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老龄化:理念、局限与拓展

积极老龄化理念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主要战略思路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天然正确的政治话语,“健康”“参与”和“保障”是三项主要内容。积极老龄化思想虽然具有诸多贡献,但同样也存在理论构建的局限与不足,表现为缺少供给视角、局限在应然维度、造成消极与积极的二元对立、忽略残病扩张对老年健康的冲击、忽视退休年龄太早下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基于此,积极老龄化理论可以从“健康”“参与”“保障”“责任”和“可持续”五位一体角度进行拓展,进而为中国探寻积极应对老龄化之路提供启发与裨益。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老年迁徙、相邻而居与代际互助回归

独立自主的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成为亲子两代的共同需求,但家庭互助对于亲子关系依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是,相邻而居成为一种理想的家庭居住安排,能够兼顾代际之间的独立性与亲密性,既能够方便子代对亲代的照料与情感支持,也能够方便亲代为子代提供家庭照顾与子女抚育,共同对抗社会风险。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流动,相邻而居的代际居住安排对于部分家庭而言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有利于构建以代际互助为核心的家庭支持与关系网络。同时,相邻而居的代际居住安排还需要以政府的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金融支持为支撑体系,最终服务于理想化的代际居住模式和健康老龄化的实现。

“大城小规”与“小城大规”:城市人口规划偏差之现象、原因与应对

城市人口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基础性条件。借助“人口规划偏差率”指标,基于不同等级城市历次人口规划目标值与实际值的差距分析发现:“北上广深”4座“大城”的人口规划,均存在低估人口规模的系统性偏误,造成“大城小规”现象。而安顺、嘉峪关等“小城”的人口规划,却存在高估人口规模的系统性偏误,形成“小城大规”现象。人口规划偏差是由多方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既有任何科学预测都无法避免的固有原因,又有人为干预下的外在原因;既有普遍存在的共性因素,也有因城而异的特殊因素。未来应在总体思路上辩证看待城市人口规划的作用与限度,转变“计划式”的政策表达与实践,审视规划与城市问题治理之间的张力,加强规划的过程管理与效果监督,最终促使人口规划值不断向实际值合理回归。

“突然致富”群体的人生际遇及其启示

中国社会与经济转型造就出一批特殊的“致富群体”,他们的财富坚守与传承问题因此变得重要且困难。本文以拆迁致富群体为例,借助访谈法探讨他们如何“快速致富”又何以“逐步返贫”的人生际遇。研究发现,面对突然拥有的前所未见的巨额财富,拆迁户一般表现为价值观的裂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剧变、非理性消费、盲目投资与创业,甚至沾染恶习乃至走上犯罪,这些失范行为使其极易重返贫困陷阱。“突然致富”群体返贫现象的形成,既与人性弱点、认知局限、心态嬗变等个体性缺陷有关,也与社会诱惑、政府缺位等制度性不足相联。故而,文章尝试揭示出突然致富代价的机制,即突生性的财富增长只能短暂地提高个体的经济禀赋,对财富的长期积累往往存在限制或削减的负面影响。

房地产去库存新政的制约因素与潜在风险研究

本轮房地产去库存新政出台有着深刻的行业周期与政策周期背景,与上一轮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内容相比,存在明显差异,表现出覆盖范围广、调节力度大、创新举措多等特征。在预期效果方面,就目前出台政策看,较难像上一轮那样在短期内实现目标,除当前市场特征影响以外,人口变动、城市分化,住房条件改善、居民预期转弱、收入及杠杆水平等市场以外的因素对政策的施行效果存在制约作用。房地产去库存政策是中性的,可能会边际改善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状况,但“加杠杆”“降利率”“政府收储”等具体调控政策,在执行中也会带来潜在的意外后果与风险,值得我们警惕、关注与研究。

“断代”现象的蔓延及其后果研究

现代年轻人的婚育观念与传统普婚普育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抗拒生育,甚至抗拒结婚,进而出现了“断代”现象,并迅速蔓延开来。“断代”指不育而导致的“绝后”现象。当个人生命历程嵌入刚性的制度环境中,给生育带来了更大的时间配置压力时,媒介环境又使得消极生育观念迅速弥散。一方面,传统结婚生育的单一路径选择被打破,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期望的人生,另一方面,亦需关注终身不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即更可能出现个体层面的孤独至死与宏观层面的人类社会难以为继等后果。

