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卡梅伦政府全科医生委托服务制度的相关改革评析

卡梅伦政府于2010年7月推出了英国医疗服务体系建立以来最大的改革措施,其核心在于增强病人与基层全科医生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推行全科医生自下而上的临床服务委托模式,成立了全科医生委托联合会(后改为临床医生委托团体)和医疗服务委托委员会,使得全科医生从被动提供医疗服务转变为处于医疗服务体系决策者的核心位置,进而导致了英格兰医疗服务体系临床服务决策模式的重大调整。本文对卡梅伦政府全科医生委托服务制度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我国的新医改提供参考。

行政许可法视野下的探索性医疗技术准入制度

探索性医疗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处于未知状态,极易对人体造成伤害,而且其应用通常会带来伦理、社会、人类生态等一系列问题。正由于探索性医疗技术本身的特点,所以大多数国家在众多的法律手段中选择了对其实行准入制度,通过行政许可手段对其加以管理,这是由许可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和功能所决定的。行政许可主要有3种功能:控制危险,配置资源,证明或提供某种信誉、信息。行政许可法视野下的探索性医疗技术准入制度具有以下功能:有利于控制危险,包括技术实施对个体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潜在风险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

创新药物纳入医保管理的路径分析——兼评青岛、浙江、江苏等地的实践

将重大疾病领域的创新药物纳入医保管理的进路为大病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救助,两大进路均具正当性。两者的时间可及性、药物价格政策和发展趋势相当。大病医疗救助的药物容量、报销比例灵活性、筹资渠道优于大病医疗保险。两大路径均引入了以医疗保险机构主导的谈判机制,以降低创新药物的综合价格。

我国伦理委员会监督制度探析——以美国相关制度为视角

从世界范围看,伦理委员会为保护人类受试者的重要组织,是人体试验法律制度中的重要部分,但其实际运作存在不少问题,影响其对人类受试者的保护。目前,各国都开始重视对伦理委员会的监督制度的构建。通过分析美国的相关制度,并就我国医疗技术人体试验法律制度中对伦理委员会监督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

职业病防治体系构建之管见——以公共产品理论为视角

文章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对职业病防治体系加以分析,认为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是准公共产品,应由企业和国家共同分担其出资;职业病患者保障是私人产品,但其责任主体和支付主体是企业;职业病防治监督是纯公共产品,应由国家承担。要将获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谁出资,谁受益"原则变为"共同出资,共同受益"原则,并通过制度设计,鼓励企业主动开展或购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并应当调整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补偿办法。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卫生资源配置的若干思考

在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过程中,不能仅着眼于该体系自身,必须处理好其与医院系统间的关系,认识到医院系统已有强大的自我配置优势,避免出现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加大投入,但其在整个医务服务体系资源的比重却不断下降的局面。建议以基层医疗卫生服体系为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切入点,处理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医院系统间的关系,重视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比重,提高卫生资源增量的利用率和优化卫生资源存量。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短缺解决方案探析

资金不足是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设备短缺的主要原因,但仅依靠传统的财政投入模式已无法满足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设备配置的需要。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疗设备短缺与医疗设备闲置并存,揭示了医疗设备短缺的解决不能仅从扩大资金投入着手,必须改变资金投入方式,提高资金利用率,建议借鉴家电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的做法,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解决医疗设备短缺和医疗设备闲置的问题。医疗设备公益性的特点应成为政策的逻辑起点,政策应当加强针对医疗设备使用权的取得进行设计和制定。

我国医疗事故赔偿责任分担模式的弊端及其改进

在分析我国现行的医疗事故归责模式、医疗事故赔偿责任分担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方案。

我国医疗技术人体试验立法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医疗技术管理立法处于起步阶段。从比较法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医疗技术人体试验立法的建议:构建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与行政机关许可的双审制度;国家适度干预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设置;主管机关设置与非主管机关设置、外审型与内审型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并行;构建多方位监管模式。

创新药物纳入医疗保障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创新药物可及性现状严峻,对患者、药品生产企业、医药行业影响巨大,有必要将创新药物纳入医疗保障范围,以提高其可及性。财政对于创新药物的承受力,以及临床实践中创新所获得的健康结果是否符合其预期价值,是将创新药物纳入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考量因素。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可以通过谈判机制、药品风险共担方案、实行灵活的保障水平等方法加以解决。

台湾地区人体试验法律制度对大陆医疗技术人体试验立法的启示

处于人体试验阶段的医疗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处于未知状态,极易侵害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并给生态安全、伦理、法律等带来冲击,有必要对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考察台湾地区有关新医疗技术人体试验的法律制度,并与大陆地区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特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比较,对医疗技术的人体试验立法提出建议。

