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宇青:运用柔性资源促进社区善治

柔性治理是加强社区治理的科学方法。越是治理有效的社区就越能充分运用柔性资源,甚至把刚性资源有效转化为柔性资源,实现真正的柔性治理,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社区拥有大量可资利用的情感、道德、价值、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柔性资源,这成为加强社区柔性治理的前提条件。总体上看,社区所拥有的柔性资源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情感性资源。一个社区的居民在一些问题上未必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但是他们必定有共同的利益。

新时代韧性社区建设路径研究

面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扰动与冲击,传统的理论框架难以回应社会现实样态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耦合效应,韧性理念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共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不断推进,要求反思和探索基层社区治理在应对风险社会、供给公共服务、培育社会资本、提升治理效能等维度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机制。研究发现,现阶段推进韧性社区建设,还面临着组织能力滞后、资源整合松散、情感维系游离等现实梗阻。因此,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以及推进韧性社区的持续性发展,需要把握韧性社区的功用和治理逻辑,在结构要素、功能效应、社会价值等维度建构富有韧性的治理体系,以回应不确定性情境下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

无党派人士政治参与的历史演进与实践特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迈向新台阶,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发挥优势,无党派人士日益广泛的政治参与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优越性。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无党派人士在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巩固统一战线、维护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参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萌芽并初步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迅速增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广泛铺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趋于成熟,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同时呈现出坚持党的领导、时代性、灵活性、广泛性和塑造性等特征。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参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两大奇迹”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活力与秩序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新篇章。“两大奇迹”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活力”与“秩序”,不仅破解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这一难题,而且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中国经验。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中国经验蕴含着独特的方法论,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准确认识和把握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关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中国经验,既要坚持也要发展。

数字治理中公平原则的遮蔽与解蔽——对数字治理效率优先的批判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态。数字技术以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构社会治理方式,即在治理中高效处理数据信息、优化升级治理过程、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以及实现多场景应用。数字技术对效率优先原则的追求和强化,使数字治理的生发和走向受到技术逻辑的控制和主导,遮蔽了其价值内核:公平原则。这表现为,数字技术“窄化”治理数据信息、“非中立化”治理决策行为、抑制人的主体性发挥、扩张政府和企业的权力等。公平作为内嵌于数字治理之中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性内核,是数字治理的应然目标和实然追求。因此,要想真正“解放”数字治理的“生产力”,需要通过完善治理数据信息、规范治理决策过程、推动人的主体性建构和限制权力无序扩张等途径,追求数字治理中效率与公平的“互构”,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数字治理中技术依赖的伦理风险与规制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以创造更大公共价值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要求。在数字治理进程中,政府与数字技术的关系由技术辅助逐渐演化为技术主导,这在社会治理决策、行为和系统建设中产生了技术依赖现象,即智能决策替代治理主体决策、技术行为替代治理主体行为和平台建设替代结构流程优化。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包括政府公权力系统被侵蚀、治理过程的伦理原则与程序的失效以及治理结果责任归属不清等问题。这些伦理风险既阻碍了数字治理对公共价值的创造,也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实践中,应从数据信息、治理决策、治理系统等数字治理流程中的3个关键变量着手,厘清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的边界,探索优化数字治理的实施路径,具体包括控制社会治理数据信息的准入和流出以推进治理公平、优化人类决策与算法决策的合理分工以彰显公共价值、推动数字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共建以明确治理责任归属等。通过规制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推动数字治理创造更多公共价值,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村规民约实施中村民参与的逻辑嬗变——基于A市F村的实证案例

村规民约的普及推广,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图下沉与自下而上的主体对接形成的治理耦合。村民参与作为村域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赋予了村民自我表达的机会,确保村民获得影响其自身生产生活质量的权利,更是保障了国家治理植入基层的合法性基础。在村规民约实施过程中,村民参与的成效受权威要素与动力要素的影响,立足“组织内嵌”和“自主动员”两个维度的强弱,可区分为弥散性参与、控制性参与、从属性参与和合作性参与等差异性类型,并借以识别村民参与从单向到互动、从利益到权利、从象征到实质、从被动到惯习的逻辑嬗变。

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内涵逻辑、时代价值与实践进路

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严密的生成逻辑和深厚的时代价值。新质战斗力是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斗力,是以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为引领的战斗力,也是以新型作战力量为标志的战斗力。它的历史生成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中华优秀军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以及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军队战斗力历程的探索与总结。它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新时代新征程国防科技创新与军事力量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国情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战斗力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锻造和培育新型军事人才方阵,由此才能以军队战斗力的新质生成和创新发展为全面推进强国强军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的力量保障。

“互联网+”的政治风险及防范

互联网+"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其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变革。作为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政治进步,也可能引发一定的政治社会危机和政局动荡。对追求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互联网+"条件下虚实相生的多维执政空间迫切需要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从网络游戏产生的"边缘革命"到新媒体在意识形态传播方面的特点,从信息公开到舆论引领,从党内监督到政府决策,都需要对"互联网+"的积极影响与风险防范进行认真研究,这样才能借助新产生的网络空间加强执政权威的建构,增强党的执政自信。

