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女性阅读活动初探

宋代女性的阅读活动与重文教的社会风气、书籍的普遍流通以及士人的提倡等密切相关。在实际生活中,宋代女性的阅读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儒家经典、佛道经典、女教典籍、家训、史书、诗词文、音乐、诸子百家、方技小说、天文历算、医药数术等;其阅读具有多元性、自主选择性及持续性的特点;她们通过阅读学习知识,并以多种方式作用于社会,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传承文明有着积极的意义。

宋代女性行旅风险问题探析——以女性行旅遇劫为中心

宋代社会流动性大,女性是行旅活动中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宋代女性在行旅中会面临种种风险,遭遇劫掠即是其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在宋代,无论战乱年代抑或承平时期,几乎各个阶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在行旅中遭遇劫掠风险,社会动荡之际,女性遭遇劫掠风险的机率往往更高。宋代女性旅者遇劫之地亦广泛分散,几乎涉及宋代所有地区。不仅盗贼、流寇、外敌等威胁女性旅者安全,书生、里胥、商人、舟师、卜者、僧人、宋军军卒、民兵乃至旅者亲属等,都有可能劫掠女性。就其劫掠目的而言,则多为劫色,或劫色又劫财者;也有劫持女性旅者欲杀人祭鬼者;还有劫持女性丈夫任官诰敕,冒名顶替任官者,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家眷又成为歹徒劫持侵害的对象。宋代女性行旅中遭遇的劫掠风险,不仅危害女性旅者个人生命财产安全,也可能损害地方社会乃至国家利益。除女性旅者个人外,家庭、社会与官府在应对女性旅者遇劫问题中的作用值得重视,但宋代仍未形成较为安全有序的行旅环境。

论宋代士人阶层的夫妻关系——秩序规范与实际形态

夫妻关系在传统社会家庭关系中尤为重要。宋代社会以各种方式规范夫妻关系,试图建构以夫尊妻卑、夫主妻从、夫外妻内、夫妻长久为核心的理想稳定的夫妻模式。但秩序规范并不等于社会生活的实际。在实际生活中,宋代士人阶层的夫妻关系主要有"夫主妇从型"、"伙伴型"、"冲突型"等多种形态。它不仅受社会秩序规范的影响,还与规范本身的灵活与变通、夫妻情感、妻子的才智、夫妻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丈夫社会地位的变迁及妻子的出身等因素相关。

宋代社会的女性阅读——以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重文教的社会风气、书籍的普遍流通以及士人的提倡等推动了女性群体的阅读。在实际生活中,宋代女性阅读的内容主要包括:儒家经典、佛道经典、女教典籍、家训、史书、诗词文、音乐、诸子小说、医药数术等,其阅读具有多元性、自主选择性及持续性的特点。宋代女性通过阅读,提高了认识社会的能力,并以自己所学作用于社会,为宋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贡献。

宋代女性行旅风险问题续探

宋代女性行旅过程中,除了可能遭遇被劫掠的风险外,还可能面临疾疫、孕产,以及舟船倾覆、涉水溺亡、猛兽侵袭、雷电袭击、火灾、旅费不足、被家人遗弃、拥挤踩踏、迷路、坠崖等其他各类自然、社会或人为等因素导致的风险。宋代遭遇疾疫风险的女性旅者身份繁杂,行旅事由多样,疾疫类型与治疗情况复杂。而孕产是女性独有的身体与生命体验,行旅中孕产也成为宋代女性可能遇到的特殊风险,给女性自身、孩子、家庭及社会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其他各类宋代女性行旅风险中,舟船倾覆、涉水溺亡较为突出,这与宋代水上交通发展、女性乘舟船行旅者较常见等因素有关。宋代女性行旅风险不仅具有明显的多样性,还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性别特殊性、阶层差异性等特征,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技术、环境等多种因素,也与社会性别秩序密切相关。

20世纪以来国内宋代儿童史研究综述

近世以来,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些弱势群体,譬如妇女、老人、儿童、平民、商人、手工业者等逐渐受到史家的重视,对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而儿童作为每个历史人物所必经之历史角色,无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个人及社会活动中,都有着重要历史意义。20世纪以来国内对宋代儿童史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此做一整体之梳理,可以推动宋代儿童史研究的继续深入。

论宋代女性的赈济活动

女性是宋代赈济活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宋代女性以多种方式,对亲友、乡里和灾民等进行赈济。她们从事赈济活动并非仅因情感因素使然,还与当时的国家政策、社会舆论、宗教观念以及女性关怀社会的责任意识等因素有关。其资金来源主要有奁产、夫家家财、国家所赐封赏以及本家资产等。宋代女性从事赈济活动,为女性走出家庭,拓展自身生活空间提供了途径,有利于砥砺风俗,形成和谐互助的社会氛围,对缓解社会危机,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治均有一定影响。

生计流动:一种宋代女性行旅活动的历史考察

宋代女性为求生计而奔波行旅的活动是一种较为突出的社会现象,主要有:女性因自然灾害背井离乡,因外患内乱而流离行旅,因家庭变故而迁转流徙,因日常生活所需奔波行旅,因侍奉主人而随主行旅等方面。宋代女性的生计流动,体现出多样性、被动性、阶层广泛性、社会流动性、时代性等基本特征。它不仅关系女性自身生活,也是一个涉及宋人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较复杂的历史现象,呈现出与"家内"或"闺闱"之内的生活迥然有别的面貌,反映出儒家理想与实际生活、性别规范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别,对于宋代女性与宋代社会而言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宋代家法传播方式探析

