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法不责众”:博弈视角下的运动式治理效用及其实现机制研究——以上海交通大整治实践为例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治理手段,被认为是中国独特现象,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体制特征和中心任务驱动下的地方治理逻辑。既有研究多将其视为现代国家理性发展不足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科层体制日常工作中普遍存在的运动式治理现象,如城市交通管理领域的交通大整治。通过建立动态博弈分析框架发现,交通大整治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在于运动式治理可以有效消解破窗效应,进而破解由累积性违法行为导致的“法不责众”困境。上海交通大整治通过执法机制优化、多元力量联动、数字化赋能等执法手段建立了违法必惩的可信威胁,改变了公众违法支付结构,促进了公众的政策遵从,并构建起新的博弈均衡。作为一种技术性工具,运动式治理亦内生于科层体制自身的局限性,是政府应对常规化治理限度的理性选择。

面子再生产:积分治理有效的中介机制——基于浙江省T村社区治理的经验

内生动力不足是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困境,近年来一些乡村治理中出现的积分制调动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提升了乡村社会的治理水平。既有研究从清晰化治理的视角探讨了积分制在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但对其为何能发挥有效作用缺乏深入的探究。通过对浙江省T村的实地调研发现,积分制是将科层治理任务与乡村内生需求结合起来的创新实践,其发挥有效性的核心在于积分制赋予了“面子”社会属性和约束性,激活了“面子”的传统治理功能。其中,积分指标的治理属性激活了“面子”的社会性,积分评比的操作过程实现了“面子”的规范性,积分结果的呈现方式发挥了“面子”的约束性。积分制对传统治理资源的激活,既完善了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也促进了传统治理经验回归现代化治理的发展进程。

乡村共同体的瓦解与重建--我国乡镇治理的困境及其自治要素分析

乡镇问题的实质是传统乡村共同体瓦解之后如何在现代国家体系下重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治理体系问题。目前乡镇的困境是由于现代国家政治建设和城市化的进程破坏了传统的自治要素,却又未能在公民社会的框架下重建新的要素关联导致的。因此,必须跳开围绕着乡镇权能大小讨论乡镇问题的框架,以平等的公民权为基础重构地方社会的自治共同体。

业主集体行动视角下的社区强人治理——基于业主委员会的多案例研究

"三驾马车"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由于业委会的瘫痪长期面临着公共治理产品输出的困境,社区陷于物业管理矛盾将发或频发的风险境地。从公共品治理理论出发,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结构中业主组织缺位造成的小区失序,包括制度成本、权威压制在内的业主行动的外部成本和小区规模、复杂情况等的内部成本构成作为潜在集团的业主组织行动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特殊业主的出现及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考量将构成业主行动的内部条件。多案例研究发现,"明星小区"从业主维权成功进入社区自治的实践背后存在重要的强人逻辑。强人治理是理解中国特定基层社区治理生态的透镜及问题表征。通过对强人治理的形成机制及逻辑困境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从制度层面疏解社区治理风险的若干对策。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区权力结构——基于上海6个社区的实证研究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领域,房地产改革实现了中国城市社区从集体权属的单位社区向个人权属的居住社区的转变,也带来了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通过对上海市6个社区的实证研究发现,以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构成了城市社区的多元权力格局。居委会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在某些领域因为物业力量的延伸而出现空心化现象;物业公司以极具效率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在社区运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业委会虽然成立的数量不少,但作用发挥依然有限。而在不同的城市社区中,上述权力格局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低档社区市场力量较弱,往往承续着单位制传统,居委会扮演着权力格局的主导者;高档社区中,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物业管理公司,并且挤压社会力量的发展;中档社区则发展出一种碎裂化的相互制衡态势。在这种多元的权力格局中,政府行政力量如何有效释放,以及政府行政权力执行者的角色至关重要。而如何实现政府对社会管理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并依据具体社会发展状况培育社会管理力量,使得市场与社会力量实现良性互动,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改革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其层级结构研究

