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

本文的讨论始于朝鲜战争初期中美之间“信息传递”的失败,进而论及在朝鲜战争经验的影响下,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美两国在双边冲突的处理中已逐步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避战模式”。越战发生后,中方通过各种渠道一再向美方发出警示性信息,要求美国不得将战争无限制升级。美国决策者对此颇为重视,在己方战略制订中将对方的可能反应当作决策时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朝鲜战争式的中美直接军事冲突之所以没有在越南重演,究其原因“信息传递”的作用不应忽视。

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冷战的主要特征虽然是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对抗,但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决非无足轻重。冷战之所以没有从“冷战”发展为全球范围的“热战”,原因之一便在于中国的参与及东亚冷战的发展起到了将美苏两大国分割开来的作用。冷战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围绕着国际权力分配而展开的争夺。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对立意识形态的交锋,表明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未经“改造”的“转型”——西方学术界关于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研究

饿罗斯的转型进程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了,事实上仍在继续之中。惟其如此,要把握转型进程今后的发展趋势与动向,就更有必要对过去十余年间转型进程的演变及其中引出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本文的要旨,即在于对这一期间西方学术界关于俄罗斯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一大略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学者的有关看法提出批判性的评述。

周恩来与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

1973年基辛格访华时,他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了中美军事情报合作问题,其中的关键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条秘密热线,如苏联发动对中国的核打击,美方可及时向中方提供预警。对于基辛格提出的这一建议,双方虽有讨论,但中方并未接受。此后,这却成为周恩来受到批判的一个缘由。关于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这段中美关系和周恩来生平的论著虽有提及,但大都语焉不详。但这件事涉及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语)和"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国内政治,对于周恩来研究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

激进革命与“保守选择”的对峙：关于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现代化道路之争的若干思考

冷战初期,激进革命与"保守选择"作为现代性构建的两种不同选择,曾在东亚处于对抗与竞争。激进革命一度似乎占据了上风,但终究未成为一种得以排除一切"他者"的主导性选择。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保守选择"以"亚洲小龙"崛起为标志的成功同激进革命国家主要由于自身原因而发生的内外政策转变结合在一起,不仅对东亚地区的现代性构建起到了塑造和再塑造的作用,也导致了冷战从东亚开始的转型。随着冷战走向结束,激进革命与"保守选择"则在诸多方面开始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六十年后再思考 朝鲜战争的起源与历史影响

朝鲜战争作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并没有使朝鲜半岛的政治版图同战前相比发生大的变化,却对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参战各方发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的走向。

盟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问题

中国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后胜利,当然首先是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斗争的结果;但同时又是与世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多方面支援分不开的。 从中国抗战的全过程来看,对它提供援助较多的是两个主要的反法西斯盟国——苏联和美国。关于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人们一般是比较熟悉的。

《世界历史评论》定期发行感言

《世界历史评论》将成为定期季刊公开发行,得知后,心中充满感慨。这是为中国世界史研究搭建的又一座重要的学术平台,是世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说起来,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师从李巨廉、潘人杰、王斯德、冯纪宪等老师攻读世界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已经是40年前的事。当时,中国历史学界经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在改革开放宏大历史进程起步的大背景下,呈现出的是一片思想解放的盎然春意。

增殖细胞核抗原及其在妇科肿瘤中的应用

肿瘤细胞的增殖是决定肿瘤细胞生物学行为的重要参数。肿瘤细胞增殖研究对估计肿瘤病人的预后和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具有实际意义。细胞增殖的测定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以往主要限于生物学的研究。

长毛对虾人工越冬的问题及对策

从1986年起，我区有些地方便着手进行了长毛对虾人工越冬试验。但几年来，收效甚微。人工越冬亲虾成活率在30％左右，性腺成熟率只有1．5％，远远无法满足对虾人工育苗的需要。长期以来，长毛对虾人工育苗的亲虾来源主要依靠自然海区捕捞解决，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轮运业与上海轮船商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伴随着外国侵略者强行楔入中国社会,不断扩大对华经济侵略,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解体而发生发展的。同样,近代中国资产级阶的产生,也不可避免地与上述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走的是一条畸形的、不正常的道路,即:乘外国资本主义对传统封建生产方式的冲击之风,在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冒出头来。因之,考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资产级阶的产生,不仅应该着眼于由洋务派兴办的军用民用企业及个别商人创设的工厂(场),也不能忽视那些在鸦片战争后开始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得到很大发展的由洋商主持的近代工商企业。其中,又必须特别重视那些资本构成实际上是以华资为主的企业。因为在中国,首先采用近代大机器生产,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力量,恰恰是在这些企业中呱呱堕地的。 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华资为主,洋商主持”的上海轮船运输业(简称轮运业,它不包括国外航线的轮运,仅指国内沿海及长江轮运)比作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畸形摇篮,而投资于轮运业的上海华商(简称上海轮船商)正是它的畸形产儿,从本质上看属于中国的早期资本家。

