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与立制:论荀子制度伦理观及其思想史意蕴

战国时期,荀子在承继孔子礼治思想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思考国家治理问题。在制度构建的基础方面,他将道视为制度构建的形上学依据,主张施政者在建章立制时应遵循政治治理的内在规律。在制度设计的架构方面,他在肯定周制内在治理精神的基础上强调施政者应借鉴古代圣王构建政制的内在原则,推行礼治制度,实施富民之制,建立教化机制。在制度实施的实践方面,他认为君主必须顺道而行,在遵循治理规律的基础上,选任贤能,君臣各尽其职,以保障制度能够按照其内在逻辑稳定运行。

由《尸子》看战国前期法家名治派的理论特色

针对周文疲敝问题,战国时期的法家秉承权力政治观,提出了任法、尚术、重势、正名等主张,形成了明法重势、以法治国的治道观。将尸子放在法家的学术谱系中可以发现,他的思想代表了法家名治派的理论观点:一是主张以正名核实的方式来推行法治,消解政治系统运行中的内在张力,构建制度化的政治治理体系,为为政以法的治理模式的运行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强调通过循名责实的途径来厘清君臣各自的职份,认为君应在无私的基础上以名分来规制、矫正臣的行为,臣则应在奉公的基础上按照名分来从事具体的治理行为。在尸子的观念中,循名而治是实现君明臣贤,落实任法而治的必由路径,也是化解因君臣权力博弈而导致的社会政治秩序紊乱的重要方法。以尸子为代表的法家名治派的名法理论为战国后期法家阐发形名参同主张提供了思想资源。

德业相劝:论明清徽州民间教化观及其实践路径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以稳固基层礼俗秩序为目标指向,对宗族成员实施系统性教化。在教化目的方面,徽州宗族秉承儒家人性论观念,将德性培养作为族中子弟教育的重中之重,意在奠立宗族秩序的伦理基础。在教化内容方面,徽州宗族非常注重个体成员对宗族行为规范、人伦道德以及礼俗传统的遵守,借此维护当地的礼俗秩序,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在教化实践方面,以宗族为单位,徽州宗族普遍设立了涵盖族内子弟的家学和族学,授以族中子弟待人接物之道,并大力支持书院等教育机构的建设。徽州宗族的教化思想形塑了当地的社会交往模式,为徽州礼俗秩序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助力。

立公与弃私:论慎到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在向度

慎到政治伦理观具有明显的黄老道家的底色。在承继老子治道思想的基础上,他吸收了法家、儒家等学派的治理主张,熔铸出新,构建体用兼备的治世学说,将公作为其政治主张的价值基点。在理论依据方面,慎到阐发了道的绝对性与至上性,认为大道无偏无私。因此,他指出施政者应效法大道,公而无私,实施与道相契合的政治措施。在制度构建方面,慎到强调以制度化的君臣共治模式来代替具有人治色彩的君主独治模式,借以规制行政主体利用制度的漏洞做出背公谋私的行为。在政治行为方面,慎到主张君臣共守法度、克己奉公,按照法度来践行各自所承担的职责。慎到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此后黄老道家阐发治理观点奠定了话语基础与致思路径,其理论中所蕴含的贵法、尚公等观点主张经过创造性转化也能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经世的庄子与庄子的经世——论钟泰对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开显

历代解庄、注庄者在诠释庄子思想时,多将庄子视为岩穴之士,而忽略了其思想中所具有的经世之志与治理主张。钟泰则通过对《庄子》文本的分析,在梳理庄子形象变迁的基础上,指出了庄子思想中所具有的忧患意识与现实关照。他认为《庄子》内七篇完整地阐发了庄子本人的内圣外王之道:《逍遥游》阐明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价值指向,《齐物论》为内圣外王之道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养生主》指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修养工夫,《人间世》则阐发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智慧,《德充符》则诠释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在关联,《大宗师》与《应帝王》则论述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实施路径。以此内七篇为基础,钟泰分别细致剖析了庄子内圣之学与外王之道的具体含义,彰显了庄子经世思想的内在逻辑,为理解庄子治道思想开显了政治哲学视域下的诠释路径。

