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发学术历程研究——以著作为中心

朱德发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经历了沉寂期、形成期、拓展期、完善期四个重要阶段,这构成了他的学术人生四部精彩的华章,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和学术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综观他的学术生命历程,可谓辛勤耕耘,著作等身。他的著作多有创见,有的填补了当时的研究空白,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许多评论文章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对朱德发先生的著作做出了客观、公允、科学、理性的评判,构成了一个立体复杂的评价体系和学理系统。可以说,这是他精心建构的学术大厦在学界引起反响所铸就的辉煌。

流淌于生命深处的岁月之歌——论简默的散文集《时间在表盘之外》

简默的散文集《时间在表盘之外》凝集了他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在理性哲思中从个体书写升华为社会忧思。作者以《人间》《风物》《远方》三辑作品串联起人生的成长历程,从个人苦难出发书写日常变故对生活的篡改,字里行间含蕴着浓重的苦难感和历史感,在哀伤与绝望的情绪中传达出深刻的生命质地与哲理意蕴。在对苦难的体认和反思中形成了大爱精神和悲悯情怀,表达了深沉的生命情感和对世人的怜悯同情,具有深刻的人性内涵。作品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的艺术手法和言志传统,并将之与个人的生命体验紧紧勾连,在时间的变换中奏响了一曲流淌于生命深处的岁月之歌。

侠的起源诸学说批判

在侠的起源问题上,可谓众说纷纭。截至目前,归纳起来,大致有七种说法,即侠起源于士说、侠起源于刺客说、侠起源于诸子说、侠起源于民间说、侠起源于原始氏族的遗风说、侠起源于神话原型说、侠起源于某种精神气质说,但都存在着一定缺陷。对以往七种起源说逐一加以批判,对于进一步厘清侠的起源问题,深化侠文化研究,意义重大。

批判中建构:论鲁迅与侠文化精神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维,侠文化精神是侠文化之话语内涵的价值核心。鲁迅对侠文化进行了批判性改造,继承和发扬了侠文化精神,致力于文化与人格的双重建构。这种文化改造思路对当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已经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既有显著的成就,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对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加以述评,并对其创新思路作以初步前瞻,对于深化该课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与文艺大众化运动

面对20世纪30年代武侠小说盛行的热潮,作为革命家的瞿秋白着眼于特定时代需要和革命发展实际,对侠文化作出阶级分析,不仅揭示了武侠热的深层动因,指出武侠小说的社会危害,从思想倾向上对其进行无情批判和彻底否定,而且认识到新文学与旧文学争夺读者市场问题的严峻性及其任务的艰巨性,注重思想启蒙,唤醒民众起来抗争。同时,作为新文学作家,瞿秋白从文学本体论角度发现并肯定了武侠小说艺术形式上的长处,积极投身于文艺大众化运动,为反对武侠主义找到了一剂良方。在瞿秋白的批判视野中,反对武侠主义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斗争任务之一,文艺大众化则是他审视和反思武侠小说的重要基点。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和文艺大众化思想对后世文学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其局限性必须保持清醒认识。

转化与再造:老舍对侠文化的改造思路

老舍对侠文化的接受与思考,主要立足于民间立场,以现代意识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转化和主体性再造,在文化反思和国民性改造的整体文学格局中,继承和发扬了侠文化精神,致力于独立人格的全新建构、社会理想的探寻和民族新生的文化构想。这种文化改造思路对当前文化、文学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武”的历史命运反思与“侠”的现代出路探寻——从老舍作品看侠文化改造的意义

在老舍的武侠题材、类武侠题材作品以及不少纯文学作品中,都活跃着侠客的身影,张扬着侠文化精神。但老舍并没有大肆铺展武功描写,更未沉湎于“武”的自我陶醉,而是对"武"的历史命运进行了理性反思,对“侠”的现代出路作出了积极探寻。老舍以侠文化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精神资源,其作品的侠义书写以提振民气和启蒙救亡为鲜明特征,在主题内蕴和艺术精神上已大大超越雅俗的范畴,彰显出他对侠文化进行改造的现代意义。老舍对待侠文化的态度离不开其人生历程中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考,他对待侠文化的理性反思态度和建构型改造思路,对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精髓、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张爱玲的服饰体验和服饰书写研究

张爱玲对服饰有充分的理解和体验,她不仅在现实中穿戴别具一格,而且在创作中借助服饰书写捕捉人物灵魂,或暴露阴暗的人性,或展现苍凉的人生,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学中的服饰意象,深化了服饰话语的文化意蕴。服饰书写是张爱玲小说中表现人物心理、性格和地位、命运以及揭示生存处境与人性内涵的重要手段,更是走进张爱玲内心世界并深入探讨其小说文本独特魅力和文学价值的切入点。

民族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的抒写者——萧军与侠文化精神

作为一个深受侠文化影响和侠文化精神浸润的新文学作家,萧军在现代革命意识指导下,结合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他从侠文化中提炼出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资源和斗争力量,抒写着民族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以唤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救亡热情,从而使传统侠文化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下呈现出新的话语蕴藉,体现了萧军的个人英雄主义人格追求和自由主义文化理想。