因工死亡获赔29万元

[案情简介] 前不久,魏康雇用农民工孙大成对某办公楼进行装修.在施工过程中,因乘坐的卷扬机轮轴断裂,孙大成不幸坠地身亡.……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美国轮船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断扩大,大批的欧美轮船涌入吴淞口,造成了黄浦江“混浊的江面上大队轮船云集”的局面。其中,侨居上海、专营中国沿海和长江船运业的美国藉轮船商人(下称上海美国轮船商)尤为引人注目。1862年,主要由美商主持的旗昌轮船公司(下称旗轮)开业。此后十余年间,它号称上海洋商航业领袖,“称雄于长江,天津及独霸于宁波一口、俨然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和长江航运业的霸主。然而,好景不长。从七十年代初起,它开始露出衰退的迹象。最后,竞于1877年为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所吞并。骤兴急衰,来势汹汹,去势匆匆。这种颇为奇特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

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历史的研究从来就与“冷战”缠绕在一起 ,也正因为如此 ,形成了局限性甚强的冷战史“旧研究”。对“旧研究”的自省与冷战之遽终使J L 盖迪斯领风气之先的“冷战史新研究”应运而生。盖迪斯的反思浓缩了“冷战史新研究”的若干基本特征 ,如 :全新时空框架的获得 ;基于多边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可能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冷战史研究格局的形成 ;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与重新认识等。此外 ,在“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过程中 ,中国学者贡献良多 ,已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 ;因此 ,“冷战史新研究”也折射出中外学术交流的基本困局 ,耐人深思。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对华及东亚政策的转变及其涵义

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同中国关系的"解冻",美国的冷战战略及战略态势发生了深刻转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美国便一直推行对新中国的全面敌对政策,并造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严重错位。尼克松和基辛格作出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目的在于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态势带来新的平衡。中美"解冻"的涵义,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它给冷战带来了新的意义;使华盛顿得以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基本调整;造成了美国冷战中对手阵营的深刻分化;为美国,也为自由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阵营及激进民族主义的实际对抗及"话语对峙"中占据上风,开创了新的空间。导致冷战走向终结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也因此而成形,并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仍然发生着深刻影响。

1938年罗斯福的“和平倡议”与英国内阁危机

1938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秘密致函英国首相张伯伦,倡议召开一次各国首脑会议,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缓和日益紧张的欧洲局势。但这一倡议却遭张伯伦的冷遇而受挫折。后来,这个事件又成为张伯伦与当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发生冲突的导火线,引起了英国的一场内阁危机,艾登于1938年2月辞职。 这是三十年代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当事人与史学家在有关的回忆录与论著中对它发表了许多不尽相同的见解。我国史学界过去则对此很少论及。我们认为,搞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助于从一个侧面阐明二次大战前的美英关系及美英两国的对德政策,并揭示英国政府内部绥靖派的分岐所在。

将“革命”与“非殖民化”相连接——中国对外政策中“万隆话语”的兴起与全球冷战的主题变奏

本文所探讨的,是一个与中国对外政策演变及冷战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关系密切的重大问题:194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决心向现存国际秩序及其规范提出全面挑战的"革命国家"而崛起,在冷战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之间创造了一条重要的纽带,将这两个在战后世界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以特定的、若非中国参与便难以想象的方式连接了起来。1950年代中期,中国积极参与了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国际活动,并大力倡导"万隆精神"。这并不是中国从自身对外政策"革命性"原则的后退,而是对于这种原则的深化以及在深化基础上的重新界定。奉行"万隆精神"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向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提出挑战的革命国家。就对全球冷战发展的深层影响而言,中国对外政策的上述变化极大地加强了战后世界非殖民化运动同原本完全由国际阶级斗争理论所主导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不仅在两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也使得冷战的实际发展超出了东西方对抗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有多元化特质的历史现象。

全球冷战与中国“漫长的崛起”

本文从一种历史的视野出发,将中国的崛起——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的"漫长的崛起"——同中国在冷战中的经历和经验结合起来加以探讨,将之视为一种起始于中国"革命时代",同全球冷战的发展及"转型"交互影响,比之"改革开放"更为长久、更为宏大、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刻的历史进程。就其历史渊源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基本议程以及构成其底蕴的合法性叙述是中国"革命时代"的产物。20世纪中国历次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进步与挫折、成就感与痛苦、璀璨岁月与黑暗时刻纠结在一起,既造就了改革开放时代到来的基本条件,也使得这一进程面临着种种由历史承继而来的挑战与障碍。由此决定,中国的崛起不能不是一种充满悖论并相当漫长的过程。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美国的对德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外交政策史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美国外交由于受孤立主义传统影响,对欧洲事务长期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美国的参战,从表面上看似由日本袭击珍珠港引起的;因此,人们往往更注意美日矛盾和美国对日政策,相对地忽略了美国对德政策。然而,纳粹德国是挑起二战的元凶和法西斯阵营的魁首;美国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下简称"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