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安祖神鹰在帝国时期的演变暨鹰狮翼兽形象的形成

两河流域自阿卡德帝国至新亚述帝国时代不断有新族群进入并掌握统治权。政治变化带来宗教体系的变化,造成苏美尔文明中的母狮头鹰安祖神信仰没落。安祖的形象发生变化,从天上飞的狮头鹰转化为包含有鹰翅鹰爪特征的鹰狮翼兽,其信仰内涵也向负面发展,变为造成大洪水或偷走生命册,因此需要由神或英雄加以克服、控制、射杀或驾驭的异兽。在这种信仰转变的时代背景下,古老的神禽兽被视为需要克服的伪信仰。

象征古埃及统一政权神禽兽的原型和艺术内涵

鸷鸟白兀鹫和眼镜蛇分别象征上埃及的涅赫贝特与下埃及的瓦吉特两种神母神权,二者相结合的神徽象征上下埃及统一神权。埃及艺术经常塑造其共同护佑无所不及无所不包的一神—拉日神,以及法老的神权。古埃及人崇拜拉日神的要点不是着重于晨和夕两种过渡时刻和转化状态,而是关注昼和夜两种状态的完整性,所以崇高日神具有绝对的双重性。白天,象征昼日的拉神表现为荷鲁斯游隼翱翔于天道,代表法老统治大地。晚霞时,太阳表现为亚图姆老神进入冥界。黑夜时,拉神一方面是欧西里斯的表现,巡行于世外世纪,同时又消失在阿佩普巨蝰的冥界里。阿佩普冥神,一方面犹如在母腹内养育拉神的脐带,另一方面又在生出拉神时,脐带变形为凶恶的不让拉神出来的阿佩普蛇,以此表现冥神也具有双重性。凌晨时,阿佩普脐带被赛特(土豚)、玛弗德特(灵猫、猎豹)、乌涅特(草兔)等夜间保卫者切割之后,日隼又飞升于天。太阳每天都经历死和生两种状况,暗示古埃及法老在临时的人界与永久的冥界的统治。

释“知”

“知/智”二字的本字是甲骨文中已有的从“■”(矢)、“口”的“■”字,可以直接隶定为“知”。该字在甲骨文中用作动词,在“知乞骨”句中表达占卜之前加工卜甲、卜骨,或解释为钻孔加工。在殷商的信仰中,“知乞骨”绝对是一件神秘之事:神灵认可这些卜骨,并同意只有在经由这些卜骨沟通时,巫师才可以使用这些卜骨。由此,我们或可以推论,“知”字最早的意义,是在具体形容加工卜骨的同时,也表达甲骨能获得灵验之图谋,可用作神秘沟通之媒介。通过“知”这种神秘的加工行为,一般的龟甲和牛骨成为可知天意的卜甲、卜骨。在青铜器铭文上也出现“知/智”字,用来表达与崇高界的神秘沟通。战国楚简和传世文献也表达“知/智”含有神秘知通之意。所以,通过殷商以后“知/智”字的用义,可以看出该字以甲骨文“知”字为源头。从西周晚期以来,“知”字有“知”“■”“■”“■”等数种写法,这些字形的字义都相同,所以它们都是“知”字的异构,在意义方面与神秘、明智等本义仍保留有一定的关系。

