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可持续发展瓶颈及应对分析

青藏高原面积巨大,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具有生态、生产和生活的三生服务功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气候变化、人口激增、市场冲击和经营管理模式改变等多种因素影响下,青藏高原草地生产服务功能逐渐被弱化,“人-地”矛盾凸显,如何实现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基于此,本文梳理了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演化历史、植被演化过程及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及区域经济-资源发展模式特征,发现:1)在大的时空间尺度下,青藏高原植被演替的主控因子为气候变化和剧烈的地质变迁,在小的时空尺度下,导致相同地理和气候单元植被特征分异的原因是放牧强度的分异,而草地过度放牧的原因同家庭牧场的管理、草地生态价值的可评估性、人口与生产力发展适配度等关系密切。2)规模化放牧在青藏高原区域具有数千年历史,并形成了人-草-畜协同演化的互利共生关系,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汲取当地传统知识和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扩大草地生产的层次性,引入或研发以生产和生态效益共赢为目的的科学技术,完善和延伸草地生产产业链,完善高原生态系统生态价值评估体系,调动牧场管理者草地健康保护的主观能动性,完成草地健康监管奖惩制度,以生产力、管理和文化为调节手段提高青藏高原区域农牧业现代化和商品化程度,实现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及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2005-2020年亚洲中部干旱区生态站月潜在蒸散量数据集

潜在蒸散表征大气蒸发能力,是衡量区域蒸发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气候干旱程度变化、水资源供需平衡、植被耗水量等的关键参数。在收集中亚生态系统监测网络12个生态站和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11个位于西北干旱区生态站的气象观测数据基础上,经过数据质量控制与插补,采用Penman-Monteith模型计算潜在蒸散量,生成了2005-2020年亚洲中部干旱区生态站月潜在蒸散量数据集。本数据集时间序列较长、覆盖多种生态系统类型,可作为亚洲中部干旱问题研究的基础数据、模型输入数据、模拟结果验证数据等,也可为该区域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划破草皮技术对退化高寒小嵩草草甸土壤及植被恢复的影响

【目的】明确不同土壤草皮划破技术对高寒小嵩草草甸土壤理化性质和植物群落地上生产力恢复的影响。【方法】以退化小嵩草草甸的不同土层深度(0~10、10~20、20~30、30~40 cm)土壤养分、水分、紧实度等特征及植物群落生长繁殖特性为评判指标,分析划破草皮(C_(1))、划破草皮+补播(C_(2))、划破草皮+施肥(C_(3))、划破草皮+补播+施肥(C_(4))4种草皮划破技术处理对土壤理化性质和植物群落地上生产力恢复的影响。【结果】4种草皮划破技术处理下土壤湿度分别比对照增加了0.09%、4.80%、3.58%和4.05%,对土壤碳、氮、磷和钾含量亦具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效果。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处理方式、土壤深度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土壤全碳和全氮含量存在极显著影响(P<0.01)。不同处理方式对植物群落及实生苗数量特征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效应(P<0.01),其中,C_(2)处理植物群落密度比对照增加了68.77株/m^(2)(P<0.05);双子叶植物数量与土壤无机碳含量存在极显著负相关关系(P<0.01),相关系数为-0.37。基于不同处理的土壤物理性质(土壤湿度、土壤温度、土壤紧实度)、全量养分(全氮、全碳)和速效养分(有效磷、速效钾、铵态氮)含量的标准化多维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单一划破草皮处理(C_(1))在短期内对土壤物理和化学性质的综合改善能力较弱,而在划破草皮之上辅以补播或施肥处理对土壤理化性质的改善和限制性养分的活化效果更优。【结论】采用划破草皮配合外源种库和外源养分添加的生态恢复措施可以在短期内提高退化小嵩草草甸生产能力和土壤限制性养分含量,在生态恢复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2015-2020年海北高寒草甸碳水热通量观测数据集

