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的修正理路与理解适用——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二)》中的背信罪条文

我国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的修正历程,揭示出背后的立法逻辑从渎职到背信、从差异保护到平等保护的转变。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侵害的法益具有多元性,主要包括公司、企业的财产利益和特殊身份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前者是主要法益,后者是次要法益,经济秩序则属于附随法益。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都属于修正后“其他公司、企业”范畴,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主体范围的认定不能脱离前置法,但也不局限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侵害的主要法益,“公司、企业遭受重大损失”的判断标准只能是直接经济损失,但考虑到法益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就加重法定刑而言,对比国有公司、企业,适度提高其他公司、企业背信犯罪的损失数额更具有正当性。

刑法修正与法益多元化理论

历次刑法修正凸显法益多元化趋势,可从原因论、本体论、影响论三个层面认识法益多元化。原因论层面,法益具有的流变性是内生原因,复合价值观的形成、利益多元诉求及刑法的伦理需求是外在原因。本体论层面,法益多元化的横向结构表现为法益分类多元、法益主体多元、法益被侵犯的形态多元,纵向结构主要表现为个罪法益保护层次多元。影响论层面,为使犯罪认定更具现实性与科学性,应在实定法层面理解法益,并用法益来解释说明犯罪客体,判断犯罪的既未遂形态等。多元化弱化了法益的分类功能,进而影响犯罪的认定,从根本上解决需建构“核心刑法典+附属刑法”的二元立法模式。法益多元化还促进犯罪分层理论的发展,间接推动刑罚及相关刑事程序法改革。

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及其治理——以江浙沪92份裁判文书为实证样本

近年来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频发,社会危害越来越大。其具有组织分工复杂、犯罪扩散路径多元、利诱形式多样、涉案金额高、案件持续时间短、吸收对象广泛、犯罪出现跨国趋势等特点。其犯罪模式主要可以分为由虚拟货币充当“价值客体”的非法集资犯罪和虚拟货币主要充当“权益凭证”的非法集资犯罪两种。在此类犯罪治理中面临法律定性存在争议、调查取证困难、刑事治理机制不健全、行业监管不易等难点。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标准、强化执法能力建设、健全基础制度、构建多元监管格局等多种方式,提升治理效能,多维遏制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

专门教育评估制度的检视与形塑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时在专门教育制度中加入评估程序,体现出了“准司法化”倾向,也是对单向行政决定的有效制约。但是,评估主体不明、标准不一、程序不清给各地评估实践带来了掣肘,甚至造成了专门学校“普通学校化”或“监狱化”两种极端。未来,可尝试通过制定《专门教育评估管理办法》来强化专门教育评估的制度供给。在内容设计上,专门教育评估应当始终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为目标,坚持拘禁性保护处分的“最后手段性”,遵循比例原则、中立原则和区分原则,严格限制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纳入评估对象。在评估中应兼顾“行为标准”与“行为人标准”,综合考量评估对象的行为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遵守评估程序和评估规范,科学地开展评估。评估结论虽为行政决定的“参考”,但是具有法定的阻却效力,当评估结论为不同意时,决定机关不得适用和解除专门教育或专门矫治教育。

日本有关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

日本学者有关刑事犯与行政犯区别的学说约可分为三类:一为区别肯定说,二为区别否定说,三为区别无意义说。其立论的目的仅在于讨论行政刑法是否可以不必完全适用普通刑法总则的问题,一般只在解释论范围内讨论,因而占通说地位的是区别肯定说,其重点在于探求二者的本质差异,以作为行政犯在解释上可以排除普通刑法总则适用的理论依据。

以刑制罪的学理阐释

以刑制罪是犯罪基本特征的必然要求,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应有内涵。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应受刑罚惩罚性不应该仅仅停留于"犯罪后果"的理论层面,刑罚对定罪过程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以刑制罪理论对于罪刑设置、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公司高管犯罪的现状、成因与对策思考——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犯罪为例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上市公司高管犯罪已成为一道黑色的风景线。高管犯罪多发有案件的查处、移送缺乏具体标准,经济犯罪圈入罪门槛偏高,刑罚设置不尽合理,司法裁量失当等多方面的原因。防治高管犯罪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经济犯罪案件查处、移送的标准,规范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修改完善相关罪名和法定刑,在刑罚体系中增设资格刑等应对措施。

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一种基于社会控制理论的解释

网络游戏与青少年犯罪存在密切相关性,控制理论认为犯罪是低控制能力和相宜机会结合的产物,当行为人与社会的联系断裂或者被削弱时,便可能产生犯罪。青少年心智能力发展不成熟,网络游戏中为迎合青少年心理而加入的暴力等负面元素和游戏的高仿真性进一步削弱了青少年玩家的自我控制能力;过多投入网络游戏导致青少年玩家与传统社会的联系进一步弱化甚至断裂,进而更容易在网络游戏不健康的亚文化环境下实施越轨行为。

为何同案不同判——由“盐城水污染案”、“亿鑫化工重大污染案”引发的思考

今年"盐城水污染案"、"亿鑫化工重大污染案"的被告均被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量刑,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引发了关于"罪与罚"的争议。有人称这两起案件针对当前引起公众强烈不满的重大社会问题,治乱用重典,体现了司法的能动性。本文不同意此种看法,认为两案的裁判是学界及实务界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认定的重大转变典型体现。但是在现有的刑法条文体系下,法人故意污染环境的犯罪案件不能得到应有的定罪处刑,如何完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值得我们探索。

论转化犯的构成及立法例分析

论转化犯的构成及立法例分析□金泽刚什么是转化犯，刑法理论界有多种表述，主要观点如下：（１）指某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由于行为者主客观表现的变化，而使整个行为的性质转化为犯罪或转化为更为严重的犯罪，从而应以转化后的犯...