先秦易学的“神明”概念与荀子的“神明”观

"神明"是《易传》关键概念之一,亦在先秦两汉思想范畴中被广泛使用。各家"神明"概念都与"天地"有关,并涉及天地自然造化之过程,古代"神明"不是作为某种祭祀对象而存在,也不表示神祇和鬼神的意义。笔者搜集归纳有关先秦两汉"神明"之资料,发现"神明"一词之用意牵涉天地万物之"德"概念。古人认为,天地万物之死生运行皆源自"德",皆由神明之安排,但"神明"并不具备造物主身份,而是天地合德概念。"神明之德"被视为万物造化的原因,若以两个字来表达"神明"的本质,则应是"生机"一词。郭店《太一》阐明了"神明"体现天地的相辅,于是"神明"的作用即是天地之间的媒介、气化主宰者,故为"生机"。荀子的"神明"观念,保留天地观的出发点,但同时集中于微观宇宙──"人"的核心概念。荀子对"神明"的定义近于黄老学派,既将"神明"视为"道"的唯一产物,又看作知"道"的唯一依据。只是黄老学派以神明论及天地观,而荀子藉此来探讨儒家的"君子养心"之议题。荀子之外,养生学派也将"心"视为"神明出"的器官,然而养生学派的观点是在表达"神明"是人中的"生机",而荀子藉此"神明"观,来探讨认识论的伦理问题。荀子的神明观,被宋明理学所继承。

甲骨文“下上若”祈祷占辞与天地相交观念

殷墟甲骨占辞中屡次出现“下上若,授我佑”祈祷套语,其“下上”应非指某具体的自然神或祖先,而是将充满百神百祇之“天地”当作祈祷对象。不过商王祈祷“下上若”的重点不在笼括祭祀上下所有的神祇,而在祈求天地交互,以上下共同授佑,来保障王事的成功。从字体的书写来看,早期的“下上”写法明显构成互相交接闭合的图案,若换次序作“上下”。则明显可见上下互相分隔的图案,这其中有着重要的象形意义之差别。在中国先民核心的传统中,《周易·泰卦》的结构正好用下上般的逆序来表达天地交通。除此之外,传说殷人的易法《归藏》,其卦序也为坤乾或可谓“下上”。甲骨文所用的“下上若,授我佑”祈祷套语之意义就是商王祈求获得“泰”之状态,因而刻辞中采用下者在上而上者在下的排位。

夏商神龙祐王的信仰以及圣王神子观念

最近几年来,笔者以夏商礼器的纹饰、甲骨文、金文和传世神话内容互相参证,发现华夏巫觋信仰中有颇为关键的双嘴夔龙崇拜。此种崇拜滥觞于中原夏人巫觋文化中,且影响商周信仰的发展。在上述研究之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用甲骨卜辞、传世神话、古代美术探讨中国帝王观念与神龙信仰的关系。华夏先民相信,大巫魁酋或立国圣王都不是由人所生的凡人,而是由神龙所生的神人。圣王神子从其母体获得了超俗的智慧,故能通天通地,成大巫、国王,智明治理天下,管制黎庶。此种观点自上古流传至近代。

古史研究主题、史料及方法刍议

中国史研究不仅需要避免因中国文化千年不变的假貌而掉进以今释古的陷阱,也不可从某种既定的理论范式出发,以科学化的诠释取代直接而深入的观察。当前盛行的从单一学科对具体问题进行的研究,则易导致整体性看法不足和缺失。为此,古史研究需要遵循"白纸法"、"自行不取名"等八项原则,并炼就史料辩识的基本功。常见对"信古"学派的认识含有很重要的误解,将认为文献所载并非凭空而来的态度当作文献所述代表历史真相的信任;以往在研究实践中经常把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的以地下材料"补正"文献读为"补证",容易造成谬误。因而,研究古史需要清楚文献所表达的首先是其撰写时空,而不是它们所描述的时空;研究者需要以"探古"的态度,辩证地看待文献的史料价值,并提出阅读文献的方法要点。