青藏高原寒高草甸面积约为5.04×10^(5) km^(2),是高原生态屏障功能发挥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质。2014年5月,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简称海北站)应用涡度相关技术进行高寒禾草-矮嵩草(Kobresia hulimis)草甸生态系统碳水循环和能量交换的连续观测,获取了宝贵的原始资料。经过异常值剔除、缺失通量数据的增强回归树模型插补等数据质控流程,海北站拟公开发布2015–2020年高寒草甸碳水热通量观测数据集。本数据集包含净生态系统CO_(2)交换、生态系统CO_(2)呼吸、总生态系统CO_(2)交换、潜热通量、显热通量等通量数据子集和空气温度、空气相对湿度、总辐射、净辐射、光合有效辐射、降水、土壤温度、土壤体积含水量等常规微气象数据子集,时间分辨率有30分钟、日、月和年等4种尺度。本数据集可以用于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碳水循环过程模型的参数优化及碳素固持、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的时空格局及演变趋势的科学认知。

基于SHAW模型的祁连山高寒草甸土壤水分储量及通量的模拟研究

高寒草甸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重要植被类型之一,量化该下垫面土壤水分储量及交换过程是评估区域水源涵养功能的关键科学基础。基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祁连山南麓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水热特征的连续观测数据,对SHAW(simultaneous heat and water)模型进行了参数优化,分析了0~100 cm土壤水分储量及通量的变化特征及环境影响。结果表明:SHAW模型可以相对准确地模拟高寒草甸土壤温、湿的季节变化特征,土壤水分的模拟效果略好于土壤温度的模拟效果。日均0~100 cm土壤水分储量(SWS0-100)为(274.99±19.57,平均值±标准差)mm,5—10月植被生长季的平均SWS0-100较非生长季低21.92 mm。SWS0-100的季节变异主要受控于群落叶面积指数的正效应和蒸散发的负效应,二者通过调控浅层(0~20 cm)和中层(20~60 cm)土壤水分储量间接影响SWS0-100。日均0~100 cm土壤水分通量(SWF0-100)为(0.16±9.52)mm·d^(-1),表现为向下传输。生长季和非生长季的SWF0-100均值分别为3.27和−3.23 mm·d^(-1)。降水和土壤温度梯度通过驱动浅层、中层土壤水分通量和深层(60~100 cm)土壤水分通量间接影响SWF0-100。研究结果可为科学评估祁连山高寒草甸水源涵养功能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计算法学的生成谱系、理论内核和未来面向

“智能化革命”催生“智能社会”的到来,“智能社会”呼吁着“智能社会秩序”的建立,作为法律领域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计算法学也应运而生。在计算法学的初步定位上,存在“方法论”“工程论”“对象论”“学科论”四种观点或立场。通过对漫长的法学历史长河中论题术和决疑术中的或然性计算、逻辑学中的必然性计算、自然科学中的计算、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中的计算的发展脉络的探寻,使得计算法学具有知识论的背书及正当性的认同。在计算法学的理论内核中,计算权利和计算义务是计算法学的核心范畴,计算正义是计算法学的最高价值准则,算法治理是计算法学的第一要务。面向未来,只有进一步提炼计算法理,让计算合乎法理、用法理引导计算,计算法学的发展才能行稳致远,从而转化为中国特色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兴力量。

成人脊柱畸形手术后远端交界区失败相关危险因素的系统回顾

目的 系统性回顾成人脊柱畸形(adult spinal deformity, ASD)手术后远端交界区失败(distal junctional failure, DJF)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检索中英文数据库中的成人脊柱畸形手术文献,对文献质量评价后,观察DJF发生率及相关风险因素。结果 共获得13篇文献纳入研究,其中英文文献12篇,中文1篇。13篇文献的NOS得分7~8分。13篇文献均描述了DJF发生率,发生率为1.52%~15.56%不等,总体DJF发生率为3.47%(83/2393)。12项研究描述了翻修率,范围为7.61%~42.11%,总体翻修率13.22%(304/2299)。DJF的发生原因从低到高分别为:过渡综合征(4.82%)、邻近节段疾病(12.05%)、远端交界性后凸(18.07%)、假关节形成(22.89%)、器械因素(28.92%)。不同年龄和手术技术组别之间的DJF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椎间融合和L5融合的患者DJF发生率显著升高(P<0.05)。结论 ASD术后的总体DJF发生率为3.47%,椎间融合和L5融合可能是术后发生DJF的风险因素。