赏识教育、自我正面偏见及其社会后果研究

文章从自我正面偏见这一人的本能心理状态出发,对其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并以此为视角对赏识教育进行了探讨。赏识教育具有发掘学生优势、引导其进行“自我实现”等积极影响,但要关注赏识教育对正面自我偏见的放大作用:自我认知出现偏差,放大个人能力而忽略自身所存在问题,可能使问题被掩盖而非得以解决。在矫正自我认知偏差时,可使用小组工作方法,对其中情况严重者可采用个案方法。在具体实施时,社会工作者应担当“反馈者”角色,通过适当的表扬和批评相结合的方式,给予案主尽可能客观的反馈,且通过暗喻等方式来侧面指出案主的认知偏差。这样既可以避免直接指出认知偏差所引发的不良后果,又能引发案主自我反思与行为修正。

时间银行:推进养老服务还是增进广义互惠

时间银行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时间作为一种新型货币用于交换服务。这一创新并非要取代市场经济中的货币,而是致力于将互惠性重新纳入公共目的经济和核心经济中。虽然时间银行项目的参与者不少是低龄老年人,但卡恩及其时间银行所留下的财富,不在于提供一套具体的养老解决方案,而在于呼唤社会互惠和支持网络的建立,促进社会参与和减少社会孤立。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跨学科专家笔谈

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印发,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以“银发经济”为主题的专项政策,成为新时代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为实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基础性方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人口发展新形势相交织,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等经济发展新要求相叠加,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统筹人口新形势和经济新要求的时代课题,这决定了银发经济不仅涉及人口发展领域,更涉及经济发展领域,需要从跨学科视角进行全面解读。有鉴于此,《人口与经济》特别约请我国银发经济学术、政策和实践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实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议题展开跨学科研讨,准确把握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的环境基础和资源禀赋,科学认识银发经济的概念、特点和规模,旨在以银发经济为牵引不断深化经济领域的适老化改革,及时出台助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全方位更新和扩展对银发经济的认知,探寻老龄社会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和全局性解决方案。

人户分离变迁视角的大城市郊区化与人口结构再分布效应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

人户分离人口是城市流动型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其特征及空间分布变迁为认识大城市郊区化趋势提供了重要视角。近20年来,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增长迅速,占常住人口比重逐渐提高,其中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占总人户分离人口的比重显著提高,其人口学特征呈现高学历化和大龄化趋势,其空间分布从核心区集聚向近郊区集聚转变。基于以上变迁特征,重新认识了南京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及其程度,发现:(1)2000—2010年期间,南京经历了核心区和近郊区人口普遍增长的快速城市化阶段,外来流动人口是此时期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2)2010—2020年期间,南京进入大规模城市郊区化阶段,核心区人口减少而近郊区人口集聚度显著增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取代外来流动人口成为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3)2020年,南京的近郊区常住人口人户分离率高达54.4%,表明南京仍处于“迁居不迁户”的“半郊区化”状态,近郊区并未成长为相对独立于核心区、功能相对完整的综合性城区。郊区化带来了不均衡的人口结构再分布效应,要关注和积极应对核心区人口流失与人口结构衰退过快、近郊区“人户分离率”过高和远郊区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等问题。

短视频视角下“银发冲浪族”的数字化融入

在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双重演进下,消弭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和使用障碍,实现老年人数字融入,不仅是老年群体生活方式优化的现实需要,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议题。通过对32名使用短视频“银发冲浪族”的访谈发现:在数字接入实践中,互联网发展、智能手机普及和平台兴起为短视频接入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数字使用实践中,短视频提供了信息获取和自我表达的平台,并促进了亲密关系的协商;在数字知识实践中,短视频重塑了全新的交往实践与社群关系,并通过数字消费的产消合一构建了经济生活的新图景。与此同时,老年群体短视频实践也面临“信息偏食”与技能壁垒、数字成瘾与社交隔离、数字欺诈与观念冲突等挑战。需要从数字接入融入、数字使用融入和数字知识融入三个层面进行规划和实施,减少老年人短视频实践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的融入与共生。

教育选择有限理性模型:教育选择阶层分化的两种范式之争及整合路径

关于教育选择阶层分化的机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文化再生产和理性选择两种范式之争。在经验研究中,文化再生产理论占据了相对主导地位。回顾两种理论范式之争的历史,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教育选择阶层分化的机制究竟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因素占据主导。通过对两种理论范式的优势与缺点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单一的理论范式解释力有限,两种理论范式存在整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整合路径。借助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将两种分析范式整合成更有解释力的教育选择有限理性模型,为具体的经验研究和教育政策的改进提供更有效的理论工具。

