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政策比较研究

本文从政策对象及主体、安置比例、对用人单位的处罚与支持以及政策效果等方面比较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政策现状。从安置比例来看,日本和韩国在持续扩大政策实施范围的基础上不断上调法定安置比例,中国则相对来说仍保持较早时期的政策框架。为加大政策落实力度,三个国家均对未按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企业予以处罚,且呈现出不断扩大处罚对象的趋势。在对用人单位的支持方面,日本和韩国都会对超额完成安置比例的用人单位予以财政支持,中国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对用人单位给予支持。从政策效果来看,中日韩三国公私部门的安置比例都有所上升。

全民基本收入的实践探讨与案例分析

近年来,全民基本收入已然成为备受热议的社会政策提议。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带来的结果。尤其是,新冠疫情改变了许多行业甚至全球经济的现状,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为构建后疫情时代的蓝图,围绕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新征程,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全民基本收入的争论日益激烈。尽管目前很多实践并不是纯粹的无条件全民基本收入,但是也体现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意涵。

残疾儿童家庭支持体系研究综述

通过概述残疾儿童社会福利领域中的一种相对有效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支持方式",全面检视"以家庭为中心的支持方式"的概念特征,提出"以家庭为中心"的支持理念:即只有将儿童视为家庭的组成部分并为家庭提供充分的支持时,改善残疾儿童整体的功能状况才成为可能。因此,残疾儿童家庭支持体系建设应以残疾儿童的家庭需要为基础。

韩国残疾人福利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

韩国残疾人福利历经初创期、转换期、发展期,正步入跃进期。其制度体系虽然涵盖收入保障、医疗康复、雇佣保障、教育制度、出行权及信息获取权保障、残疾人福利预算等且运行平稳,但福利充足度整体上非常有限。为应对残疾人口的迅猛增长和改善他们的福利境遇,韩国政府应优先健全残疾人福利法规、合理划分福利责任,并重点关注加快构筑社区保护网、提高收入保障力度、改善福利服务机构运营水平以及持续增加残疾人福利预算。

基本收入的学理构思与模型研究

近年来,基本收入议题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从梳理典型国家对基本收入的讨论出发,分析基本收入的概念和类型、优势和局限性及其引进模型。与目前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同,基本收入不以个人资产调查、贡献或劳动为条件,旨在满足所有公民的基本需求,被评价为能够最有效应对劳动力市场迅速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创新对策。

韩国残疾儿童家庭支持体制研究

家庭支持政策可通过减缓或消除残疾儿童及其家庭成员的心理负担及经济负担达到促进残疾儿童更好生存和发展的目的。通过实施系列法律保障下的政策措施,韩国残疾儿童家庭支持逐渐向国家与社会分担家庭功能的方向演变。韩国残疾儿童家庭支持政策主要由收入支持、医疗康复支持、教育支持等间接家庭支持和残疾人活动支持、家庭养育支持、父母心理咨询服务支持等直接支持构成。中国同样面临照料、福利主体和服务等残疾儿童相关问题,希冀通过韩国残疾儿童家庭支持政策的演变对中国残疾儿童家庭支持政策和实践有所启示。

韩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考察

韩国社会保障制度大部分是为顺应时代的需求而引入的。这不足以适当保障生活在风险中的所有韩国国民,不能充分向生活困难、被排斥的人提供适当的分配。韩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初创期(建立政府以后～20世纪70年代末)、转换期(1981年～1987年)、发展期(1988年～1997年)、跃进期(1998年以后)。传统的残疾人社会保障预算更侧重在机构内残疾人,1999年《残疾人社会保障法》进入全面修订,实现了残疾津贴的扩大,残疾人事业不断多样化发展,相对来说,家庭中残疾人的预算投资方面比例出现了增长的趋势。

韩国的社区福利治理与社会服务供给研究——以社区福利磋商组织为例

进入21世纪,韩国迎来了地方自治时代。为了积极应对社区居民表现出的社会福利需求并有效推进各种社会福利工作,韩国尝试构建在社会福利供应领域积极利用民间资源的公私混合社会福利体系。这意味着在根据官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建成地区社会服务关系网之后,有必要构建官民协力供给福利服务的社区福利治理模式。因此,本文在阐述社区福利治理与社会服务供给两者关系以及推动社会服务治理必要性的基础上,以韩国的社区福利磋商组织为例,分析在韩国受到关注且能反映社区福利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新型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发展议题。

河北省新农保试点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研究

本文基于对河北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地区的问卷调查,从多视角分析试点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难点问题。研究发现,新农保的制度内容普及度较低、制度吸引力相对不足、制度执行力急需改善、制度公信力期待提升。为保障新农保的稳健性与制度优化,本文提出若干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改革参考。

政治体制对中日韩生活制度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日本和韩国共同面临保障国民基本生活的任务。然而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三个国家生活保护制度呈现不同的发展路径。日本受外来民主的影响,在战后立即建立了生活保护制度;韩国在威权体制下建立了生活保护制度,但并没有得到实质的贯彻,直到文民政府建立后,在市民的推动下,才建立了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在中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计划经济时代建立了以少数边缘性群体为保障对象的临时生活保护制度,改革开放后,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下建立了以城镇居民为保障对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后保障对象扩展至全体居民。受政治体制的影响,三个国家公民享受生活保障的权利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