下肢淋巴水肿功能,残疾和健康问卷与淋巴水肿生活质量问卷在继发性下肢淋巴水肿中的诊断价值

目的 验证下肢淋巴水肿功能、残疾和健康问卷(Lymph-ICF-LL)和淋巴水肿生活量问卷(LYMQOL)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探索两种问卷的最佳截断值。方法 收集妇科恶性肿瘤术后继发性下肢淋巴水肿病人62例,妇科恶性肿瘤术后未患淋巴水肿病人37例。采用Lymph-ICF-LL评分问卷和LYMQOL评分问卷对两组病人行问卷调查。采用Spearman检验评估两种问卷评分与下肢淋巴水肿指数(LEL指数)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两种问卷的预测诊断效能。结果 相关分析表明,Lymph-ICF-LL评分与LEL指数呈正相关(r=0.478,P<0.05),LYMQOL评分与LEL指数呈正相关(r=0.346,P<0.05)。两种问卷对检测继发性下肢淋巴水肿都具有较高准确度、敏感性和特异性,Lymph-ICF-LL的预测ROC曲线下面积为0.926(P<0.05),最佳截断值是20.1分,敏感度为83.9%,特异度为91.9%;LYMQOL的预测ROC曲线下面积为0.883(P<0.05),最佳截断值是1.9分,敏感度为80.6%,特异度为83.8%。结论 Lymph-ICF-LL和LYMQOL对继发性下肢淋巴水肿诊断有较高的特异度和敏感度。两种问卷可以作为继发性下肢淋巴水肿诊断方法之一。

病灶清除联合敏感抗生素治疗腰椎术后早期手术部位感染并发脓毒症

目的:观察病灶清除联合敏感抗生素治疗腰椎术后早期手术部位感染并发脓毒症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2015年1月至2021年12月,采用病灶清除联合敏感抗生素治疗腰椎术后早期手术部位感染并发脓毒症患者13例,男9例、女4例。年龄31~58岁,中位数48岁。所有患者均接受过后路腰椎椎管减压椎间融合器植骨融合术,其中腰椎间盘突出症合并腰椎管狭窄症7例、单纯腰椎滑脱症6例。原手术节段为单节段4例,其中L_(4~5)3例,L5S11例;2节段6例,其中L_(3~4)、L_(4~5)4例,L_(4~5)、L5S12例;3节段3例,其中L_(2~3)、L_(3~4)、L_(4~5)2例,L_(3~4)、L_(4~5)、L5S11例。感染累及肌层8例,累及椎体、椎间隙5例。感染并发脓毒症时间,原手术后1~7 d 3例、8~10 d 5例、11~14 d 5例。13例患者中有10例切口愈合不良,且局部有渗出物。体温38.9~40.3℃,中位数39.5℃。血培养和穿刺液培养结果显示,表皮葡萄球菌3例、金黄色葡萄球菌5例、肺炎克雷伯菌1例、大肠杆菌1例、阴沟肠杆菌3例。记录病灶清除术前后白细胞、C-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降钙素原的检测值,采用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评价腰椎功能,采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评价腰部、腿部疼痛情况,采用改良MacNab标准评价综合疗效。随访观察并发症发生和内固定物固定等情况。结果:本组13例患者均采用1次清创手术,均于炎症控制后1周出院。所有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6~24个月,中位数14个月。病灶清除术前、术后3 d、术后7 d、术后14 d的白细胞计数分别为(15.47±7.78)10^(9)个·L^(-1)、(12.87±0.14)10^(9)个·L^(-1)、(10.28±2.44)10^(9)个·L^(-1)、(7.65±0.03)10^(9)个·L^(-1),C-反应蛋白检测值分别为(105.94±22.57)mg·L^(-1)、(90.50±17.39)mg·L^(-1)、(59.99±5.94)mg·L^(-1)、(27.31±2.30)mg·L^(-1),红细胞沉降率检测值分别为(63±20)mm·h^(-1)、(62±16)mm·h^(-1)、(52±14)mm·h^(-1)、(41±11)mm·h^(-1),降钙素原检测值分别为(1.64±1.25)ng·mL^(-1)、(1.26±0.84)ng·mL^(-1)、(0.80±0.52)ng·mL^(-1)、(0.55±0.57)ng·mL^(-1)。病灶清除术前、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和末次随访时的腰部疼痛VAS评分分别为(6.15±1.34)分、(0.54±0.78)分、(0.15±0.38)分和(0.15±0.38)分,腿部疼痛VAS评分分别为(3.08±0.63)分、(0.31±0.63)分、(0.23±0.44)分和(0.08±0.28)分,ODI指数分别为(72.31±10.09)%、(23.54±5.78)%、(16.92±3.23)%和(13.53±3.28)%。末次随访时评价综合疗效,优11例、良2例。至末次随访时,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感染复发、内固定物松动等并发症。结论:病灶清除联合敏感抗生素治疗腰椎术后早期手术部位感染并发脓毒症,可以有效控制感染、减轻腰腿部疼痛、恢复腰椎功能,且安全性较高,同时无需取出内固定物。