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

甲骨文中的"帝"不仅涉及商代神灵信仰,而且涉及天命上帝等哲学命题,一直是学界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关于"帝"字的考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天文学方面解释商周时期的信仰,是近年来西方学者常用到的方法,如艾兰等即曾经从天文星象解释"帝"字,郭静云的文章则更加形象地为甲骨文"帝"字提出了新解。郭静云《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一文认为商周时期"帝"是指自然界中,居于极高天位的崇拜对象,位居天中。如果从当前的天象看,自然界的天中必然相当于北辰。殷商时,北极天中没有可见的星星,离北极最近的一颗星即"帝"星。在帝星两侧,约相等距离的位置上有太子星(左)和庶子星(右),在北极另一侧有北斗柄上的天权、玉衡、开阳三星。如果从帝星到玉衡星、太子与天权、庶子与开阳之间也各画一条直线,则三条线的交会处,恰好正落在北极点上。在北极的左右有两颗较小的星星:右枢星和少尉星,将这两颗星连线,则与上述星星的连线构成帝字形状。在殷商时期如果要正确标示出北极的位置,可用骨、竹、树枝等简单的材料,制作一种"帝"字形的仪器,用以观察北极的仪器,这是一种既容易又不失准确的基本方法。由此推论,甲骨文中的"帝"字即由此而来。就这种天相形状看,由此释"帝"字有相当的可信性,但同其他用天象解释甲骨文的考证文章一样,缺陷都在于缺乏其他资料的支持,导致可信性难以确定。甲骨文字是一种成熟的文字,文字的形成和演变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帝是最重要的神灵,"帝"字的出现应当也很早,即甲骨文中的"帝"字已经经过长期的擅变,已经距离其原义较远。文献称"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长发》),甲骨卜辞中帝则是命令和控制诸神的至上神,帝已经完全是一种人格化的神灵,而非某种具体的事物,即"帝"已经远离帝字的本义。所以,由甲骨文出发探求造字的本义,已经很难。虽然,"帝"字内涵已经超越了其本源,但探求"帝"字的本义,对于认识需要解决"帝"的人格化问题以及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乃至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念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郭店楚简《太一》四时与四季概念

郭店楚简《太一》上半部分"太一"成岁之过程,基于古人对周年天象运行与天气变化之观察,且具体描绘出春秋战国时期天象与江南地区气候的状况。也就是说《太一》所言并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有着客观根据的精致理论。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兼探虎方之地望

崇拜老虎的传统源自古代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中。华南拜虎传统的分布范围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野猪和虎的崇拜曾互相结合,后来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山岭拜虎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殷周时期在长江中游之江南地区以湖南、江西为主要分布范围,存在着一个拜虎的古国网络体系,其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为"虎方"。

牙璋起源刍议——兼谈陕北玉器之谜

本文认为,鄂西、川东及石家河是牙璋礼器的起源地。陕北神木石峁的玉器是西北族群从江河地区掠夺而来的窖藏珍宝,所以神木玉器的出土,并不代表西北族群制造玉器的高技术水平,而是反映了青铜早期江河平原农耕文明面对来自西北"先戎"掠夺的风险。除了神木遗址之外,西北地区零散发现很多从江河地区夺取的宝贵战利品,包括食物、青铜器、陶器、玉器等。

殷周王家关系研究

据传世和出土文献所载,孤竹国的墨胎氏属于殷商王族的氏家之一,可是孤竹国和殷王家为亲族的关系,乃几百年的通婚基础。同时文献也描述姬氏周人与殷商王族有两百余年的通婚关系。所以在殷商制度中,周国的姬氏属性应与孤竹国的墨胎氏相类,都属于殷商王家的亲族。虽然传统历史强调商周异族、异源的概念,但实际上许多出土与传世史料却表达了商周之间的亲密性。商周王家虽然分属不同氏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两者应属同一族群。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层贵族之一,其语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双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着共同的先祖。只是因为周君发动政变,建立新的王朝,武王的后裔已不把自己视为前朝贵族的氏族之一。

楚简《缁衣》的“谨言慎行”论──第十五至十六章的本义考

对照出土的《缁衣》先秦简本与传世的《礼记.缁衣》经本,可以考释十五、十六两章的本义。《礼记》经本因合并第十四、十五章,又将第十四章引文移至第十六章,使论题遭到混淆。从简本来看,第十四章的论题与后两章有异,不宜混为一谈,而从第十五章起,《缁衣》的论述转向新的主题,亦即君民间的言行规律,君言和君行之间的关系。第十五、十六两章所论,皆在解释君子为何必须谨言慎行。《缁衣》作者认为,言、行都要有所节制,在政治上,过度的发言或行为都将造成负面的后果。君子知所节制,就能对民众产生教化作用,使民众不再欺诈诡谋。国君易知民心,国家就能远离动乱。

