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环境规制政策为何趋异?——来自省际贸易成本的新解释

本文通过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并构建一个区域环境规制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考察了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背景下省际贸易成本降低对区域环境规制力度差异的影响,并基于1998~2013年中国"省份-省份"地区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现行体制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必然会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2)随着地区间贸易成本逐渐减低,发达地区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欠发达地区则会采取更为宽松的环境保护政策,地区间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会扩大;(3)环境规制竞争政策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效应。要改变这一困局,则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增长竞争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并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系统的垂直化管理。

中国区域人才政策的量化评价与时空演变

基于“人才争夺战”的背景和城市人才政策的视角,在“多地区—多政策”模式下政策量化的标准制定及流程与量化评价体系设计等方面开展探索性研究,并利用自然语言分析(NLP)、文本挖掘等方法,整理2002—2021年中国3308项地级市人才政策的量化数据。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才政策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刻画,中国地级市人才政策在数量与质量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002—2011年为探索起步期,2012—2015年为快速发展期,2016—2018年为无序竞争期,2019年至今为降温退坡期。政策得分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征明显,但趋势已经有所改变。区域间的无序竞争和政策趋同现象严重,人才引进和使用需求定位亦不明确。“重招引、轻培育”的人才“焯水”现象严重,同时,对所引育人才的配套措施完备性上存在欠缺。据此,建议加强东西部、南北方人社协作,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依托城市资源禀赋,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制定更具针对性与差异化的人才政策;改变重引轻用的政策导向,围绕各具体环节制定,形成“引育留用”前后贯通的完整政策链条。

豆维的品牌延伸战略——基于企业利他性预期的视角

本文建立了一个预期企业利他性模型来分析企业品牌延伸战略。在消费者对企业存在利他性预期情况下,现有企业通过产品品质选择作为其决策同其他企业以及潜在进入者竞争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基于此模型我们发现,在利他性假设下,"豆维"这类现有品牌认知度较高但产品种类较单一的品牌进行品牌延伸时,选择提供高品质的延伸产品成为其最佳选择。

发展新质生产力:风险投资与创新型企业成长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创新型企业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力军。创新型企业如何顺利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是其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挑战。为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基于企业存活或退出的新视角,实证检验风险投资对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不仅显著降低了企业退出概率,在长期内还提升了创新型企业的市场估值,增加了其成为“独角兽”的概率;(2)风险投资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扩大了企业规模;(3)风险投资对高风险行业、早期融资轮次中的创新型企业成长的扶持效果更为明显。因此,风险投资是创新型企业成长的重要力量,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应进一步从“募、投、管、退”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完善风险投资制度建设。

对自由贸易政策的一个新政治经济学分析——以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为例

自中国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口关税大幅下降,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农产品关税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相反的,具有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却继续采用高关税等传统贸易壁垒且不断利用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技术性措施等新型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对于这个经济学"悖论"我们需要将政治环境引入我们的分析框架中,从新政治经济学角度来揭示贸易政策的内生过程。

劳动力迁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劳动力向大中城市大规模流入是当下劳动力迁移的一种普遍现象,上海市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结合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力迁移的3阶段研究建立了适用于一线城市的劳动力迁移模型,该模型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入省特征的角度出发,利用Probit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个体特征(受教育程度、民族、是否懂外语、个人收入)和家庭特征(家庭成员数、家庭消费年总支出)对劳动力迁移决策具有显著影响.重视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流入省特征的差异,对促进劳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移动,推动各地区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与外资活动——来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微观证据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企业成本效应长期以来广受关注,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尚缺乏详细的理论研究和全面的微观证据.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两国框架下同时考虑进入与退出的异质性企业生产决策模型,理论分析发现东道国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提高了外资进入门槛,进而阻碍了外资企业活动.在此基础上,利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数据库、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库等,从外资进入和退出、生存和死亡等角度全面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在华外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显著抑制了外资企业创业活跃度,但对外资企业死亡、撤资以及净进入的影响都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外资活动的影响,主要通过企业生产率门槛这一作用机制来进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力度差异,导致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创业活动的内外资异质性效应.本文对于正确评估最低工资对外资活动的影响,制定与"引外资""稳外资"、外资质量和结构优化相适应的劳动保障政策,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市场机制、社会资本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多维减贫政策目标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的精准扶贫使得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显著下降,继续改善农村多维贫困是新时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和必要手段。本文在多维减贫政策目标下,考察了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两者作用的关系。基于2014、2016及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内生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以农地流转市场化为代表的市场机制与农村社会资本都表现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进一步分析两者作用的关系发现,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具有显著替代作用,农地流转市场化水平越高,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更弱,更具体地表现为对集体社会资本而非个体社会资本的替代效应。随着市场化转型的推进,集体社会资本的作用被弱化了,市场机制发挥着更为关键的多维减贫效应。异质性分析中,与区域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以及农地转入样本相比,区域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以及农地转出样本中市场机制对集体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市场机制和个体社会资本对各维度贫困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市场机制对集体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也较为稳健,但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替代和互补作用在不同减贫渠道中均有体现。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化、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以及健全多维减贫机制的对策建议。