腰椎术后早期切口感染合并败血症的处理方法

2010年1月~2021年1月,我科13例行腰椎减压固定融合术患者在术后早期(术后30 d内)出现切口感染合并败血症,确诊后行手术+敏感抗生素治疗,内固定均得以保留,报道如下。1材料与方法。1.1病例资料本组13例,男9例,女4例,年龄31~58岁。腰椎间盘突出症5例,腰椎管狭窄症4例,腰椎滑脱症4例。患者均行腰椎减压固定融合术,术后30 d内出现切口感染合并败血症,血培养及腰椎术区积液穿刺细菌培养:表面葡萄球菌3例,金黄色葡萄球菌5例,肺炎克雷伯杆菌1例,大肠埃希菌1例,阴沟肠杆菌3例。

青藏高原北缘3种高寒草地的CH_4、CO_2和N_2O通量特征的初步研究

高寒草地温室气体排放研究已成为高寒草地与气候变化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但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单种类型草地的温室气体通量研究,缺乏多种草地类型间的比较。本研究于2009年以高寒草甸、栽培草地和高寒灌丛为研究对象,利用静态箱法研究3种草地的CH_4、CO_2和N_2O通量特征。结果显示,天然高寒草甸、栽培草地和高寒灌丛是大气CH_4的汇,大气CO_2和N_2O的源,其CH4通量分别为-21.4、-28.1和-41.1μg·m^(-2)·h^(-1);CO_2通量分别为360.6、447.9和475.1 mg·m-2·h-1;N_2O通量分别为34.2、51.6和50.6μg·m^(-2)·h^(-1)。生长季的高寒草地CH_4吸收占全年的42.4%~45.6%,生长季的CO_2和N_2O排放量分别占全年的64.1%~67.8%和37.9%~66.7%。土壤5 cm温度与CH_4、CO_2、N_2O通量分别呈负相关、正相关和正相关关系,除高寒草甸CH_4通量外土壤5 cm与其他草地温室气体通量均达到显著水平(P<0.01);土壤湿度与草地CH_4和CO_2通量呈正相关,与N_2O通量呈负相关,但仅与高寒草地CH_4和CO_2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P<0.01)。土壤呼吸温度敏感性大小(Q10)值显示,CO_2通量较CH_4和N_2O通量对温度更为敏感。将3种草地的CH_4、N_2O通量值换算为等量CO_2后发现草地温室气体通量造成的温室效应表现为高寒灌丛>栽培草地>高寒草甸。