史前信仰中神龙形象来源刍议

人类信仰的一切形象都源于可被观察的自然现象,受崇拜的形象并非来自虚幻,而是自然现象被神化的结果。本文旨在比较各上古文化的信仰内容,并藉此了解中国龙的形象自然来源。对照上古文化信仰可以发现,自古埃及以降的闪米特文明都有神奇蛇的信仰,但这些蛇都是克托尼俄斯的神物,代表地下界,从不升天也不飞翔,这种信仰符合蛇的自然本质。然而中国的龙完全不同,其为天神,既不符乎蛇的本质,又和其它古文明崇拜的蛇神形象大异其趣。因此可以推断,埃及蛇与中国龙的形象和神能俱不相同,形象来源应该也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笔者以为龙的形象来自昆虫。龙的崇拜源自农耕文化,而昆虫对农耕生活影响极深。农人天天观察昆虫,发现其具有羽化神能。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虫能由蛇体化为鸟形,也只有昆虫能暂死后再生、升天。因此古人神化昆虫,这实为龙的形象与崇拜来源。不同地区的萨满教,都有崇拜昆虫变形、羽化神能的痕迹。不论从考古资料或古代文献中,都能发现中国先民确有尚虫信仰。古埃及人也崇拜过昆虫,事实上,笔者认为与其和埃及的蛇神作对比,中国龙可能更近似于古埃的金龟蜣螂甲虫崇拜。尽管埃及的金龟和中国的龙崇拜在起源、发展上关联性不大,但两者的信仰观念与象征意义却相当接近。本文以中国龙的古代造型和自然幼虫作对照,发现很多幼虫尾巴上有带着犬齿的假头或尾刺。这种双嘴的形状恰好符合古代中国龙的造型特征,尤其在商周礼器上,头尾两端双嘴的龙形更是随处可见。头尾双嘴是幼虫的特征,农人观察昆虫,依其形体创造出神秘概念,而神龙的双嘴形状正可旁证龙的形象源于昆虫的说法。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将着重讨论夏禹的故事和其名号。夏禹形貌为虬龙,其名"禹",恰和"虫"同字,故龙、虫义同。夏禹神话也表达了幼虫与神龙的同等性。

秦始皇陶俑:墓俑或功臣肖像?

文章用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的互补考证,探讨秦代时历史思想的需求以及"相术"的经验联合所衍生的肖像艺术。短期的秦帝国在许多方面造成中国文化的突破,肖像艺术的形成也是其中之一。秦始皇帝的陶俑,继承了墓俑传统,但同时用墓俑的"旧瓶"装肖像的"新酒"成为统一天下的英雄"功臣肖像"。在郦山附近所陪葬的秦始皇的武官、文官陶俑,各有个体的面貌。此一造形具体人物的目的有二:让此一帮助始皇统一天下的可靠禁军继续保护他的永生;使参与统一天下而保卫统一者的英雄永垂不朽,以纪念统一天下之大事。不过此种"纪念"并不是给民众看的"纪念馆",而是用以祭告秦国先王神人。这两种目的,同样兼含丧葬信仰以及历史思想两种需求。由此中国文明便产生了肖像艺术。

从商周古文字思考“乾”、“坤”卦名构字──兼释“(田申)”字

本文中旨在以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的数据,重新审视"乾"、"坤"卦名问题。笔者认为乾卦卦名指涉的是天的状态,即《鹖冠子》所言:"天燥而水生焉。""天燥"即"天乾",甲骨卜辞和先秦传世文献均可补正段玉裁"上出为乾,下注为湿"的看法。关于"坤"字,以先秦出土及传世的文献推论,应与"(田申)"有异体字的关系,表达的是圣地的概念,"(田申)"字本意指雷泽隰地,所以"坤"字原本也是神圣隰地的意思,即《鹖冠子》所言:"地湿而火生焉。""乾"、"坤"二字正好构成天干地湿的相对意思,可完整地象征天地宇宙,以及《易》经中,自然现象间相对而又互补的规律。