面向电力智能安监的极低分辨率目标检测算法

为检测电力作业人员是否穿戴安全装备,提出一种面向电力智能安监的极低分辨率目标识别算法。在面对安全帽、护目镜等极低分辨率的目标检测时,当前目标检测算法无法保证检测精度。通过稀疏表示模型对极低分辨率下的目标图像进行超分辨率增强,对增强图像进行检测,对是否佩戴安全帽、护目镜等行为进行判别,满足电力智能安监的新需求。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比当前最佳目标检测算法具有更高的检测精度,可以达到智能监控系统的实时性要求。

身体思维与中国早期国家观的形成

中国早期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出了一套和西方迥异的国家观念,这套国家观念是建立在一种身体思维基础之上。古代中国思想家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常常采用一种身体隐喻方式,即将政治组织的构成或政治现象从身体的角度予以阐释。在此脉络下,早期中国形成了一种身体思维视野下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形塑了传统中国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诸层面。

惟王尽制与惟圣尽伦——朱熹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蕴

南宋时期,朱熹在继承北宋理学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以心统性情的三分架构对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系统地建构了一套成熟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以善制为指向的政治制度伦理的建构;二是关于以善治为指向的政治主体行为伦理的规范。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对朱熹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整体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于当下中国政治伦理建设所具有的时代意义。

身体思维与中国古代治道观的形成

早期中国在身体思维的视野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道观。在治道的目的层面,古代思想家将国家视为一种放大的身体,强调治国与治身的相通性,以身体层面的中和境界为基础而展开对治道目的的论说。在治道的内容层面,古代思想家往往从身心一如的角度出发,以心与身的一体性来论说国君与臣民一体性,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心对身的内在调节性,借此彰显君主对臣民所承担的"养"与"教"的责任。在治道的途径层面,古代思想家经常将身体视为权力规训的对象,主张通过对身体的内在与外在的规训,即"礼"与"刑"两种途径来实现良善治理。这种身体思维视野下治道观长期被坐实到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由此而形塑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治理模式。

儒学视界的扩展——评《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求》

儒学在当代的主题就是重建,而当下的儒学研究却忽视了儒学的复调性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滑入了特殊主义解释的陷阱。对此,任剑涛先生提出"复调儒学"的分析概念,并通过对儒学普世论特质的展现,为当下的儒学重建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路径。本文在对任剑涛先生新著《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求》一书述评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三个主要层面,即复调概念的萌生及其展开、儒学的历史危机与当下困境以及儒学的普世立场与当下的重建。

心性与政治的贯通:陆九渊治道思想析论

陆九渊在“心即理”的话语下将天理视作为政治制度构建和政治行为活动的正当性基础,认为施政者只有通过一定的工夫修养,使本心澄明,心之理与天之理相贯,才能顺理而治,践理而行,构建良制并实施良治。就制度构建而言,陆九渊以复三代之政为价值指向,在政治制度方面倡导改革官制,裁撤机构,淘汰冗员;在经济制度方面主张推行“取予两得”的赋税制度;在社会制度层面提倡实施平籴仓与社仓并行互补的管理模式以解决民生问题。就行为规范而言,陆九渊在君臣共治的话语下阐发了君臣各自的职分,强调君臣一体,共理天下。陆九渊关于治道方面的论述打开了心学的政治之维,建构了将内而治己以做圣贤与外而从政以行王道相结合的理学经世路径。

近百年王道思想研究述评

王道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概念,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近百年来学界对王道思想的研究成果众多,主要集中在对王道思想概念与内涵的分析,在历史上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其时代价值等方面。这些研究一方面反应了王道思想研究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学者对王道思想所做的研究使之在当下的发展具有了多重路径的可能。