浅议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督制度——以美国相关制度为视角

我国医疗技术人体试验立法和研究远落后于实践。从世界范围看,伦理审查委员会是人体试验法律制度中的重要部分,是保护人类受试者的重要组织,但其实际运作以及行政部门对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监督都有不少问题。文章分析了美国的相关制度对我国医疗技术人体试验法律制度中对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督制度的启示。

医疗联合体与就医的自我选择权

涉及民众自由、自我决定及对其的限制,无疑是一项制度正当性的核心。自我决定权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处于人与人格的核心地位,且从私法与公法、私权利与公权力的角度考量,在可以避免国家代理的情况下,必须设计权利直接行使的机制——自我决定权,这既是权利本位法治理念的必然逻辑,也是权利制衡和抗衡权力的重要方式。对权利的限制必须遵循必要性原则和适当性原则。我国不满足对民众的就医自我决定权限制的前提。

就医选择权研究

就医选择权不需经过任何代理人就可以直接对被选择者的利益分配产生影响,避免了代理机制的弊端,而且选择权可以赋予以发言权更大的威力。文章从公众与政府、公众与医疗机构的关系维度论述了就医选择权是公众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实现的最重要途径。新医改应当以保障就医选择权为重要目标;推行分层次、多元化、竞争式的医疗卫生服务改革;将选择与竞争相结合,促进医疗服务供给的效率与质量。

医疗行为的理性谈

医疗行为是探讨医疗事故,医疗差错的起点,但学界对医疗行为的探讨并不多。医疗行为一词的内涵经历了一个由狭窄到宽泛的演变过程。医疗行为概念是指需依赖医师的医学判断及其技术而实施的行为。法律要求医师所具备的医学判断及技术,包括了具有强烈科技性的医学知识,也包括已被设定为法律义务的职业道德。前者是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必然要求,后者是医学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必然要求。医师的专业性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部分的有机结合之上的。

以健康和危险因素为导向的卫生资源配置——以东莞市为例

目前常用的卫生资源配置方法对"需求"的理解大多从治疗疾病的角度出发,并未体现和突出预防为主的精神。应将卫生资源配置的落脚点前移,以导致疾病、进而损害健康的危险因素为导向进行卫生资源配置。文章介绍了以健康和危险因素为导向的卫生资源配置方法,并结合东莞市的实际情况,对东莞市的卫生资源配置提出建议。

医疗行为领域中的身体权

医疗活动领域侵犯身体权行为的隐蔽性以及人们对身体权的认识不足,导致了对医疗行为领域中的身体权问题缺乏足够的探讨。本文从医疗活动的视野出发,结合实践中的案例,对医疗行为领域中的身体权问题,进行了探讨。某组织是否构成身体的组成部分并不以该部分处于健康状况为必要;侵犯身体的实质完整性包括造成身体组织的残缺和致使异物与人体结合两种情况。本文还探讨了过失医疗行为侵犯就医者身体权的常见方式。这些方式包括:非法使就医者的身体组织脱离人体;因违反义务之不作为而侵害身体权;医疗美容对身体外观的影响。

双向转诊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实现方式的实证研究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观之,双向转诊"叫好不叫座"的现实困境折射出相关政策、措施未能厘清双向转诊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其先后顺序,亦未厘清实现这些利益诉求的实现方式。文章对双向转诊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实现方式及其先后顺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有些方式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不同诉求,建议以此为切入口制订政策;而有些利益诉求的实现方式是相互矛盾的,需要政策制定者找出最佳平衡点;提高社区医生水平是提高社区医疗水平最为重要的方式。

双向转诊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实证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文章将东莞市双向转诊中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3类,具体包括政府层面中的政府、医院管理中心、医疗保险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层面中的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个人层面中的医院管理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层、医院医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生、居民。并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上述利益相关者的各自的利益诉求,从而为有关部门制定双向转诊相关政策和采取相关措施提供数据支持和借鉴。

医疗设备利用方式优化的思考——以推进乡镇卫生院发展

医疗设备的意义在于使用，而不在于拥有，必须将此纳入政策制定的考虑。获取医疗设备使用权成本低于获取医疗设备所有权成本，符合乡镇卫生院自有资金不足、财政投入有限的实际情况。探索、开展医疗设备租赁招标、医疗设备融资租赁招标、在乡镇卫生院问建立医疗设备区域共用中心等方式，有利于提高资金利用率，加快乡镇卫生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