当代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呈现出层级多、基层负担重等特征.目前主流观点认为这与中国城市管辖范围大、人口多、传统官僚制等有关.但回溯这一体制建立之初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是在1949年前后接管城市过程中,面对同一城市,放弃了之前的一级政府体制,建立了二级政府加街居的"四级"管理新体制,当时已然呈现出机构多、人员多,基层不堪重负等形态.本文应用档案等史料,聚焦于这一城市新管理体制建立的实际过程,并应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从政府角色、职能与结构角度解释了新管理体制的特征及其构建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把改造和重组社会作为自身的使命,带来了城市政府职能的扩张.而伴随旧的社会组织的清除,城市政府只能依靠自身的组织体系来实现职能,同时面对广大群众,工作不得不深入推行下去,进而选择不断地下设组织层级,形成了多层级的城市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制的形成及其推进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市"社区制"经历了启动、形成发展与转型阶段,基本构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道路与发展图景.社区制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总体演进的一个组成部分,应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研究这一过程.从社区制的发展历程中提炼出四个推进机制:政策与示范——社区制演进的中央推动机制;问题导向与学习创新——社区制演进的地方创新机制;专家与民间精英——社区制演进的微观创新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制演进中党的领导与整合机制.经研究发现,社区制既有从属性和工具性,也有主体性和发展性,作为国家整体治理的一部分,社区既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目标形成不同的体制,同时也随着国家发展和自身成长不断地将自身向前推进.

分类发包与规制性治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关系演变及其机制研究

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的规范层面,较少从历史维度探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关系演变及其内在逻辑。本文基于行政发包理论,提出分类发包下的规制性治理框架,将政社关系纳入基层社会治理进程中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时期的任务包决定了基层政府政策制定的共性和差异化特征,在与其他主体的互动中形成了国家主导下的规制性治理。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经历了从严格管理到分类管理再到党建全面引领发展的转变,呈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进路。分类发包是其主要形成机制,不同阶段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情境是基层治理实践的约束性因素。规制性治理的提出深化了中国社会组织管理研究,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整体性解释提供了可能。

底层妇女的命运:当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其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特色在于它与国家民族阶级等社会革命紧密相连, 这使得它一方面能够获得全社会的认同从而发展迅速, 另一方面使劳动妇女的平等与解放成为整个运动的主体和目标, 从而使劳动妇女成为这一解放运动的最大受益群体。但随着阶级斗争向经济为中心的转移, 这种妇女解放的模式实际上被放弃并淹没于经济建设的大潮中, 在此过程中, 前期以底层妇女为主取得的成果开始受到多重挑战, 其中,"劳动妇女"成为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 并被男性精英和女权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忽略。这种演变过程既是中国特色妇女解放运动成就与局限的反映, 也向当前女权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1958-1966:居民委员会功能的变异与恢复——以上海市为例的历史考察与分析

始于 195 8年的大跃进引起的城市社会变迁一度导致居委会出现以大办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性功能扩张 ,使其在形式上与一个基层政权组织相差无几。 196 2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正常化 ,居委会也开始逐步恢复其正常地位与职能。这一过程鲜明地说明了居委会如何受制于宏观社会变迁和政治生活 。

集权与分层管理下的博弈：集体行动的博弈模型研究

对群体事件的现有研究,偏重于个案研究,缺少对集体行动的一般机制解释。本文从理性人出发,将相关利益群体和基层政府视为理性博弈主体,认为多层政府架构及上级政府的模糊策略是中国集体行动发生的关键因素。通过区分不同情况,分析了集体行动的不同博弈模型。尔后给出了统一的三方博弈模型解释我国目前集体行动的一般机制,并依模型给出了三方的策略分析,并进行了个案经验验证。

战后上海的保甲制度及其选举分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保甲长选举。就上海来说,战后保甲制度及其选举既有与全国一致的地方,又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一方面,战后保甲制度的基本架构在各城市间大体相类,既标明保甲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制定相应的保甲长民选制度,规定保民大会,授予相应的权力,又对其权力与职能范围加以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独特的历史及地域特征,它又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地域特征,这一特点是国家政权在基层建构中的一般逻辑及上海地域差异性中的利益原则在上海的反映。