儒家星象政治哲学分析——以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为中心的考察

星象政治哲学作为中国古代宇宙论的核心,约萌芽于上古三代时期。这一哲学经过周代的人文化成后,至春秋时期开始被儒家纳入其整体的哲学体系,成为政治理论的形而上的依据。后经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理论的浸染后,至汉代董仲舒时期,其哲学逻辑已经成熟。董氏通过星象学的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三个层面,构建了系统的星象政治哲学。本文即以董氏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为中心,对儒家星象政治哲学的起源、内涵与影响进行分析。

“自我”与“他者”视野下的晚清使西人员心态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开始派遣使西人员,以了解西方。这些使西人员由于亲身体验到西方作为"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与中国的种种不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萦绕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体现在他们心态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张力关系,即"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关系;"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以及"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的张力关系。

基于差分海洋捕食者优化算法的FBG重叠谱解调方法

随着光纤布拉格光栅(fiber Bragg grating,FBG)传感网络应用越来越广泛,对其复用性的要求也日益提高,但FBG复用可能会导致光谱重叠。针对重叠光谱影响FBG解调精度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差分海洋捕食者优化算法的重叠谱解调方法。采用差分进化算法优化海洋捕食者个体更新位置策略,增强了其跳出局部最优解的能力。对2~4个FBG重叠谱进行了仿真研究,并对2个FBG重叠谱解调进行了实验验证。将所提方法与粒子群算法和海洋捕食者算法进行了性能比较,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陷入局部最优的概率,提高了算法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天道、身道与国体: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的三重维度

汉朝发展至武帝时期,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各种制度问题不断涌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董仲舒以天道作为政治体制设计与运行的宇宙论依据,以身道作为规范政治体制要素及其关系的正当性基础,以政治家的实践技艺作为消解政治体制建构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权力问题的主要方式,对汉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规范性的研究与设计,建构了系统的贤能政治体制。对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进行整体分析,并在此的基础上对其所建构的贤能政治进行反观与检视,有助于理解传统政治的特点及古今政治的分界。

明清徽州乡村息讼观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明清时期,在礼俗传统的影响和规制下,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息讼思想。针对当地常见的土地归属类、户婚财产类以及墓地侵占类等纠纷矛盾,徽州宗族秉承息讼观念,主张一方面通过家规、宗规等民间规约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活动,形塑其礼让精神,使其行为能够符合礼俗传统,藉此预防纠纷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或宗族与宗族之间出现争执时,矛盾双方应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根据当地的习惯法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问题。在这套息讼思想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形成了颇具自治特色的社会纠纷化解机制,对当地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子治道思想的内在构造及其思想史意蕴

在承继了商周以来敬天爱民思想的基础上,孟子将天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最高位阶,从天的超越性和内在性角度论证了天对政治权力、治理制度以及治理行为的规制作用,且在天民相维的话语下阐发了民意与天意的一致性,并由此构建了符合民众利益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意在凸显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性地位。为了保证制度良性、稳定地运行,孟子从身体政治角度展开了对君臣之道的探讨,阐述了他们在国家治理中所肩负的养民、教民之责,意在通过君臣这一行为主体来推动和保障惠民、利民制度的运行。孟子的治道观为此后儒家思考政治问题奠定了轨制,且为明清之际的儒家从政道角度思考民本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

理学政治之维的开显:论胡宏治道思想及其生成意义

南宋时期,胡宏承继了湖湘学派的经世传统,在分疏性、理之别的基础上将“性”提升到了宇宙本体与根源的地位,并由此构建了以“性”为形而上的正当性依据和规则,以符合三代之治理念的大经大法作为制度保障,以具有共治精神的君臣作为实践主体的治道思想体系。从理学发展的脉络来看,胡宏对治道的这种论述将宇宙论、心性论和政治论统一起来,论证了外王事业必由内圣工夫而始的理论逻辑,开显了理学的政治之维,进一步推动了南宋时期理学经世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