青藏高原高寒草原碳增贮潜力的初步研究

青海省西部地区的高寒草原分为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草原化草甸和高寒草原3种类型;按照草地利用现状,分为原生草地、退化草地和人工草地3种土地利用格局。以原生草地为参照,通过比较不同草地类型和土地利用格局草地碳贮现状,探索其碳的增贮潜力。结果表明:原生高寒草原、退化高寒草原、高寒草原化草甸、退化草原化草甸、高寒草甸草原、退化草甸草原和人工草地的土壤-植物系统中总有机碳贮量分别为45.07±0.68,30.41±0.5,84.21±0.61,66.11±0.62,98.85±0.11,80.02±0.22,43.77±0.16tC.hm-2,其中原生高寒草原与高寒草原化草甸、高寒草甸草原、退化高寒草原有机碳储量差异显著。对退化草地进行人工恢复,具有显著的碳增贮潜力,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草原化草甸、高寒草原和人工草地的理论碳增贮潜力分别为18.82±0.51,18.15±0.15,14.65±0.78,1.29±0.21tC.hm-2。气候变化导致的青藏高原干暖化,对高寒草原有机碳贮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由高寒草甸草原和高寒草原化草甸向高寒草原的演替上。

基于数字微反射镜灰度光刻的成像模型

在深入探讨DMD(DigitalMirrorDevice)灰度图形传递的特点基础上,把曝光量分布作为分析数字光刻成像的物理量,建立了数字灰度光刻的成像模型.以制作微米量级微透镜为例,通过模拟分析,讨论了数字光刻过程中DMD的工作方式、成像系统参量对抗蚀剂曝光量分布的影响,揭示了数字灰度光刻成像机理,为开展数字光刻实验研究提供了理论根据.

不同退化程度下的高寒草甸主要温室气体通量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对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敏感而脆弱,以高寒草甸4个退化阶段:原生草甸(NM)、轻度退化草甸(LM)、中度退化草甸(MM)和重度退化草甸(HM)为研究对象,利用静态箱法研究了草甸退化对于草地主要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放牧强度对于草地温室气体通量影响显著,重度退化草甸相比原生草甸CH4吸收显著增加(p<0.05),CO2排放能力逐渐降低,N2O排放能力显著增强(p<0.05),放牧活动对于高寒草甸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植被上,而土壤环境的变化相比植被更加迟滞,因此退化年限对于草地温室气体通量至关重要。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得知,草甸甲烷通量主要影响因子为土壤紧实度、有机质、植被盖度;二氧化碳通量主要影响因子为全磷、植被盖度、全氮;氧化亚氮通量主要影响因子为有机质、紧实度、死根,高寒草甸退化演替发展到重度退化阶段时释放大量温室气体。

消除数字光刻像素栅格衍射影响的研究

提出用优化成像系统设计参量的方法有效消除基于数字微镜阵列的栅格结构及其衍射对微结构成像质量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当照明光源的波长为0．365μm，系统的数值孔径为0．3左右，缩小倍率为10-20×时，栅格像的可见度在0．1以下，DMD的栅格结构对成像质量的影响大幅降低；对微透镜的成像分析发现，合理的成像系统结构参量能有效地减少栅格的影响．如果结合DMD显示图形的可编程特点，优化图形的结构或灰度，则能在像面获得较理想的曝光量分布，达到快速加工二维和三维微结构的目的．实验结果证实了优化系统参量可有效消除DMD栅格的影响．

高寒草甸植被层对于草地甲烷通量的影响

土壤对大气甲烷的汇是草地的一项重要生态功能,关于草地的温室气体通量已有大量研究,但鲜见关于植被层对于草地甲烷通量影响的报道。通过设置完整高寒草甸(IHC)、去除地上生物量草地(RAB)和裸地(RBB)三个处理,利用静态箱法来研究植被层对于草地甲烷通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观测期间草地的平均甲烷氧化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裸地[(52.2±18.9)μg/(m2·h)]>去除地上生物量草地[(32.3±14.7)μg/(m2·h)]>完整草地[(27.9±10.6)μg/(m2·h)],三者之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5)。根据三种处理计算出的草地根系和草地地上部分生物量2003—2004年的甲烷通量分别为(23.5±18.3)μg/(m2·h)和(7.4±11.5)μg/(m2·h),二者甲烷通量均为正值说明植物地上部分和草地根系都起到了促进甲烷排放的功能。在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RBB生长季平均甲烷通量分别为(-67.7±20.6)μg/(m2·h),(-60.7±18.5)μg/(m2·h),(-58.3±16.3)μg/(m2·h)和(-48.9±22.6)μg/(m2·h),表现为逐年降低的规律,但是IHC处理和RAB处理生长季甲烷平均通量的年季差异不显著,且没有明显的规律。在三年的原位观测期间,三种处理甲烷通量与土壤5cm温度、土壤湿度相关性也达到显著水平(P<0.05)。