商周虎方和盧方：两国空间范围考

前言 在商周时期，有很多商周以外的古国，与商周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其中应该不仅是中、小型国邦，也有非商周系统的大型国家存在。本文认为，甲骨金文中所见的“虎方”和“虚方”两国，应属于影响力较大的政权，但因在历史上绝传，导致我们现在难以确定其领土所在之处。本文拟从出土文献和遗物重新探讨这两国的地望，对他们的位置提出最有可能所在的空间范围。

千家坪信仰传衍的蛛丝马迹

滥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湘南丘陵的拜日信仰,创造了獠牙猛兽和神鹰两种拟禽兽形象化的日象神徽。日鹰与獠牙日兽两种形象象征太阳在昼和夜的两面,即日鹰在夕霞被吞吃的意象,还有其在旦霞时分从猛兽嘴中飞出来的形象。这一套信仰体系在长江中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经过复杂的过程传到商代,后来又流传到战国汉代。该信仰的传衍,既有外在形状的流传,亦有内涵意义的传承,两者并不同步,一路上蕴含了很多新的含义。后石家河文化(亦称“肖家屋脊文化”)也明显保留其迹象,此时日神与始祖合一而产生日鹰始祖、神虎和獠牙神祖三种互补的形象,继续传承于中国文化中。第一种乃由后石家河鹰形礼器、九黎的日鹰始祖、商王族的玄鸟神生信仰,以及三星堆神树日鹰形象所代表。第二种乃具象化于神虎形象,并逐渐发展出老虎西灵形象。第三种乃羽化的獠牙猛兽嘴与人格化的神祖形象相结合,形成獠牙神祖面像。虽然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具体造型和构图方式有差,形象的意思也多样化,却一直借由日虎与日鸟的形象和构图来表达太阳死于西而再生于东的意象,而獠牙神人面像既含有崇高通天的意义,亦被结合于始祖崇拜之中。

上古国家与文明研究中年代学方法的反思

在当前上古及三代考古编年和历史复原研究中,往往将经汉代人之手编纂加工过的二手文献全部当真,而将一手的考古资料降为证经补史和配合文献的工具,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后世的"中央"——郑洛地区的地下找到一元的夏商王朝史,再透过从中央看四方,将所有的发明和创新都归功于中央,将四方视为郑洛中央区的传播影响之地。本文指出类型学超范围运用是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之一,进而分析了类型学应用的边界条件及其局限性。文章认为,夏商历史复原研究必然涉及到大量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这种情况下由于层位学的缺失而使类型学分析往往难以提供严谨的答案,后者并不足以克服此类历史意识形态的陷阱,甚至主动与后者合谋,而沦为强化历史意识形态的帮手。本文提出在进行跨地区跨文化比较时,务须首先通过碳十四测年方法构建跨区域跨文化之间的绝对和相对年代框架,以作为比较的基础和前提。鉴此,研究者需要充分理解、掌握和利用碳十四测年这个重要的年代学工具,建立适当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评估和分析方法。文章最后讨论了影响碳十四数据的各种因素以及评估鉴别方法。

一键顺控在变电站自动化系统中的升级应用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生产和生活中对电力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电网的规模越来越大,复杂性越来越高,特别是电网自动化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电网规模的扩大,电网结构的日益复杂,电网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对电网的运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得电网运行维护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工作量越来越多。在传统的电网运行模式中,每次电网运行都依赖于操作票的调度,操作票的调度以完全人工或半人工半自动化的方式进行。随着电网规模的扩大,调度员的操作票务调度任务日益增多。即使增加更多的调度员,也难以保证调度任务的正常完成。显然,这样的情况不利于电网运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一键顺控技术的出现,给电网运维带来了一种新的模式,对实现电网控制自动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本文以一键顺控技术的概念为核心思想,对变电站的运行方案进行了重新设计,并对其中的关键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