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研究

通过ArcGIS和地理集中系数、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等数理方法,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将2004、2007、2010和2012年4个时间段A级景区的数量进行对比,并将新增景区与交通干线、重要水系进行叠置,动态分析A级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分布类型上属于集群分布,空间结构上呈多核-边缘结构,等级规模上为纺锤型结构,空间上呈现非均衡的分布态势,时间上呈现沿交通干线和主要水系的演变规律.

江西省宗教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统计整理的江西省宗教旅游资源信息,以集中系数、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网格维度等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用几何纠正、影像配准等手段将2 329处宗教旅游资源与地形、水系、人口、交通等因素叠加起来,分析宗教旅游资源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江西省宗教旅游资源集中分布特征明显,存在点状聚集的情况;地势平坦地区如鄱阳湖平原的宗教旅游资源较丰富,说明低平地区更利于朝圣者聚集从事宗教活动;宗教旅游资源沿水系分布明显,等级越高或水网密集处数量较多;宗教旅游资源的数量与人口密度重合度较高,有一定配比性;交通便捷地区宗教旅游资源数量较多,场所沿交通干线尤其是国道分布明显。

江西省地理标志产品培育及其空间分布

基于模糊评价方法,对照质监、工商、农业三大系统对地理标志产品的申报和管理办法,建立地理标志培育指标体系,合理确定权重,从多方面对江西省706个名特优产品的培育潜质进行深入挖掘。最终根据评价结果将名特优产品划分为积极申报、优先培育、重点培育3种类型.分析其空间分布发现:积极申报类产品品种丰富,且主要分布在江西省的东北和西南地区;优先培育类产品数量最多,除彭泽外在全省均有分布;重点培育类产品的种类全部是菜肴类和加工食品类,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九江、抚州等地。

江西省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关联分析

以江西省91个县市为研究对象,从人口总量、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性别结构4个方面构建江西省人口的空间结构。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建立人口结构和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的关联度矩阵和耦合模型。对江西省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度进行聚类分析,将91个区域单元划分为协调耦合区、磨合耦合区、拮抗耦合区和低水平耦合区4个类型。2010年江西省的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以磨合耦合为主,拮抗耦合次之。从2000年到2010年,江西省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呈上升趋势,关系趋于拮抗。

高校知识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区域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2年~2011年中国30个省域(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应用空间计量模型扩展知识生产函数,选用地理邻接和反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估计高校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高校的知识产出和研发人员投入均对区域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规模、市场开放程度和政府支持力度也与区域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地理距离较近地区间的创新存在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因而,应重视高校在区域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正确引导创新在省域间的流向。

县域综合城市化水平及时空演变——以江西省为例

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域,从人口、经济、土地、生活方式等4个方面构建综合城市化水平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得出江西省91个县市的综合城市化水平,对综合城市化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及其增长率分析,结果发现:(1)2000—2005年江西省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城市化出现明显增加,而土地城市化出现负向增长;2006—2010年江西省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城市化出现收敛趋势,土地城市化的负向增长形势有所改善;(2)江西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地区间的空间关联性不明显,高水平地区并未发挥正向溢出作用;(3)2000—2005年,江西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并未出现明显增长;2006—2010年,全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出现大面积增加。建议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能够加大对周围地区的正向溢出,增加辐射范围,而其他地区应当以各自地级市为中心,积极响应政策措施,结合自身特点努力提高城市化水平。

赣南原中央苏区中心城市的选择与培育

对中心城市的选择与培育是欠发达地区区域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江西省社会经济数据及交通地理数据支持下,以2000、2005及2010年为时间断面,采用Kernel城市空间密度分析和"自下而上"的城市等级与腹地划分方法,从城市规模结构、等级结构与腹地结构3个角度对赣南原中央苏区城市体系演变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识别出中心城市,并提出培育路径。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赣南原中央苏区的城市人口规模正处于加速扩张阶段。城市规模空间结构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特征,以赣州、吉安、瑞金、南城为中心的城市人口集聚核心区已经显现。以赣州、吉安、瑞金、南城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释放出了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成为推进苏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增长极。苏区的城市等级可划分为3个等级,赣州、吉安、瑞金和南城一直是苏区最具辐射力的一级城市,其在城镇体系中的高等级城市地位已经比较稳固。在城市腹地结构演变上,尽管二级城市的腹地范围持续变动,但赣州、吉安、瑞金和南城4个一级城市的腹地范围始终保持稳定,这与其在城市等级中的稳定性高度吻合。研究认为,应选取赣州作为苏区主中心城市,选取吉安、瑞金、南城作为次中心城市;应从优化城市职能分工、壮大城市产业、做大城市城区、优化交通网络与加强制度创新等方面对中心城市进行培育。

