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 名士妇亦风流——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妇

《世说新语》以记录魏晋名士风流为主,但还选录了大量的女性。通过这些女性,我们可以了解到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名士妇是名士的配偶,是其中的特殊群体,受名士风流影响,名士妇亦风流。名士妇有三个特点:出身士族、受教育机会多、受名士生活影响。名士妇大致有五种类型:识见型、谏夫型、讥夫反击夫型、追求幸福型、恶妇型。《世说新语》选录大量名士妇的原因是编撰者有儒家倾向、妇德下降、尚奇之风、显衬名士风流等。

明僧释明河《补续高僧传》成书考

明僧释明河《补续高僧传》是我国佛教史上一部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佛教史籍。《补续高僧传》是释明河未竟之作,历经多人襄助才最终成书定稿和付梓,厘清此问题对我们研究释明河《补传》是有所裨益的。

古代文学课程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研究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进步和发展,新的教学模式在不断探索。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借鉴参与式教学方法进行古代文学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里,亲自感受和体验,尝试主动学习,可以取得一定的教学效果。文章探讨了参与式教学法在古代文学课程中运用的意义;参与式教学法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具体应用;参与式教学法在古代文学课程中应用的思考。

释赞宁著述考

释赞宁是我国佛教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佛教史学家。他著述颇丰,由于文献遗佚,后人记载不一。现结合相关文献,在客观的标准之下,对释赞宁著述进行考论,以期有益于进一步深化对释赞宁的研究。

佛教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及当代价值

佛教伦理道德是指佛教伦理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在实践中所应有的道德行为和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佛教伦理道德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佛教伦理道德与其它宗教伦理道德社会功能相比,既有特殊性也有共性。在和谐社会中,佛教伦理道德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

释赞宁籍贯和生卒年考

释赞宁是我国佛教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佛教史学家。关于释赞宁的籍贯和生卒年,后人存在分歧。结合有关文献对此进行深入考证,可断定释赞宁籍贯为浙江德清,生于梁贞明五年(919年),卒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寿八十三。

从释赞宁身份看《宋高僧传》的编撰性质

释赞宁《宋高僧传》是承继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宣《续高僧传》编撰而成。从身份上来看,因释赞宁与最高统治者关系密切,故《宋高僧传》具有官修性质,而其他二部僧传却带有私修性质。

论宋初释赞宁《笋谱》的价值

《笋谱》是宋初著名高僧释赞宁的著述。《笋谱》的字数一万字左右,全书内容分为五大部分:一之名、二之出、三之食、四之事、五之杂说。《笋谱》的价值主要有文献价值、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等。

汪藻与江西诗派交游考

汪藻是北宋末、南宋初著名文学家,他与江西诗派成员交游颇多。汪藻与江西诗派成员的具体交游、基本情况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

论李昌祺与佛教之关系

李昌祺是明初江西庐陵人。他既是一位政绩显著的官员,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李昌祺对佛教的接受和佛教对他思想、交往视野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体现了明代文人文学与佛教互相影响的密切关系。

试论“三朝高僧传”的选录标准

高僧传是为高僧立传,立传的编撰者对众多僧人进行选择,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的选录标准,选录标准的优良与否,关系到僧传的流传与影响。由对"三朝高僧传"①的选录标准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自从释慧皎《梁传》始,确立了以功德为先、德行和学识为次、神异为辅的选录标准,《唐传》《宋传》在继承基础上根据佛教发展状况略有变化。

论释明河《补续高僧传》的叙事特点

释明河《补传》是高僧总传系列的著述之一,在明代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补传》叙述众多的高僧事迹,需要采用一定的叙事模式和叙事手法。释明河《补传》的叙事特点在承继释慧皎《梁传》、释道宣《唐传》、释赞宁《宋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叙事模式来看,《补传》撰者根据收罗高僧生平事迹文献多寡决定传文的详略。在叙事手法上,《补传》撰者采用了倒叙法、存疑而考疑、互见法、夹叙夹议和个人评论等。与前面三部僧传比较言之,《补传》的创新性在于更注重在传文中和传文末添加作者议论表达自己观点。如此做法,《补传》既可以保持的承继性又可以增强传文的创新性和文学性等,这是《补传》内容研究必不可少的方面。