宋人非常重视家法的制定与传播。宋代家法除了以专著、家书、诗歌韵文等书面方式传播外,还以口头训诫及石刻、碑文、题壁等方式传播。宋代家法的传播,是宋人维护家庭与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为国家礼法向民间渗透提供了重要渠道。

论欧阳修的工商业思想

欧阳修以富国富民为宗旨,为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提出了反对抑商,主张与商共利;反对禁榷,主张工矿贸易自由等一系列工商业改革的主张。欧阳修的工商业思想切中时弊,针对性强,是对庆历新政的积极响应。欧阳修也成为宋代经济新思潮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试论欧阳修的农业改革思想与实践

"欧阳修是11世纪的一个核心人物",他不仅"响应了范仲淹以激进的改制变革社会政治秩序的号召",而且始终以匡救时弊为己任,为解决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长期以来,学界多偏重于对其文学、史学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他在经济领域的活动却较少涉及。事实上,欧阳修在农业、工商业以及财政、货币等领域均有比较深刻的见解。本文仅就其农业改革思想与改革实践作一探讨。

走向跨界的妇女学和妇女史研究——杜芳琴先生学术贡献述略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杜芳琴先生在中国古代妇女/性别史、妇女学理论的本土探索与学科建设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考察杜芳琴先生的学术贡献,不仅可以窥见中国女性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艰辛、执着与收获,也可窥探中国大陆妇女/性别史研究发展的历程,对于总结妇女/性别史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展望妇女/性别史研究的未来也不无裨益。

园林别业与宋人休闲雅集和文学活动--以杭州张镃南湖别业为中心的考察

两宋时期私家园林别业发展兴盛,不仅拓展了宋人身心游憩的空间,也成为文学活动的重要场域,对宋代文学风貌的生成具有深刻影响。南宋杭州张镃南湖别业作为迄今保存资料最完整的宋代园林,规模庞大,造物精致,功能齐备,集中展现了宋人以园林别业为中心的丰富多样的休闲雅集活动,并在与园主张镃及当时文人士大夫发生密切关系的过程中,不断激发他们的艺术灵感和文学创作,从而形成一个具有丰富时代蕴涵与独特美学意味的文化场域和文学空间。以"园林"为核心空间意象的诗文创作,其走向精细和日常化的美学特征,体现了宋代诗文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具有独特文学史意义。

论欧阳修的茶利观

宋代专卖体制下茶叶经济的发展 ,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 ,围绕茶法、茶价诸问题有众多争论。欧阳修的茶利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反对政府屡更茶法 ,主张与商共利 ;二是主张政府降低茶价 ,确保茶市正常运营 ;三是正确处理国家、大商人、小商贩三者之间的关系 ;四是重视茶利 。

从墓志看宋代士人的居乡生活——以四川地区为主的考察

墓志的性质在宋代普遍转向"传记文学",更多记载墓主的个人事迹和家族世系,本文通过士人文集中的大量墓志资料考察宋代士人的居乡生活。宋代西蜀文化发达、士人集中,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故将考察范围集中在四川地区,将考察群体集中于致仕官员、落第士人、居乡隐士三类,他们的普遍特点是:文化程度较高,又曾任官,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从事活动丰富多样。通过考察以期进一步了解宋代四川地区士人丰富多彩的居乡生活以及与乡里社会密切的互动,扩大对宋代社会各层面的研究。

赵颢的王府属官与元祐政局

赵颢是宋英宗与宣仁皇后高氏的次子。哲宗亲政以后,他被新党官员指责为在神宗病重及高氏垂帘期间意图篡位。然而,旧党人士的否认意见却成为后世的主流观点。由于赵颢在元祐年间被封为徐王,其王府属官又被称为'徐邸官'。'徐邸官'在元祐年间纷纷出任要职,这在北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高氏、赵颢及当时的宰执都在其王府属官的升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祐年间,曾有中低层士人上书劝诱高氏废黜哲宗,此类政治投机可能受到'徐邸官'异常升迁现象的驱动。从上书者的身份及朝廷对上书人的奖赏来看,当时确实存在阴谋废黜哲宗的潜流。'徐邸官'出任要职的高潮发生在元祐末年,这与部分旧党高层在高氏垂帘后期的暧昧政治立场有关。

寄居与殖产风潮下的宋代任官避籍制度发展

回避制度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产生,随后发展成为避亲和避籍这两项制度。其中,避籍制度在宋代之前以本贯回避为主要内容。到了宋代,出现了官员寄居和殖产的风潮,深厚的政治背景使官员在非本贯寄居地的势力不逊于土著豪右,对地方的社会秩序和治理产生了不小影响。官员在仕宦和寄居过程中,出于维持家计及为子孙计的考量,往往广泛殖产,其产业分布广泛,不拘于本贯。针对这两个风潮,宋代避籍制度增加了相应的回避内容,以减少官员在治理地方过程中的私人因素影响,确保官员奉公守法。

旅者与精魅:宋人行旅中情色精魅故事论析——以《夷坚志》为中心的探讨

《夷坚志》66例宋人行旅中的情色精魅故事显示,宋代遭逢情色精魅的旅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涉及社会各个阶层,行旅事由复杂多样。情色精魅原形主要有亡人鬼魂、动植物、人造器物等。其化形无论男女,多姿貌美好;出没时间多在昏晚,但也有在白昼者;活动地点多在较为少人的路途林野或寺观店舍,但又不限于此。情色精魅对旅者个人、家庭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危害。宋人行旅中的情色精魅故事,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宋代社会情色风气以及现实行旅中情色问题的反映,传递着宋人应对行旅中情色问题的经验与认识,折射出宋人试图规制情色问题,建构规范的行旅秩序与性别伦常秩序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