冲床噪声治理

冲压加工往往较其它冷加工所产生的噪声要大。本文想以辽宁机械三厂生产的16吨可倾式单臂曲轴冲床为例,来谈谈治理措施。 如图1所示,结合套2与飞轮1以键联接而成为一个整体(飞轮部分);左钢套3和右钢套4分别以键3′和销4′、螺栓与曲轴6紧固联接在一起(曲轴部分)。

基于专业认同感视角的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

在文旅融合的新时代背景下,新文科建设与“双一流”学科建设对我国旅游管理高等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文章基于专业认同感视角,以M大学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对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专业认同感现状及人才培养模式满意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专业认同感不强,他们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满意度不高;专业认同感与人才培养模式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源地、实习经历、社会认知是影响专业认同感的显著因素,而专业成绩并不会影响学生的专业认同感;生源地和有无实习经历显著影响学生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满意度。基于以上结论,文章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实践机制、突出专业特点等方面对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出建议。

酒店网络预定的影响因素及国外经验借鉴——以庐山为例

文章以国家5A级景区庐山为例,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该旅游景区全部酒店的名单及其相关属性数据,分析酒店的空间分布、网络预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采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酒店网络预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庐山风景区酒店主要在牯岭镇内和沿交通干线分布;尽管酒店网络预定仍处于初级阶段,但目前所获得的游客反馈总体较好;酒店规模、照片数量、成立时长和到最近景点的时间距离均与酒店网络预定数量正相关,客房价格和星级则与其负相关。

基于信息技术的未来酒店发展方向研究

信息技术是推动未来酒店建设的重要抓手,主要从沉浸式个性化服务、全方位客房立体化服务、纵深宣传式架构、ERP视野下的内部管理、塑造酒店IP、架构SOA数据化平台六个方面对未来酒店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为提升消费者体验度、加快酒店信息化进程,文章以国内信息技术应用较成熟的酒店,如阿里FlyZooHotel、QQfamily腾讯酒店为研究对象,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精准分析上述要素,发现当前基于信息技术的未来酒店建设主要面临资金链庞大,数据采集与运用困难等方面的挑战,最后从差异化精准服务、完善酒店OTA营销体系、加强酒店会员联盟趋势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2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地统计方法分析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空间分布,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创新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间,高技术产业创新整体空间差异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空间分布呈现出先集聚后扩散的变化特征;相邻省域间的创新水平存在明显溢出现象,研发资金投入、研发人员投入、高校研发水平、企业规模和市场开放度均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且研发人员投入和市场开放度还能进一步促进相邻地区的创新发展,而企业规模则对相邻地区的创新存在负面影响。因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重视高校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破除区域壁垒促进技术流动以及加大市场开放度,都有利于提高整体创新水平和缩小创新空间差异。

江西省人口文化素质空间格局及与城市规模匹配分析

选取2000～2010年为时间断面,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利用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年鉴,结合Arcgis、Geoda、SPSS软件和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测算文化素质指数,分析人口文化素质概况并研究其空间格局演变,从赣北、赣中、赣南三大区域和地级市两大角度分析人口文化-城市匹配程度。研究发现:(1)人口文化素质指数在空间上以低低聚集为主,高素质人口仍聚集在赣北地区;(2)文化-城市偏移状况得到改善,由区域差异较大向均衡发展;(3)赣北、赣中、赣南三大区域均属于文化主导,其中赣北地区文化-城市逐渐匹配,赣中、赣南地区偏离度增加,文化主导加剧;地级市匹配状态总体较好,3种类型均有分布。

