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清、孙长永、陈瑞华、闫召华、李勇: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争议焦点的讨论

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首次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诉法的领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时存在运行环境的基础性诉讼制度不健全,制度的设计缺乏系统思维和整体考虑,相关的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余金平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不服一审法院判决而上诉,检察院为了争取量刑建议中的缓刑而抗诉,二审法院并没有采纳缓刑的建议,判处了比一审更重的刑期。基于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再次被推进大众的视线,在社会上引起公众广泛讨论,同时也激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关于认罪认罚相关争议问题的争鸣热潮。本刊选取朱孝清、孙长永、陈瑞华、闫召华、李勇等五位专家学者的著述,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争议焦点进行讨论。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建构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社会突出问题。目前,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现状仍无法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超前化特点相适应,更加凸显出刑事责任年龄划分僵硬化特点。英美法系国家“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解决此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立足中国实际,在论证引入该规则之必要性和可行性基础上,从适用范围、“恶意”认定、惩罚机制及制度体系衔接等方面入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以期在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同时解决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无法得到有效治理之难题,不断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体系。

公诉案件和解自愿性审查规则的重构进路

自愿性是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基础与前提。当前,刑事和解自愿性的审查实践中出现审查内容存在模糊性、审查方式浮于表面、和解协议书之法律性质不明晰、律师参与不足等问题。构建刑事和解自愿性的审查模式应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立场,明确刑事和解协议兼具公法契约与书证之法律属性;构建以形式审查为原则、以实质审查为补充的刑事和解自愿性审查机制。

《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的理解与适用——从“可以”走向“应当”

《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把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改为“对于采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适用取保候审”,目的是要发挥取保候审的替代作用,降低我国的未决羁押率。但仅仅依靠法条规定“应当依法适用取保候审”,并不能达到增加取保候审适用率、降低未决羁押率的目的。建议通过改变办案人员的司法理念,明确“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标准,采取相关措施增强取保候审的诉讼保障力,完善取保候审制度,实现从“可以”走向“应当”,达成第3条的立法目的。

补充侦查期间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正当性分析——兼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96条第3项

2020年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96条第3项明确赋予了公安机关在补充侦查期间有直接撤销案件的权力,界定了补充侦查期间撤销案件的情形仅限于“原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变化”。在将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定位为侦查阶段的前提下,这一规定在法理层面、实践层面以及权利保障层面都有适用的正当性。未来需要进一步细化公安机关在撤销案件时的说理程序与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才能保障该条款发挥应有的程序功效。

重复供述排除问题研究

一次非法取供,是否要对重复供述一排到底?重复供述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然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明确重复供述的可采性。重复供述排除与否取决于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的实际影响。基于我国实际,应当实行重复供述的分阶段排除方式,即原则上只排除非法取供发生后至确认前在同一诉讼阶段获取的重复供述。为了克服排除重复供述的障碍,应当允许重复取供,理顺公、检、法的关系,减少三机关的同质性。当然,最根本的举措是要建立激励为主的取供机制,调整形式主义的口供运用模式,怯除对非自愿供述的依赖。

检察主导: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模式的构建

与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权力的结构性变革相呼应,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健全,我国也出现了"检察官法官化"的权力转移现象,并在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检察主导的刑事案件处理模式。该模式由控辩沟通机制、从宽兑现机制、案件速办机制和审查监督机制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不管最终适用何种审判程序,其"公安记录、检察建议、法院核准"的程序内核具有普适性。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既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层层把关诉讼模式的优势,又可以尽早实现繁简分流,推动认罪认罚案件的高效处理,但其在实施中也面临着权力失序的潜在风险。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构建不是否定审判中心,恰是要维护审判中心诉讼结构的有效运作。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刑事悬赏

刑事悬赏是本质上侦查机关私法上的法律行为,行为的目的就是与举报者即刑事悬赏的相对人就犯罪信息进行交易。刑事悬赏是一套预期收益远大于预期成本的有效制度,已在我国的刑事侦查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影响着刑事悬赏的制度绩效。因此,合理确定赏金,明确悬赏的主体和相对人并加强对相对人的权益保护,进一步从交易利益、交易主体、交易安全等方面完善其制度安排已成为刑事悬赏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

以博客圈为平台的法学网络教学模式初探

作为以博客为基本单位的交流平台,博客圈为博友推介文章、分享兴趣、交友讨论提供了全新空间。将博客圈的模式和理念引入法学高等教育,能够使法学专业教育充分利用网络的方便、快捷、多维、互动、灵活的特性,实证性研究证明博客圈能改善法学教学效果。

认罪认罚自愿性研究

认罪认罚自愿性是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难点与重点。自愿性是一种相对和复杂的自愿状态,使得认罪认罚自愿性的理论界定与实践认定非常困难。认罪认罚自愿性是明知要素和意志要素的统一,应区分"认罪自愿性"和"认罚自愿性",并明确其判断标准,审慎处理好其与真实性、从宽幅度之间的关系。然而当前认罪认罚自愿性与实践对供述的刚性需求、强制型取供机制、司法体制存在深层次矛盾。为此,应当在实现权力主导型向权力制约兼权利保障型转变的基础上,通过保障知悉权、程序选择权、法律帮助权,建立权力制衡和审查机制,实现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中国式保障。

论拒供困局及其突破

拒供在强制型取供机制之下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已经形成了对口供的过度依赖,导致"无供不能定案","无供不敢定案",甚至"无供不会定案",从而影响了拒供案件刑事追诉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只有树立对口供的证据及诉讼价值的正确认识,改革刑事取供机制以从制度层面转化被追诉者的拒供动机,并在各个诉讼阶段注重发挥证据体系尤其是间接证据组合的作用,才能真正减少拒供现象,高效解决拒供案件。