建国初期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创建的历史考察

随着改革的深入 ,社区正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居民委员会作为我国城市社区中最基层、最广泛存在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是当前研究社区、研究基层民主建设不可忽视的。本文通过考证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建立、发展过程 ,试图从历史角度分析把握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发生。

从里委会到革委会——“文革”十年中居委会的考察与思考

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居委会虽然遭到了相当的破坏,但其完全中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实际上,整个"文革"期间,居委会主要的任务是协助无产阶级专政及政府事务与履行必要的社会职能,这一发展其实只是它满足不同时期形势要求的一种正常反映,并未超出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单位化村庄:合作经济模式下的村庄治理结构——基于江苏省中部L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后的部分村庄通过合作经济模式,建立起单位化村庄治理结构,表现为村民对富有集体资源的村庄形成了利益依赖结构与精神归属寄托关系。这种单位村庄治理结构增强了村庄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该治理结构建立的根本动因在于村民对集体安全感的需求。

国家的社区权力结构: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随着城市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区内部权力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研究者认为这代表了社会力量在社区中出现,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着眼于组织层面的定性研究,缺乏对社区权力状况的定量测量。本研究选取了上海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在应用社会网呈现了社区网络的基础上,应用经典的职位法和声望法对社区权力进行了测量,定量地呈现了社区的权力结构,发现无论社区类型如何,居委会书记主任都是社区权力的核心。其权力的来源是职位而非个人,说明国家在社区的控制力虽有限却也有效。

纵横交织的社区网络: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选举——上海市Y小区个案研究

国内学术界关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选举的研究基本是基于居委会与居民处于对立关系上,而忽视了社区中存在的纵横交织的社区网络,本文认为正是这一纵横交织的社区网络通过信任、规范,降低人们的合作成本,构成了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逻辑,对社区选举等公共事务具有正向作用。论文基于对上海市Y小区的个案分析,首先提出研究问题;其次对上海市Y小区居委会选举进行分析,发现在Y小区中存在正式组织与社团组织,进而衍生出纵横交织的社区网络,极大地推动了Y小区的社区选举;再次探讨了纵横交织的社区网络与信任,这构成了有利于社区秩序和民主运行的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

加入核心团队:社区选举的合意机制及其运作基础分析

为何中国的居委会选举能够在居民普遍冷漠的情况下获得高投票率?以往的研究认为主要在于居委会利用积极分子进行了动员,并认为积极分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与居委会之间存在着人情与互惠关系。论文通过参与式调查提出,高投票率的关键是行为者构建了基层政府、居委会和积极分子之间的合意机制。这一机制不仅保证了高参选率,还保证了选票的高集中率。它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居委会培训和候选人产生的制度保障,同时,单面相的纵向社区结构和以娱乐为主的社区活动才是积极分子产生的真正土壤,并为合意机制提供了运行的社会基础。此外,浅层冷漠的选民则为这一机制提供了民众基础。这一机制还是社区治理结构的反映。

底层妇女的命运: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及其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特征在于它与阶级解放紧密相连。这使得劳动妇女的平等与解放成为整个运动的目标,使她们成为这一解放运动的主体和最大受益群体。但随着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这一妇女解放的模式被淹没于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前期妇女解放的成果受到多重挑战。其中,劳动妇女成为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并被男性精英和女权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忽略。这种演变过程既反映了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就与局限,也向当前女权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阶级净化机制:国家政权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构建——以解放初期上海居委会的整顿与制度建设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城市进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将庞杂混乱而异质的城市社会改造成为高度实现国家意志的组织化革命化的社会。而得心应手的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权运动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这也是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主要方式,也是它整合社会的主要手段。可以说,正是以阶级为核心的持续净化运动才重构了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并为新生国家政权构建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当时居委会的构建与整顿过程清楚地展现了这一机制的实际运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