革命者立场上的反思与批判——茅盾、郑振铎和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再审视

茅盾、郑振铎和瞿秋白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从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民族救亡的现实利益出发,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对侠文化和武侠小说及人们对其迷恋中所反映出来的国民性或民族性展开文化反思;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从思想倾向上对侠文化和武侠小说进行彻底批判乃至完全否定。他们的侠文化批评话语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阶级的烙印。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这种批评话语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时代的进步意义,但对其局限性也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述评与反思

将中国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文本置于侠文化理论视野下进行整体观照和详尽解读,以此透视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真实态度及对侠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现实改造思路,会有效地回应那些误读五四的论调。但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的或学术立场的原因,该课题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随着1990年代大陆侠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加上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一向被视为反传统的新文学作家与不受学界重视的侠文化取得了价值的契合点,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才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且已经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既有显著的成就,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对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的历史、现状进行述评并深入反思,对于深化该课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论鲁迅的侠义人生及其意义

鲁迅创作深受侠文化影响,他以笔为剑,正视被压迫民族屈辱压抑的奴隶地位和悲剧现实,将个性解放意识和民族国家独立意志紧密结合,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维护人的生命尊严,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铸就了他独立不羁、顽强坚韧、挺拔傲岸的精神界斗士的形象。鲁迅创作中灌注着同情弱小、不畏强权、大胆叛逆、勇于反抗、嫉恶如仇、爱憎分明和勇于自我牺牲等侠文化精神的质素,这使他的创作闪耀着侠文化的光辉。

新文学作家侠性心态的基本特征

在漫长的历史积淀和现代承传过程中,侠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深层,逐渐形成民族性中的侠性心态。新文学作家的侠性心态呈现为两大鲜明特色:一是以侠性和人性交融为特征的人格建构思路;二是以大小传统沟通为潜在意旨的文化建构理念。

金庸小说经典化问题再探讨

主持人陈夫龙: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参与人吴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唐蓓蓓、朱涛、徐厚猛、关建华、兰自栋、许文、张敏、孙亚儒、李海丽等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时间:2014年11月12日19:00—21:00地点:山东师范大学第三教学楼3141会议室陈夫龙:大家知道,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至今,已有60年了,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金庸小说的情感系统及其深层意蕴

在文化层面上,性爱是一种人性和生命状态的诗意表现,在文学创作中描写性爱是为了把人写好,以发掘和丰富作品的思想意义与精神价值。金庸在物欲横流的殖民地背景下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至情至性的爱情神话,在这个生死相许的诗性空间里,由情圣、情痴、情魔这三种价值形态所构成的情感系统,既突出了人性的本质或真相,也以鲜明的平等意识体现了金庸的现代女性观。

郭沫若的创作与侠文化精神

郭沫若对侠文化有独到的理解,在文学创作中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在对其时代内涵的开掘运用中彰显出侠文化精神的独特魅力。从五四时期崇尚强力思想到抗战时期从侠义题材中开掘民族精神,体现了他的侠性心态的演变轨迹,也传达出他的人格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价值理想。但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意图,致使其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对冲淡。

郭沫若的侠义观新论

郭沫若的侠义观源于时代精神和社会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在侠的起源问题上,郭沫若不仅以多元开放的价值视野作出了理性思考和现代阐释,而且高度重视儒家思想对侠文化观念的影响。他积极发掘和运用传统侠文化资源,对传统侠义观念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理性提升,以现代意识赋予侠文化新的精神内涵,同时以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侠文化的现代价值。在对传统侠文化进行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中,郭沫若笔下的侠虽然取材于历史,但却超越了历史实存侠既有的意义,以其内蕴的时代精神和现代特征,实现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历史使命。

侠义爱国的悲壮之音——郭沫若抗战史剧新论

在郭沫若的抗战史剧中,他立足于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主流话语,遵循古为今用、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将抗战的时代背景与侠文化相结合,秉持政治家的敏感思维、思想者的睿智识见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深入发掘和广泛运用历史上的侠义题材,并对之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既赋予笔下人物以英雄气度、救世情怀、责任担当和悲剧命运,又深入发掘侠文化的时代内涵,提升和高扬了民族大义精神,使文本深层激荡着侠义爱国的悲壮之音。郭沫若的抗战史剧不仅彰显了直接为现实抗日斗争服务的政治目的,而且获得了以古喻今、借古鉴今和以古讽今的艺术效果。郭沫若的文化立场及其对侠文化进行改造、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念与艺术实践,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游走于暴力和正义之间——论蒋光慈的革命侠义情结

蒋光慈从小深受侠文化影响,侠文化精神的浸润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灵魂洗礼,在其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深层逐渐形成一种复杂的情结——革命侠义情结。蒋光慈的小说创作始终流贯着革命侠义情结,不仅体现了他的人格建构的理想,而且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建构的追求。这种革命侠义情结的特点呈现为革命与侠义结合,人性与侠性交融,使暴力和正义二者在革命话语中达成有机统一,从而在现实革命斗争中起到呼唤民众觉醒、砥砺人民斗志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