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与信息公开制度

知情权和信息公开体现主权在民和国家资源共享的民主、共和原则 ,体现保障公民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的宪政原则。知情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前提 ,信息公开是国家权力主体对公民对社会的义务 ,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实现信息公开和阳光下的政府 ,有赖于我国民主的不断扩大和法治国家的建立 ;有赖于党政干部对人民负责的观念的树立与增强 ,更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社会权力:法治新模式与新动力

西方国家提出的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等法治模式大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内部约束的范围,公民和社会组织难以参与。从国家机器外部启动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即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应该成为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机制的重要补充。构成社会权力一般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是享有人权与公民权的社会主体;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演进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近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彰显了社会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支配力。当前中国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发挥社会权力的积极作用、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将会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论法的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

法的本质内容不是单一的,而是自由、权利与权力这三元或三维要素的统一体,它们是法的核心内容、基石范畴;而法的本质内容是有其形式的,即法的内部结构特征,这种形式也属于本质范畴,它包括法的规范性及其普适性;法的义务性;法的权威性;法的程序性与可诉性;等等。它区别于法的一般外在形式,如法的公开性、统一性、法的时空规限性、法的位阶与种类的多样性,等等。

政府治理与公民社会参与

社会主义的本义要求以“社会至上”为主义,公民、公民社会参与市政管理和建设,是社会主义本质应有之义。宪法上的人具有“私人”与“公人”的双重身份和人的“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双重权利。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也可以分为“私人社会”与“公民社会”。公民权或公民的公权利,主要是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政治防卫权。公民社会既参与、支持又监督、制约政府行使权力,是推进政府治理的基本动力。

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

国家是人权保障的主要义务主体。这是因为保障人权是国家存在的价值所在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对人权的最大威胁也往往来自国家权力;社会主体之间侵犯人权的行为也仰仗国家的整治。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包括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四个方面。按国家行为的性质可分为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按社会主体的权利性质可分为对私权利和公权利的保护义务;还有经由人权推定而衍生的保护义务;以及国家对人权的国际义务。国家在履行人权保障义务时,应当遵守以人为本、人权保障优位原则;平等保护原则;他律与自律原则(以法控权和"克制保留义务")。国家(政府)违反人权义务应当承担国家责任。

立法的动力、压力与阻力

立法的动力、压力与阻力郭道晖立法工作本是单凭立法者的意志力和想象力来推动的，立法的进退成败，受制于一定的主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中，有的是推进立法的动力，有的可造成立法的压力，还有的会形成立法的阻力。立法正是在这些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力量和国家力量的交错与综...

论作为人权和公民权的表达权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的概念和承诺。表达自由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是公民实现政治参与的前提。其中言论自由是表达自由的核心,是公民参与政治、监督国家、实现当家作主的必由之路,是推进先进思想文化和人类精神境界的动力。新闻自由则是作为人民对政府和公众人物进行舆论监督的镜鉴。而没有出版自由,则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论述体现在这三方面的表达自由的理念和规范。

论公民权与公权利

公民的特定涵义是有权参与国家政治的“公人”、“政治人”,公民权即公民“参与国家”的“公权利”,它与“私人”的自然人、经济人及其“私权利”不能等同。而“国民”的则具有宪法上的公民和私法上的自然人的双重身份和公权利与私权利双重权利。公权利是对应和对抗公权力的。所谓“市民社会”也应兼有政治性的“公民社会”和经济社会性的“私人社会”双重属性。澄清这些概念和确认其宪政地位,并保障公民权的享有和行使,对于推进政治改革,建立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宪法的社会性与大众化

本文认为不能只满足于从形式法治上给宪法下定义,而应从法理上对宪法特别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性质与理念作进一步研究。把宪法定位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不够的,因为它基本上以国家、国家的执政者、执政党作为唯一或主要的宪法主体来立论的,而没有关注到宪法首先是社会主体———人民对国家既控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文中就“宪法既是国家法,更是社会的法”和“宪法的大众化”两个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法学视角的几点思考

弱势群体的权益问题在现今我国日益突出起来。“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相对于“强势群体”。研究和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不能回避研究和解决强势群体的问题,不能回避造成这种问题的社会根源,包括某些阶级性根源。弱势群体不只是经济贫困者,更是权利和权力的贫乏者。治本的方略不应只限于给予弱势群体以短期的社会救济,更重要的是保障他们能真正享有和行使应有的权利和权力。

中国法治与中国改革的社会动力

新中国60年可以对半开为两阶段国史:前30年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法治、不断折腾的历史;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法治初级阶段的历史。30年的改革成果,不能仅看重经济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制建设的硬实力方面;更应正视正在发育成长的社会软实力,那就是经过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的潜移默化作用,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日渐强化,突出表现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人民维权活动。明智的执政者应尊重和发挥良性的民间组织的潜力,善于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及其自主自治的社会权力,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的一条新路径,也是当今知识界、法学界的志士仁人研究和实践的重心。

法理学的定位与使命

法理学与法哲学和部门法哲学本是相通的,都是研究法的本体、本质、理念,解答"法的根本难题"的学问,不止阐释法是什么,更在于追究"应当是什么"和"为什么"。强调它们的区别是基于我国过去法理学和部门法学的理论基础薄弱而产生的中国独有的问题。法理学不要自命不凡,它不是部门法学之上的法学,倒应是源于其中和超然其外,为部门法学提供基本理论的支持,并曾担当为法学界披荆斩棘、遮风挡雨,进行法学启蒙等特殊任务。但部门法学也不要对它有过高的"实用化期待"。文章还略述了当前法理学面临的危机和法学家的政治与道德责任与使命。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

法治国有多种类型:从专制的法制国到自由法治国、国家主义法治国、社会法治国。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虽各有特色,但基本上是以国家为本位,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是自由社会法治国,它是以社会为本位,不只是要建设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更要形成法治社会;国家既服务于社会,又保障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由。而法治社会则应当是自由的社会、公民社会。这种自由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和法的社会化多元化将消减国家法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转为国家法与社会自治规范的共治,最终使法与权力逐渐复归于社会。

公法体系要以公民的公权利为本

要实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公法体系)的立法规划,应当转变立法思路上的偏颇,在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重心上予以适当调整从以经济立法为重心,转变到以人为本,以公民的私权利和公权利为本,实行以政改立法和社会保障立法优先的方针。公法不应当只是保障国家的公权力的法,而是规范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法,是公权力与公权利的关系的法。公法不意味着只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而应当以人为本,以人权和公民权为本;不应该只是以经济为中心,仅仅是把法律作为对经济保驾护航的工具;应该以宪政的立法为核心,为首脑,而人权和公民权是这个体系的心脏、灵魂。

权力的特性及其要义

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某个主体能够运用其拥有的资源,对他人发生强制性的影响力、控制力,促使或强迫对方按权力者的意志和价值标准作为或不作为,此即权力。法的本质内容主要是自由、权利与权力这三个基本元素构成的,其中权力是法自由和法权利的支柱。权力这个范畴在法学上受到重视,始于近代权力分立理论的启蒙和现代公法的发展,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扩大,行政权力的无所不在。没有无权力的法。也不容许非法的权力。

论人大权力与人民权力——关于人大制度的法理思考

"最高国家权力"与"国家最高权力"是有区别的概念。依我国现行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全民)才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是高于全国人大、也高于执政党和其他任何国家机构的权力主体。全民权力的"最高性",在民主国家直接体现为全民直选权和全民公决权。在我国体现为全国人大由人民(全民)间接选举产生,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民权力亦即整个社会主体的权力,高于各种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因而也可以说是最高的社会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