等建议。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治理政策量化研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

为研究我国治理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环境,依据政策工具及政策量化分析方法,构建"制度要素-政策工具"与"活动类型"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教育部颁布治理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制度安排呈现以规范要素为主的格局,变化过程呈现从规制要素为主向规范要素为主转换的特点,政策从重视预防转为重视调查与处理。据此提出借助权威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以增加规制要素安排,加强制度对披露环节的关注,完善对被查处者的隐私保护制度与救济制度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