低生育率危机背景下韩国家庭福利政策变迁研究

本文首先回顾了韩国低生育率危机的现状和原因,然后分析了韩国政府过去15年期间的生育政策,并总结了韩国政府针对低生育率危机所提出的应对战略。在过去10年间,韩国政府将晚婚和晚育等人口学变化视为影响生育的最重要原因,并相应地实施了生育奖励政策。然而,在此期间,生育率并未得到恢复,总和生育率在2018年已下降到1.0以下。因此,有必要对过去15年期间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所制定的政策进行检讨。具体来说,本文回顾了前后3次健康家庭基本计划与低生育率和高龄化基本计划、中长期保育计划、幼儿教育发展计划及儿童政策基本计划等的大纲,并通过政策评价指出政策成就。此外,本文通过分析韩国社会低生育率的原因,旨在提高未来生育政策的实效性,并指出对未来政策的启示。

韩国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受助人选定的现状和问题

韩国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自2000年10月起实施,其受助人选定体系由收入认定额和抚养赡养义务人情况两个操作性指标构成。2003年起,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将收入和财产统合为单一的标准——收入认定额制度,凡是符合收入认定额标准且满足抚养赡养义务人标准的公民均可纳入这一制度的保护范围。这一受助人选定体系使得韩国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更好地履行了社会安全网的作用、扩大了援助对象、提高了援助水平。最低生活费的合理性问题与抚养赡养义务人标准的适当性问题是这一选定体系目前存在的争论点。

韩国低生育时代的社会福利模式创新

低生育率与人口高龄化已成为韩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韩国出现了超低生育率现象(总和生育率低于1.2)。这种从未有过的低生育现象将会给韩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重大影响。为应对低生育率导致的危机,韩国政府应出台更为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由于儿童数量代表着未来劳动人口数量,所以对于一个儿童数量不断减少的国家而言,应更加注重每一个儿童的社会价值。因此,韩国政府应加大对所有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笔者将"包容性增长"作为新型社会福利模式的核心内容以应对低生育问题。具体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加大对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出台基于就业岗位的生产性福利政策;第三,制定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

韩国残疾人社会服务标准体系研究

本文对韩国残疾人社会服务标准体系进行研究,首先介绍了韩国残疾人口概况以及残疾人普惠性和特惠性社会保障政策,继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研究韩国残疾人社会服务标准体系。宏观层面包括服务现状、发展过程及运行机制;微观层面包括对残疾人传统居住机构、残疾人福利院、残疾人活动支持领域的评估标准。残疾人服务始于隔离保护模式,经过社区支持模式,现发展为以残疾人为中心模式,目前三种服务模式依然并存。这种变化反映出政府和社会对残疾人认识和观念的变化,使韩国残疾人社会服务标准在宏观服务制度和微观服务指标上都表现出新旧变化的紧张局面,呈现为"变化与紧张的服务标准"。

韩国残疾人社会服务现状及进展

韩国残疾人总数约为251万,他们既享有普惠性社会保障政策,也享有残疾人特惠性社会保障政策。特惠性社会保障政策由经济支持、医疗支持、教育支持、就业支持和社会服务提供等政策构成。残疾人社会服务宏观层面主要考察服务制度,包括住宅机构、社区康复机构、职业康复机构、凭单制度等,虽然服务制度从20世纪的保护模式中心漸变为自立生活与残疾人为中心模式,但保护模式、社区培训模式和以残疾人为中心模式共存。

从机构福利到社区福利--对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实践的考察

从国外的发展趋势来看,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包括去机构化、正常化、社会融合化。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主要采取机构保护和事后治疗的形式,使得社会福利的效果和效率都表现出局限性。与此同时,福利服务对象的急剧增加、人们福利需求的多样化及个性化发展,都使新形式的社会福利的出现成为必然,从而引发了新的变化趋势。在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社会福利的中心将从以机构福利为主转到以社区福利为主。

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动态与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支撑着欧洲传统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福利与社会投资论等劳动型社会保障政策和保障基本收入等非劳动型社会保障政策开始实行,传统福利国家走向衰退。工作福利与社会投资论强调加强劳动与福利之间的联系,而基本收入论则相反,它们围绕劳动与生产的理念差距形成了对策上的对立结构。虽然这些制度在联系劳动与福利的关系上是对立的,但在通过福利国家达成社会统合目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相互融合,以达到新福利国家政策的愿景。

东亚福利模式下的中韩社会政策比较

东亚福利模式具有低福利支出、低制度覆盖率、不公平性、多元化、重视家庭保障等特征。文章通过梳理中国和韩国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出中韩两国社会政策的相似特征,包括深受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影响、普遍性福利的持续扩大、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政策模式等几个方面。文章认为,中韩两国的社会政策体系都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做出调整,以便应对本国出现的社会问题,缓解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矛盾。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真正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福祉发挥作用的,是结合本国经济发展特点和政治体制、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