江西省宗教场所旅游开发的适宜性评价

基于层次熵和模糊评价法,从性质、规模、品位、适游期和市场认知度等方面评价江西省宗教场所旅游资源,再从资源禀赋、城镇依托、交通可达性和人口经济基础等方面评价资源较好场所的旅游开发适宜性,最终根据其在评价子系统所得的分值划分出高适宜性、较高现实适宜性、较高潜力适宜性和低适宜性。研究结果:历史文化价值、奇特度、美感度和知名度影响力是决定江西省宗教场所旅游资源价值的核心要素,资源禀赋条件和人口经济基础是江西省宗教场所旅游开发适宜性的主要限制因素;大多数场所仍属潜在适宜性开发类和低适宜性开发类,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政策,优化等级结构,可构建"环鄱阳湖宗教旅游圈"。此外,克服了AHP法确定权重主观性较大,以及不同交通出行方式下宗教场所可达性差异较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定量评价宗教场所旅游开发的适宜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适宜性的场所提出针对性的开发建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规模与经济绩效耦合度测度

以国家战略地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研究区域,将建成区面积作为城市规模的测度指标,确定了城市规模与经济绩效的耦合匹配分析模型,并以规模—经济匹配值的时空差异分析作为切入点,研究城市规模与经济绩效的耦合情况。研究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规模的增长逐年加快,尤其是在2010-2012年期间,交通干线经过地区的城市规模有了明显扩张;从2001年到2012年,城市规模与经济绩效偏离理想状态较多的地区明显减少,耦合情况的区域差异有所缩小,且每个时段均存在规模主导区域多于经济主导区域的情况;城市规模与经济绩效耦合程度的改善在2001-2005年和2010-2012年这两个时间段最为明显,并且规模主导区域的面积呈向西部递减的趋势。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交通格局演变及区域效应研究

应用ArcGIS空间分析和可达性评价模型,结合SPSS、Matlab等软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研究区域,选取1998年、2008年及2020规划年为时间断面,用栅格法测算交通可达性,分析可达性格局空间演变特征。根据城市质量和时间距离,构建经济联系评价模型,回归分析预测2020年城市质量。对区域内经济总量空间集聚进行分析,并根据三个时间段的最大经济联系格局演变,分析城市间经济辐射范围和城市隶属关系变化。结果发现:区域内可达性改善明显,城市间可达性差距缩小,到2020年全区可基本实现一日交流;区域内经济总量集聚明显,且处于极化状态;由于鄱阳湖湖体的阻隔,区域内形成以南昌、九江、景德镇三大经济中心地,其他为隶属城市的经济联系格局;建议发展南昌至贵溪尤其是东乡至鹰潭段的交通,使鹰潭成为区内第四个经济中心地,实现全区均衡发展。

官产学合作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来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证据

高校、企业和政府三大创新主体间联动关系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是学界关注热点之一。以往的研究在方法上的缺陷导致其结论的准确性需要重新估计。文章基于2005~2012年中国1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更加细致的空间计量单元考察官产学合作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官、产、学合作并不是预想的那样对区域创新有促进作用,相反政府过多地参与高校科研会对区域创新产生负向影响,而校企合作对区域创新也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高校的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资金投入均对区域创新有促进作用,其中研发资金投入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区域创新在市域间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研究认为,目前官产学合作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改进的方向除校企合作有待继续加强外,政府应在官产学合作中主要扮演调控者角色;高校的研发人员和资金投入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同时也要克服行政壁垒,促进区域创新的正向溢出。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协调,是当下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亟需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基于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运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从全国到地市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特征,并对比OLS和空间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国家尺度,随着制造业产值提升了10.67倍,制造业UPG指数实现了由5.987到6.225的提升,但金融危机后略有下滑。(2)区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递次降低,东北地区在2003年后大幅下降,中、西部地区始终处于底端且在全国地位略有下降。(3)省域尺度,直辖市与东部沿海省份的制造业UPG指数相对较高且成长更快,而中西部尤其是多数边疆省份较低且成长缓慢,甚至下降。(4)市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热点区域由北方传统工业城市向东部沿海城市转移,逐步在全国形成一个以长三角地区为导向的核心—边缘模式。(5)劳动力工资的提升是城市制造业UPG指数提高的重要推手,创新能力和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在后期有所下降,居民消费和开发区的作用在后期逐渐显著,外资的集聚总体抑制了城市制造业UPG指数的提升,而沿海三大核心城市群的作用尚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