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赐牛酒现象探析

汉代赐牛酒的实施者是皇帝,太后赐牛酒仅见王太后。赐牛酒的对象有特定的大臣、不特定的普通百姓、机构。皇帝对全国或某地普赐牛酒,是最常见的,有33次之多。皇帝普赐牛酒的原因有大赦天下、皇帝登基、皇帝行冠礼等。皇帝赐牛酒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原因与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地域上看,普赐牛酒多是针对全国,但皇帝归故里、设陵县、在某地祭祀天地时则往往针对当地。关于普赐牛酒的对象,有女子、吏民、民、里等。女子即指女户主,亦指家中的女主人。汉代赐牛酒的数量,或牛一头,或牛肉若干。

汉代牛文化探析

汉代蓄养有大量的牛只,国家虽然禁止屠杀耕牛,但对于大量淘汰的耕牛、肉牛、野牛等是可以屠杀的。屠牛卖肉当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行为。在汉代牛有着广泛的生产用途,如牛耕、拉车、杵舂等。养牛业的繁荣催生了几种与牛密切相关的职业,如牛医、牛经纪、斗牛等。在与牛密切接触的过程中,加深了汉代人对牛的思考,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观念,譬如将牛作为祭祀的至尊之物、以牛的至尊衬托统治者的等级、把牛作为守护神和引领神等。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侯国官制——以东汉郡属侯国为中心

传世文献资料关于汉代侯国职官的记载不全面,幸好在出土资料中发现大量汉代候国职官的内容,这使得我们能更进一步认清汉代候国官制本来清晰的面目。从出土资料内容可知,西汉末年东海郡属侯国的职官体系为:相、丞、尉、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游徼、游击、牢监、尉史、官佐、乡佐、邮佐、亭长、侯家丞、仆、行人、门大夫、先马、中庶子共21种。其中,丞、尉、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游徼、游击、牢监、尉史、官佐、乡佐、邮佐、亭长、侯家丞、仆、中庶子皆不见于文献所载之侯国职官系统。这些职官可补阙汉代官制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代水利职官考论

两汉中央和地方都设有专门的水利机构,具体情况差异很大。根据性质的不同,与其相应的水利职官分为中央、郡国、县和使职四类。汉代水利职官的地位有一种逐步提高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水利职官的秩级以及河堤谒者和统辖全国水利机构的设置上。汉代水利职官的设置与演变,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如全国或区域性水利职官的设置、大型水利工程的征调制度以及水官的全国公开招聘制度。

“千人类职官”探析

目前,学界对千人类职官存在一些片面的理解和错误的论述。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充分占有和全面梳理后认为,千人类职官的出任人员没有民族成分的限定,官级与司马平级;千人有时作地名用,指千人部众的屯驻地;千人类职官如"左千人、左骑千人"中的"左",当取"副"之义,即"副职"。

出土资料所见汉代地方农官考论

出土资料中载有大量汉代农官的内容,其中有军事屯田机构中的农官护田校尉、戊校尉、己校尉、将兵护民田官;有地方政府机构中民屯的农官使领护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农田官,力农丞,司禾;军屯、民屯机构中皆有的农令、农长、农丞、代田长、屯田丞、别田令史;有地方政府机构中由诸曹直接统属的农官农司马、渔监、田典、左田、劝田史、劝农史;有中央派驻地方的农官漆官、橘官、都田啬夫、都田佐。这些出土资料所见而文献所遗的汉代农官,补了文献记载内容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代邮驿职官考——以出土资料为中心

汉代邮驿职官可简单分为五类:一是置系统的职官;二是传系统的职官;三是邮系统的职官;四是驿系统的职官;五是政府机构中特设的,不属于上述四类的邮驿职官。这些出土资料所见而文献所遗的邮驿职官能够让我们对汉代的邮驿组织建制有相对清晰的认识,可补史阙。

秦汉时期的食人现象述论

秦汉帝国四百多年间一直存有食人现象,这种食人现象分为两种,即天灾性食人与人祸性食人。二者交替出现,是秦汉时期食人现象的新特点。通过对秦汉时期食人现象历史演变轨迹的梳理,人们可以认清当时食人现象的一些内容。为了食人惨剧不再重演,一方面应努力提高科技,发展经济,以提升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加强政府的组织功能,提高其服务水平,改善其行政能力。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那么食人惨剧或可避免。

秦汉詈骂现象探析

詈骂作为人类社会行为"异端"之一种,广泛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秦汉时期詈骂的特点是:詈骂的范围扩大,詈语的种类增多,詈骂的法规带有身份歧视。詈骂现象广泛存在于秦汉社会,反映了秦汉社会的一些重要文化观念。