“从速兼从宽”:认罪案件非羁押化研究

认罪不仅会直接降低羁押的必要性,其非羁押化也符合社会交换理论,体现司法宽容精神,并能够在整体上提高诉讼经济。然而在我国,认罪与否并非适用未决羁押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相当一部分认罪的被追诉人也需要在羁押中等待起诉和判决,这显然有悖于"从速兼从宽"的认罪案件诉讼程序改革的基本精神。当前,推进认罪案件的非羁押化既有现实条件,又有法律支撑和政策依据,但在社会认同、诉讼模式、社会支持体系方面尚面临一些障碍。因此,应在明确改革定位的基础上通过完善认罪审查机制、非羁押化实现程序、审前释放风险控制机制和诉讼效率保障机制,使认罪案件非羁押化真正融入我国的诉讼理念和诉讼方式。

附条件认罪认罚的法理检讨与实践应对

附条件认罪认罚是指被追诉人为自己的认罪认罚态度附设一定的前提条件。为认罪认罚附设条件可能会影响认罪认罚的层次或程度,但并不必然妨碍认罪认罚的合法性、适格性。专门机关依然是认罪认罚利益的决定主体,附条件认罪认罚虽然凸显了被追诉人自主性的增强和沟通条件的改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专门机关与被追诉人之间听取意见式的关系模式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职权从宽的本质。为认罪认罚附设条件有可能成为悔罪的否定性表现之一,但附条件认罪认罚也完全可能满足真诚悔罪的要求。面对附条件认罪认罚,专门机关要防止简单拒斥,更要防止过度从宽。

概率原理在犯罪嫌疑人摸排中的应用

概率原理在犯罪嫌疑人摸排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借助概率原理可以对识别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进行定量分析。但概率数据尤其是随机匹配概率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直接回答谁是犯罪的实施者。而且,实践中难以杜绝识别错误或小概率事件发生的风险。在运用概率分析方法识别犯罪嫌疑人时,应当重视证据规则和证据的证明力,不能完全依赖于客观上的或然性,同时,也应遵循概率公理,防止某些先验概率或初始概率确定上的主观任意性。

比较与实证:推定有罪适用限度研究

作为证明责任的特殊配置方式,推定有罪不仅影响到刑事证明活动,还会改变刑事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及相互关系,并与无罪推定、不自证己罪等原则有潜在冲突,必须受到合理规制。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虽然规定了推定有罪的个别条款,但程序法中对其适用规则却付之阙如,再加之对推定有罪存在根基的忽略和法律效果的误读,导致了实践中推定有罪的泛化与滥用。厘清推定有罪的适用条件,明确推定有罪的适用对象和效力,才能真正防范和消除推定有罪面临的人权风险和制度阻力。

论检警互涉案件的侦查

"互涉案件"具有事实上的统一性、证据上的依存性、过程上的交错性等特点,从而要求侦查上的同步和高度协调。但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对于互涉案件却规定了移送管辖、各自独立、辅以配合的侦查原则。侦查实践中,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移送和配合上程序繁琐,而且侦查力度不一,侦查过程相互掣肘,难以形成侦查合力。针对互涉案件,应以遵循司法规律、提高侦查效能为基本理念,建立以检察机关主导的,并案侦查与个案指导相结合的侦查机制。

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困局与破解

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就是利用外在于自侦部门的力量,对职务犯罪侦查全过程进行监察、督促和制控。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面临实践上的困局: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易形成利益关系,监督方式选择上的矛盾,监督效力大打折扣,"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难以解决。破解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困局的思路是:更新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理念,正确处理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主客体的利益分割关系,建立自觉自洽的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运行机制,强化职务犯罪侦查异体监督的效力。

监察调查案件非法证据排除标准研究

《监察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标准,不管在对非法取证途径的要求上,还是在证据类型对非法性的影响上,明显不同于《刑事诉讼法》。《监察法》中非法证据排除标准的形成,既与立法者对监察调查特殊性以及实物证据证明价值的重视有关,也有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鉴于监察调查的性质、排除难度及刑事法制的统一性,分阶段适用是当前应对排除标准差异的应有理路,即监察调查阶段适用《监察法》标准,移送起诉后适用《刑事诉讼法》标准。排除标准不一致,客观上导致立法精神的抵牾,也给程序衔接及实际操作制造了障碍,应在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操作层面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同时通过完善立法实现监察调查案件非法证据排除标准的统一。

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及其保障

自愿认罪认罚是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当性的前提,但基于我国实际自愿认罪认罚很难得到保障。自愿认罪认罚的核心涵义是自愿供述自己所犯罪行、接受量刑建议。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明智性、事实基础,联系是紧密的、保障关系是互通的。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应有之义,是放弃无罪推定原则保护的基本要求,是减损程序性诉讼权利的路径选择。为此应当建立被追诉人(1)权利告知制度,赋予其程序选择权,完善辩护制度,建立法庭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程序,坚持上诉权。

刑讯逼供现象的博弈分析

长久以来 ,刑讯逼供成为制约程序公正实现乃至建设法治国家进程的一大痼疾。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 ,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刑事讯问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之间的完全与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 ,因此 ,在对追诉者与被追诉者行为分析的基础上 ,合理而充分地利用行为激励机制 ,才能创造出更加有效的遏制刑讯逼供的刑事讯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