中国各行业受经济冲击影响的异质性及其根源——基于行业接触程度视角的检验

2019年年末爆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不同行业受此经济冲击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随着此次经济冲击的持续及其逐渐消退,不同行业回暖的程度也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由此引发思考:为何不同行业受经济冲击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其背后根源及其影响的理论机制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挖掘不同行业受经济冲击影响的根源,以期对不同行业进行精准施策以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鉴于此,从行业接触程度这一视角出发,采用2020年1月—2021年5月中国南方电网数据中分行业月用电量这一独特数据集,对不同行业受此次经济冲击影响的程度及其差异性进行实证检验,并结合行业自动化水平的异质性检验其对行业接触程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行业接触程度异质性是经济冲击背景下行业受影响程度差异化的主要原因,且高接触行业更容易受到经济冲击的负面影响;提升行业自动化水平有利于减少人员流动和面对面接触,从而使得高接触行业的生产和服务能力在经济冲击时期能够得到较快的恢复。基于行业接触程度异质性解析中国各行业受经济冲击影响出现差异的根源,为推动自动化技术革命提供一定的证据支持,并为经济回暖时期中国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人熊赛跑:中国高铁站点争夺的区域竞争新解释

作为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中国高速铁路极大地改变了国民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了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并重塑了经济地理。中国高速铁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导致生产要素和资源的空间集聚和中小城市的外围化,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愈演愈烈的中小城市高铁站点争夺运动。中小城市通过高铁站点争夺以"竞劣"?为了回答这一"悖论",文章基于夜间灯光数据和密度梯度指标,对以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了重新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通高铁的中心城市和争夺高铁的中小城市之间的"人熊赛跑"理论假说,并利用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了验证。文章研究发现:(1)高铁的开通,导致经济活动向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的集聚,而中小城市被边缘化,即"人跑不过熊";(2)开通高铁的中小城市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中小城市而言,其能获得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即"跑过了同伙";(3)"人熊赛跑"的理论逻辑,很好地解释了中小城市通过高铁站点争夺以"竞劣"这一"悖论",即"跑不过熊,但要跑过同伴"。文章的研究,为中国高铁站点争夺的空间政治经济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论解释。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路径分析

中国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制造业的绿色转型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必由之路。绿色转型研究由“增长的极限”转向“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从转型过程与转型绩效视角界定绿色转型内涵,并探究主动转型和被动转型两种方式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大视角梳理了体制机制障碍、意识障碍、技术障碍、资源障碍四重挑战,并阐述了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四大路径: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制定环境规制措施;加快建立多效环境制度与工具体系;加快建立绿色制造管理体系;持续推动形成绿色消费体系。

国际友好城市与中国出口贸易

作为正式协议和制度安排的重要补充,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加强了中外城市之间的信任和深层次交流,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催化剂和助推器。本文从外贸高质量发展视角切入,基于2002—2015年287个中国城市与136个国家或地区的匹配对数据,考察了国际友好城市形成的“朋友圈”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城市间的出口贸易。研究发现:(1)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协议使得中国城市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提高了10.0%和11.6%。(2)国际友好城市的贸易促进效应更多源于贸易创造而非贸易转移。(3)除了影响出口集约边际,国际友好城市还从产品种类数和高技术行业所占比例等方面促进了出口扩展边际。(4)以非典和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事件冲击,国际友好城市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城市出口的风险抵抗能力。(5)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友好城市协议对非“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与地理邻近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促进效应更明显。以上结果得到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国际友好城市的经济内涵以及探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地区信任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基于区域经济互动的视角

在加快推进国内大循环的情境下,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关系到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建立。针对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的问题,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数据库、我国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库等数据构建的微观匹配大数据,从贸易、生产、投资和研发合作4个维度检验了地区信任对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间的信任水平提升能显著提高被信任地区企业成为对方贸易伙伴、上下游主要供应商、被投资企业以及研发合作伙伴的概率,从经济合作网络层面推进了区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本文从文化经济学视角切入拓宽了信任问题研究范畴,为如何打造统一大市场提供了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的思路和证据。