印章、封泥所见的汉代中央职官杂考

汉代出土资料中有大量的印章、封泥,从这些印章、封泥中可以发现文献所遗的汉代官制的内容。所以,汉代印章、封泥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相关出土资料,可发现汉代中央官制的其他一些问题。

秦汉时期屠城现象研究

秦汉屠城现象表现四个基本特点:一是秦汉屠城现象主要发生在秦汉时代的早期和晚期,可谓是两头多,中间少;二是秦汉屠城现象遍及全国,但是发生地点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及其中下游地区;三是秦汉屠城现象中没有出现变态的施虐行为,更多的只是肆意的滥杀行为;四是秦汉屠城行为仍然处于低级野蛮的自发阶段,还没有完成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秦汉屠城现象中的政府军、义军和叛军,以及秦汉屠城现象与儒学的发展演变之间的关系有展开研究之必要。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散吏考论

出土资料中见有东阁祭酒、立义行事、门下议史、从掾位、从史位、议掾等6种汉代散吏,它们皆不见于两汉文献资料,可补史阙。文献所见有从史、祭酒(除文学祭酒外)、门下议生、议曹等4种散吏。今加上出土资料所见,可知汉代的散吏共有8种之多(东阁祭酒属祭酒一种,议掾归属于议曹中)。此外,从出土资料多载散吏的情况看,散吏在汉代政府机构中当是大量设置的,且广泛分布于从中央到地方州郡县的政府机构中。

论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少数民族职官

出土资料中存有大量关于汉代职官的内容。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认真梳理,可以发现非匈奴的少数民族职官较为繁乱,其基本职官体系皆为:君(王、长)、侯、千长、百长、小长。由于少数民族部落规模大小的不同,职官的设置在数量上有所差异,其职官体系仍如上所述,具体上也是大同小异。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杂号将军考论

大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称为"重号将军",其他称号的将军称为"杂号将军"或"列将军"。关于杂号将军,《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中有详细的列举。但是,从汉代出土资料中又发现大量为文献所遗的杂号将军称号,如居延将军、汉阳将军、禽适将军等。这些杂号将军的称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补汉代职官之阙。

耿弇“屠城三百”考辨

《后汉书》中载有耿弇"屠城三百"的论述,很多人认为就是屠灭了三百座城池。从"屠"字的含义以及耿弇的文化道德修养、活动过程等方面来看,所谓屠灭三百座城池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应该理解为耿弇进行了大规模的滥杀行为。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军官考论

印章、封泥、简牍等实物资料含有大量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的内容,这修正或弥补了先前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诸多内容,如千人、司马及其它属官有很多文献所遗的内容。在对相关文献和实物资料进行认真考察梳理的基础上,以种类的不同加以分门别类地论述之后,发现这些实物资料极大地补充和拓展了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内容,对构建全面、系统、详细的汉代军事职官系统大有裨益。

汉代的集市贸易

汉代集市贸易繁荣,有马市、书市、酒市等专业性的市场。这些集市多自发形成,城市集市则多经人为规划建设。城市集市都是方形,市列纵横。这反映了汉代集市贸易的繁荣和汉代"重农抑商"理念对贸易的阻碍。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中央宫官述论

在出土资料中发现大量汉代中央宫官,这些宫官有长信太仆丞、信宫车府、长信私丞等。通过对这些汉代中央宫官内容的探讨,有理由相信长秋宫、长信宫、常乐宫、未央宫各宫当皆有居室、谒者令、中谒者、仓、车丞、祠祀、宦丞、宦者中监、尚浴、私丞、私官、谒者、永巷、詹事丞、掌衣、宦者、食官、卫丞,而非仅限于实物所见。

论秦汉时牛的数量与用途

汉代牛的数量很多,但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影响下,牛的数量会急剧减少。牛主要用来耕地和拉车。牛耕在汉代得到了普遍推广,并出现了"一人一牛三犁"的先进耕作技术。秦汉政府都拥有大量的牛车,并对这些牛车制定了具体、严格的管理法规。此外,牛还被用来杵舂、作战等。秦汉政府对耕牛的保护都相当重视,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

汉代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马”

作为武官的司马,广泛存在于汉代官制的诸多系统中,数量十分惊人。它们属于汉代官僚系统的中下级官吏,是帝国统治秩序得以维持的骨干力量。通观两汉历史,司马职官一直都有设置,有着自己的命名规则、广泛的职权、不同的秩级和众多属官,这些复杂的情况正说明了司马职官在汉代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地位。自西汉到东汉,司马也呈现出数量逐步增加、职权范围或种类日渐扩大和地位缓慢下降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