温敏性水杨酸分子印迹水凝胶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以水杨酸为模板分子,丙烯酰胺为功能单体,N-异丙基丙烯酰胺为温敏单体,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为交联剂,偶氮二异丁腈为引发剂,采用本体聚合法,60℃热聚合制备了温度敏感的分子印迹(MIP)水凝胶,其最低临界溶解温度(LCST)在40℃左右。该分子印迹水凝胶对水杨酸显示了高的选择识别性,非分子印迹水凝胶则表现出低的选择性。温敏性分子印迹水凝胶的吸附容量达6.35 mg/g,是非印迹水凝胶的3.66倍。相对于未添加温敏单体的分子印迹聚合物,温敏性水杨酸分子印迹水凝胶对目标分子的吸附和洗脱效率分别提高33.3%和50%,并实现了温度响应的水凝胶结合、释放水杨酸的功能。

青藏高原放牧高寒草甸主要温室气体通量及其主控因素研究

在青藏高原高寒草地不同放牧强度区设4个试验样地,分别为原生草甸(NM)、轻度退化草甸(LM)、中度退化草甸(MM)和重度退化草甸(HM),监测草地温室气体通量。结果表明:不同放牧强度对草地温室气体通量影响显著,放牧活动对高寒草甸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植被上,而土壤环境的变化比较迟滞。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和因子拆分得知,草甸甲烷通量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为土壤紧实度和有机质,分别能解释44.6%和28.4%的总变异,CO2通量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为紧实度和生物量,分别能解释36.1%和32.8%的总变异,氧化亚氮通量影响较大的环境要素为紧实度和有机质,分别能解释50.1%和22.9%的总变异,家畜的践踏作用使退化草地紧实度增加,进而引起温室气体通量的改变,高寒草甸退化演替发展到重度退化阶段时释放大量温室气体。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优势植物种对大气甲烷行为分异机制

采集青藏高原高寒草甸15种优势植物进行室内沙培实验,利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法测定其甲烷通量,以确定其对大气甲烷的源汇效应;对植物体实施横切、纵切处理,研究植物甲烷排放的机制。结果显示:8种植物为大气甲烷的源,多为草本植物,7种为大气甲烷的汇,多数灌木植物吸收甲烷;横切、纵切处理对于植物甲烷释放速率的影响显著(p<0.05),释放甲烷的植物中5种植物纵切后甲烷释放速率增加,增幅10.9%～244.06%,6种植物横切后甲烷释放速率增加,增幅27.04%～37.44%,灌丛植物在横切、纵切处理后甲烷通量都呈降低的趋势;对植物纵切处理后甲烷释放速率显著高于未处理与横切处理后植物甲烷释放速率,推测是由于几种处理间对于植物维管束处的气腔破坏程度不同造成的;温度对于植物的甲烷行为影响显著(p<0.05),随着温度的升高植物甲烷的源/汇效应均呈现增加趋势,甲烷源植物Q10=1.75,甲烷汇植物Q10=1.44。

氮掺杂对4H-SiC电子结构的影响

采用广义梯度近似的密度泛函理论方法计算了4H-SiC的本征态的电子结构以及4H-SiC材料N掺杂后的电子结构,计算结果表明:与本征态相比,N掺杂后的4H-SiC的导带与价带均向低能端移动,导带移动幅度大于价带,使得掺杂后的禁带宽度小于本征态的禁带宽度:导带底进入N的2s态和2p态,但它们所占比重小,掺杂浓度变化对导带底影响较小;价带顶进入N的2p态,随掺杂浓度增加,其向低能端移动较多,使得禁带宽度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