财务从业经验与投资风险偏好--来自审计从业人员的微观证据

从业经验的积累将如何影响投资的风险偏好,是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生活中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文运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事务所的数据,基于对该事务所投资情况的特征性事实分析,构建反映员工投资风险偏好的综合指标,实证检验财务从业经验对员工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从业经验会使投资决策更加保守。这一结论在以不同方法衡量投资风险偏好时均成立。随着年龄的增长,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偏好将更加保守,因此出现了年龄增长对投资风险偏好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财务从业经验对投资风险偏好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域与学历异质性。本文的研究对于厘清财务从业经验对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进而更好地调控金融市场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

基于双城模型,本文构建了大城市企业生产率溢价的概念框架,考察了选择效应、分类效应、集聚效应与竞争效应如何导致城市间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分布差异;同时,基于1998—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回答了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研究发现:(1)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是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分类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行业中这四种作用的溢价贡献不同;(2)集聚效应提高了大部分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溢价;(3)竞争效应不一定导致大城市企业生产率呈现更大的"贫富不均";(4)城市间异质性企业区位选择存在着"水往高处流"现象;(5)大城市并不一定有更高的市场进入门槛。

技术比较优势、劳动力知识溢出与转型经济体城镇化

基于空间经济学基本研究框架,本文引入了异质性劳动力和知识溢出的假设,分析了转型经济体城镇化过程中异质性劳动力区位选择以及产生的城市均衡结构。通过模型推导和数值模拟方法,本文发现:(1)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没有高生产率和高技术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不可行的;(2)劳动力知识溢出的存在,可以很好地解释"城市病"与"逃离北上广"、"民工荒"与"自然村渐逝"等"中国悖论"。本文的研究,不仅强调了产业发展和工业支撑对城镇化的重要性,更明确地提醒我们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通过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等途径培育城市技术比较优势进而推动城镇化。

东道国市场还是母国市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机分析

在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下,为了提高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和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实现从"国际化"向"全球化"的转变。一般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扩展海外市场。但是,基于微观数据的事实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并不是为了占领东道国市场,而是通过当地生产并出口来服务中国市场。基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以OFDI方式获得当地生产能力并进而通过出口来服务中国市场,是中国企业OFDI的新动机。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基于中关村科技园周边新企业进入的分析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是培育未来产业的主要思路,而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空间融合是未来产业布局的突出特征。就产业布局为何邻近创新集群,鲜有研究给出充分的学理依据和经验证据。基于中国工商企业登记注册数据、中国企业专利授权和转移数据、中国税收调查数据、百度地图兴趣点(POI)数据等形成的匹配数据,本文利用中关村科技园各分园成立时点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首次考察了创新集群对城市内新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创新集群对新创企业表现为明显的向心力,将吸引新创企业更多入驻距离创新集群0—1.4千米的地理范围内,并且这一结果在科技分园主导产业的下游产业体现得更明显;企业空间布局邻近创新集群,有利于新创企业的技术获取、声誉溢价和信息捕获;新创企业邻近创新集群布局,将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生存概率。本文研究既为学理上认识创新集群对一般性企业选址的影响提供重要启示,也为实践中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提供现实依据。

中国高质量技术创新:情境叙事与测度体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颠覆性、变革性、前沿性技术冲击,如何识别和测度高质量技术创新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基于中国技术创新典型事实的情境叙事,本文试图构建高质量技术创新的识别框架和测度体系。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基于中国技术创新顶层设计的政策文本倾向、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时的“数量跃进”和专利追赶计划带来的“质量滑坡”等特定情境,揭示了技术创新质量测度的困难性与必要性;其次,基于基因编码的类比叙事、文本分析方法、语义引用逻辑和中国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库,本文构建了高质量技术创新指标并测度了中国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质量;再次,在综合对比现有指标的基础上,本文识别了被引次数这一常用指标在特定情境下存在的系统性偏误和个体性偏误,并利用颗粒工具变量等方法验证了本文技术创新质量指标的有效性;最后,基于现有指标与拓展指标的结合,本文构造了高质量技术创新指标的家族图谱及其应用场景。本文的研究,既可以为正确评估中国技术创新质量和创新激励政策提供学理依据,还可以为学界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正确使用技术创新质量指标提供有益启示。

理解中国科技创新政策:高质量发展的视角

理解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是深刻剖析中国创新实践困境理论成因的重要视角。本文采用文本挖掘、词频词义分析等方法,对中国技术创新政策的“量质观”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文本语义上,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现“数量与质量兼重”的战略倾向;(2)中国科技政策理论导向与具体实践间存在偏差,同时还存在部门与应用方向异质性;(3)中国科技政策演变过程中,各部门合作力度逐渐加强,政策导向发生明显转变。本文的研究对于正确评估和优化中国科技政策、推进“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