王庭珪咏农诗赏析

王庭珪（1080—1172），字民瞻，自号卢溪真逸，人称卢溪先生，庐陵安福县（今属江西省吉安市）人，是北宋末、南宋初一位在诗坛和政坛起过重要影响的具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文学家。许多史籍对他诗送胡铨事迹有记载，如《宋史·高宗七》载：“（绍兴十二年）六月丁巳，茶陵县丞王庭琏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

论王应麟的经学思想

王应麟是南宋学术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一生著述宏富,其中在经学方面也有重要建树。王应麟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是他所一贯禀持的经学思想作用下的结果。他的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重视对逸经、汉魏旧注的辑佚;兼采宋学;学求其是;经史贯通。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芍药诗家只寄情——论唐诗中的芍药意象

我国古代总体来说是诗的国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开篇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骄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也就是说每个时代基本上都有体现自己特色的时代文学,从先秦时代的原始歌谣、诗三百、楚辞,之后汉魏六朝的乐府、古诗,到隋唐的诗歌、五代宋的词、

论汪藻在南宋史学史上的地位

汪藻(1079～1154),字彦章,号浮溪,又号龙溪,饶州德兴(今属江西上饶)人,北宋末、南宋初著名的文学家,有《浮溪集》传世。汪藻当时虽以文名,但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史学家,在南宋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是史学家司马光至李焘、李心传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其当代人中,汪藻见识超越时人,极度重视当代史,不遗余力地撰述当代史,贡献良多。

试论宋代禅僧与士大夫的交游——以释晓莹著《罗湖野录》和《云卧纪谈》为中心的考察

释晓莹所著《罗湖野录》和《云卧纪谈》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佛教史籍。两书以禅僧的视角为中心,记载了宋代禅僧与士大夫的交游活动,展现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宋代禅僧与士大夫交游过程具有禅僧开悟士大夫禅机、士大夫赞赏禅僧才学、士大夫与禅僧以禅论诗文、士大夫与禅师互访论禅等特点。儒学理论缺乏创新,士大夫受禅学理论吸引;士大夫宦路坎坷;禅僧文学修养高,与士大夫有着共同话语等,是二者交游的重要原因。

论宋代妇女与佛教

在佛教世俗化的背景下,宋代各阶层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妇女。她们信仰佛教的实践方式多种多样,有出家为尼,虔诚参与各类佛教节日活动,营建佛寺、捐钱造像、饭养僧尼,烧香念佛、刻写经书,死后葬于佛寺、火葬,研佛书、通佛理等。这些佛教实践的原因有自己或至亲疾病和死亡、受家庭影响、弘法僧尼的引导、看破红尘、妇女守节、求子和求富贵等。她们信仰佛教给自身、周边人和社会带来了许多重要影响。

论宋代妇女与佛教

在佛教世俗化的背景下,宋代各阶层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妇女。她们信仰佛教的原因多种多样,有自己或至亲疾病和死亡,受家庭影响,弘法僧尼的引导,看破红尘,妇女守节,求子和求富贵等。她们信仰佛教的实践方式有出家为尼,虔诚参与各类佛教节日,营建佛寺、捐钱造像、饭养僧尼,烧香念佛、刻写经书,死后葬于佛寺、火葬,研佛书、通佛理等。她们信仰佛教对自身、周边人和社会带来了许多重要影响。

论释赞宁《宋高僧传》的史料价值

释赞宁《宋高僧传》承继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唐代释道宣《续高僧传》而作,是记载唐初至北宋初三百多年间佛教僧人精英的总传。要了解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情况离不开佛教史籍,同时佛教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宋传》成为研究唐代至宋初中国佛教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历史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