国家视域下中国普惠托育服务的动因、体系与问题研究

推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减轻家庭婴幼儿照护负担,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具有重要意义。自2019年我国首次提出“普惠托育服务”概念以来,托育服务的研究重点从介绍国外经验转向关注个体层面的服务供需研究。但普惠托育服务研究更应具有历史的、国家的、发展的视角:以历史的视角厘清政府承担托育服务的动因,经过了反贫困保发展、倡平等保就业、提升育保出生三个阶段;借助“供给-筹资-监管”三维分析框架对各级政府的职责定位进行阐述;从发展的视角审视我国推广普惠托育服务在传统照顾文化、托育机构现状、政府职责定位和区域差异等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本文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和实施促进家庭成员托育服务计划,建设规模适度、分布合理、服务可信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以及以托幼一体化为导向的普惠托育服务监管部门动态调整机制,强化普惠托育服务政策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等对策建议。

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贫困及其治理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交汇发展的新时代,农村老年群体所面临的数字贫困问题逐渐凸显,消减数字贫困刻不容缓。文章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出发,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D村的107位老人进行访谈,并对原始资料逐级编码,考察与分析了农村老年群体数字贫困的类型特征、生成逻辑与消减路径。研究发现,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贫困主要分为能力缺失型、制度制约型、资源匮乏型三种类型。在数字社会的行动者网络中,存在农村老年群体、政府、信息技术企业和社会四个关联结点,利益驱离与转译偏差使得四方无法形成行动的合力。针对上述问题,从扩大网络、信息对称、利益共享三个层面尝试提出了数字贫困的消减路径,从而更好地推动农村老年群体与数字社会的良性互动,并以此消除数字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社会福利项目的高估:以J县残疾人康复服务项目为例

社会福利项目评估在国内方兴未艾。但社会福利项目的社会性、广泛性、复杂性及其效果的滞后性决定了其评估的艰难性。通过调查J县残疾人康复服务及其满意度评价情况,笔者发现在政府部门、康复中心、评估机构、服务对象四方主体互动下,呈现出高满意度评价。而多主体互动下的社会福利评估更为异化,形成了评估的专业性妥协、评估的机会空间、评估的权威性消解等问题,出现了普遍性高估,易使我们深陷“成效卓著的想象”而忽视或回避各种问题,进而导致各种问题越积越多而长期得不到正视与解决。因此,应警惕其背后沦为政绩证明的技术工具与避免陷入“成本—收益”的利益工具陷阱。

人口变动背景下省域基础教育资源跨区配置策略研究

低生育率与少子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给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带来严峻挑战,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迫在眉睫,教育资源跨区流动是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的应有之义。以江苏省为例,利用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得知江苏省各区域间以及区域内的基础教育学龄人口现状存在差异。而全省出生人口的减少将对学龄人口规模产生缩减效应,但人口迁移流动能缓冲这种缩减效应。未来苏南地区将主要表现为迁移人口主增或出生人口主减模式,苏中和苏北地区将主要表现为出生人口主减或出生、迁移人口双减模式。在此背景下,宜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思路,在省域范围内进行基础教育资源跨区配置既有必要,也有回旋余地。基于此,可探索教师、学生、经费与学校的跨区配置策略,并以渐次推进、因地制宜的方式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中国老年婚姻状况及其变动特点研究

婚姻在老年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我国人口普查、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与其他相关老年婚姻状况数据进行分析,可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婚姻是我国老年人亲密关系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选择;近30年来,老年婚姻状况变动呈现出“一高一低两波动”趋势;老年婚姻状况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存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城乡和地区上的异质性。老年婚姻状况的影响不仅限于自身,也与其他事关老年福祉的情境息息相关。据此,提出适时建立完善老年婚姻家庭政策、关注与改善老年婚姻弱势群体福祉、营造老年婚姻友好型社会等政策主张。

数字反哺:年长世代的“精神接入”何以可能?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既放大了数字鸿沟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促成了数字鸿沟的消减。以数字反哺为切入视角,聚焦年长世代,从微观能动层面探讨其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存在的“精神接入”困境,旨在通过尊重老年“拒绝者”的数字意愿、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环境以及激发老年群体的学习意愿等方式,充分发挥数字反哺效用。强调人在数字化实践中的主导地位,试图打破老年群体对于信息传播技术被动接受的形象,进而驳斥“数字难民”这一忽视老年人数字化实践主体性的概念,为理解数字鸿沟“接入沟”中的“精神接入”、探析家庭代际联系、重构老年文化提供借鉴。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