人工智能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限度

人工智能进入基层社会治理,既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也产生了一些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成为人工智能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局限。概括说,人工智能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限度主要体现在:从人工智能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直观体验来看,它可能会产生隐私伦理和算法伦理两种类型的伦理问题;从人工智能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运用及其过程来看,它可能会造成部分社会群体的数字鸿沟风险、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而难以协同的风险、造成行政方式刚性化的风险;从人工智能运用的结果来看,它可能会导致干群关系的疏离,并可能会造成公民文化负向发展的风险。如何消解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就成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怨恨情绪及其化解:必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民情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种种原因,在整个社会情绪的构成上,怨恨已成为当下中国民众最为主要的社会情绪之一。当前中国社会的怨恨情绪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征。怨恨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在政治层面,政府构造及官员行为存在一定的不足;在经济层面,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日益突出;在社会层面,社会流动的相对停滞;在文化层面,意识形态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失语。要化解怨恨,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高官员的"官德";提高制度的公正性;提供民众不满情绪宣泄的制度化渠道;培养宽容与妥协的精神;提升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广泛搜集民意。

中国共产党执政新议题:从特定合法性资源到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转换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一向非常重视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合法性资源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过于注重特定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却忽视了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尽管特定合法性资源有其独特的功能,但从宏观的历史进程和良性的国家治理的视角观察,特定合法性资源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如特定合法性资源的单一性、再生产过程的断裂性以及刚性特征等。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由特定合法性资源再生产模式向散布性合法性资源再生产模式的转型,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而且进行这种转换的条件也已成熟,这是因为:特定合法性资源的弊端提供了直接动力,现代政党执政规律是其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变化是其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已初步具备了模式转换的准备。

结构—过程—文化: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刚性趋向的原因分析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已有不少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中,却出现了与柔性治理要求相背离的刚性化的趋向。从“结构—过程—文化”三个维度分析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实践刚性趋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层面,条块关系结构中的属地化现象、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复杂化、基层干部队伍尤其是居/村干部中较高的流动性;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层面,基层社会治理政策的碎片化、基层社会治理实施的运动化、基层社会治理实施的指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文化层面,呈现出的理性化与技术化的特征,等等。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刚性趋向,非但背离了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要求,而且有害于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因而必须加以检讨和纠偏。

观念·制度·社会:实施权力清单制度面临的三大难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权力清单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任何一项制度的设计与实施,都离不开特定思想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支持。就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实施权力清单制度面临着来自观念、制度和社会环境方面的3大难题。要使这项制度真正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必须对当前我国的思想环境、制度环境、社会环境进行深入的检讨,以厘清这3大环境要素中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从而做到有的放矢,为权力清单制度的有效实施创造有利的思想条件、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

中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功能及其限度

在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之中,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是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中共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对确立中共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以营造出民众的阶级意识、阶级苦难意识、翻身意识,从而在民众对旧社会的恨的基础上,生发出对新社会的爱的情感。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用的发挥,因受时间和统治绩效的影响是有其限度的。在正确认识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功能及其限度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其他类型的合法性资源对中共执政的重要意义。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的状况考察

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与权威就在于它拥有了公民的政治信任。考察一个社会的政治信任度可以从功能替代品、行为指标、言辞指标等三种指标体系来诊断。借助于这三种指标体系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苏联社会是一个政治信任缺失的病态社会。虽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以稳定著称,但是由于苏联社会政治信任的缺失,这种稳定只能称得上是一种假稳定。

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学论纲

十八大以来,鉴于中国经济发展背后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和谐等问题,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又时不我待,因此,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就成为当今中国重要的政治议题。在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下.结合当前中国具体的国情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过程、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等方面进行学理的分析和探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主体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客体是以基层社会公共事务为中心的综合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过程是以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为目标的政治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结构是以柔性方式为运行逻辑的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功能是以实现再组织化为目标的社会建设。与此同时,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过程、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等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应当注意的方面作了阐述。

从分化到整合: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转换

综观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社会变迁,其动力系统大致经历了"打破整齐划一→到体制外去→到体制内去→组织再造"的转换。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换,主要在于党情、国情、世情等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民众利益和要求发生了变化。在我国社会变迁动力的转换过程中,既有官方主动回应,有民众实践推动,更有两者互动、共同作用。同时,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变迁的动力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它们都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分化,进而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尽管"到体制内去"反映的是阶层的固化、利益的固化等不良的社会分化,但是,在经过这样的社会分化的阵痛之后,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共找到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对策,即组织再造,并通过组织再造,力图实现社会整合,从而使社会分化走向公平、公正的道路。

论合法性理论之流变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理论的明确提出及其比较系统的研究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由于合法性理论和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合法性理论本身就是研究国家政权成败、兴衰的政治现象的,因此,自从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有了国家、进入政治社会以来,人们也就开始了对政治的合法性问题的思考。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对合法性理论的探索基本上遵循着理性建构主义的传统,到了现代,则出现了合法性理论由理性建构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型。当代的合法性理论研究,主要表现为理性建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

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课题

从总体上看,中共拥有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统治绩效和领袖魅力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合法性资源都曾经为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曾经拥有,并不等于永远拥有。事实上,要想保持中共的执政地位,要想保持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保持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以持续不断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