上海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与思考——基于十四个已决案例的实证分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威胁等手段,称霸一方,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本文结合上海地区发生和处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分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成员构成及区域特征等问题,并重点研究了"保护伞"是否作为犯罪构成要素及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是否有存在必要的问题。

警察防卫新论

我国法律对警察的防卫权规定存在不足。警察防卫与普通的正当防卫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作为特殊的执法主体,警察的防卫权既不能宽泛随意,也不应过于苛求。警察享有防卫权的宗旨既要保证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法益,也要维护警察自身的生命健康权益。警察防卫的手段和限度必须有限而适当,警察防卫不能适用刑法关于无限防卫的规定。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司法责任制

司法责任制是指基于司法的属性而产生的一种责任体系,不仅包括法官的责任担当与责任追究,还包括法官享有充分独立的司法裁判权。而且,司法责任制作为一种责任体系,应当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地方司法规范性文件相呼应。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基于公正裁判的立场,司法责任制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以及对错误裁判的问责。然而,由于司法活动具有特殊的性质和规律,司法责任制又不同于一般的责任追究制度,其对作为司法主体的法官具有更高的伦理要求和道德期望。在此意义上,司法责任制的价值目标不是进行事后追责,更在于培养与遴选好的司法官,走司法官职业化之路。

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

刑法中的情节不仅仅限于刑法条文标明“情节”字样的情节,而且是指影响犯罪和刑罚存在、发展和变化诸方面的情状和环节,是刑事案件中与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制度有关的一切事实情况。其中本文还针对不同观点,着重论证了刑法规定的概括性定罪情节是犯罪构成的要件,正是它们决定情节犯的成立,并对现行刑法规定的情节犯的类型和模式予以探讨。

第三方网络平台的类型演变与犯罪危机预防

"互联网+"社会中,第三方网络平台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由于科技创新先行、监管机制跟进不足,导致第三方网络平台潜藏着为犯罪活动提供便利的可能。考虑到第三方网络平台自身运行机制的重大改变,其已逐渐由直接或间接的犯罪参与者演变成为只在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起到居间作用的媒介主体,可援引"技术中立"原则免除刑事责任,但对于因未完全履行监管义务而产生的民事赔偿,平台需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对于第三方网络平台潜藏的犯罪危机,需借助科学的犯罪学理论,通过综合治理的方式加以预防。

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心理和人格因素辨析——以赵承熙、马加爵等大学生杀人案件为例

在青少年犯罪中,大学生实施的杀人伤害等暴力犯罪有明显增多的趋势。导致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很多,但犯罪人有缺陷的心理和性格因素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性格缺陷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除了有天生的遗传等因素外,它们的形成还受到家庭和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生活贫困和暴力文化对犯罪人危险心理和个性的形成有最直接的影响。这是我们预防和减少青少年暴力犯罪必须着力关注的问题。

有关卖淫犯罪的疑难问题新探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是我国刑法分则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专节规定的一类犯罪。在这类犯罪中，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罪质的差异应该在司法中得到体现，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仍然要严格遵循刑法的基本原理，区别罪与非罪，而将同性性交易作为这类犯罪的犯罪对象时，不能不考虑与其他刑法规范的协调。对于传播性病罪尚不宜扩展其行为方式，也不能把传播艾滋病纳入传播性病的范畴，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刑事责任问题需要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发回重审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关系论

发回重审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关系问题很少有人论及。在发回重审的案件中 ,因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应当确立原审基本事实是否清楚、主要证据是否充分的认识标准。发回重审的案件既不等同于二审改判的案件 ,也不等同于单纯的一审案件。发回重审的案件能否加刑深受诉讼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不能不考虑上诉不加刑原则所蕴涵的诉讼理念。重审时 ,只有在发现案件的基本事实确实发生变化时 ,才可能对被告人判处比原审判决更重的刑罚。

结果加重犯的结构及其未遂形态问题

结果加重犯历来是刑法学研究的一个难点问题。本文从外国刑法理论学说出发 ,通过分析外国刑法学中的结果加重犯 ,并结合中国刑法自身的实际 ,认为中国刑法规定了较多的结果加重犯 ,而且 ,应将它们归属于广义结构的结果加重犯。在此基础上 ,再区分不同的类别 ,对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研究。

论以人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刑法观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现实,要求转变传统的犯罪治理思路,让刑法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工作中去并逐步实现犯罪治理智能化、专业化。但考虑到刑法本身兼具的救济性和剥夺性、信息网络技术的两面性,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提在于树立全新的刑法观、犯罪治理观。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关注"人"的刑法观念的确立既具有现实基础,又符合时代精神。未来在此观念引领下开展的犯罪治理工作,应将刑事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归于"现实的人",实现个人、社会、自然的整体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