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数字出版的产业化发展探索

近年来,我国的数字出版业迅速成长,在融合发展和产业化道路上不断探索。古籍出版领域的数字出版资源丰富,但其在产业化模式方面受众少、专业性强,难以打开局面,需要密切配合技术发展、人才培养等环节以形成聚合效应。中华书局在10余年前就开始古籍数字化的探索,为此成立古联公司专注古籍数字出版,在公司业务发展中摸索并形成了可持续的产业化模式,完成了将古籍数字化技术应用到古籍整理数字化出版的产业实践。

古籍数字出版领域的知识服务模式和场景分析——以古联公司为例

知识服务的概念由图书情报与档案领域提出并引入,在融合发展和数字化出版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引起了出版学界的热切关注。古籍数字化出版领域的知识服务发展有其专业特点,也随着大众对古籍中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需求,逐渐走向大众领域的服务和发展。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在古籍整理和编辑出版、学术研究、大众爱好者的应用场景下,利用自身在古籍数字化领域的技术积累,不断开发高质量产品,为不同层级的用户提供多层次、立体化的知识服务。

初一(上)代数期末复习指导

[复习要求]1.会读简单的代数式,能列简单的代数式,当代数式中的字母的数值给定时,能准确地求出代数式的值.2.能正确理解公式中字母的含义,会用所熟悉的公式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3.会解简易方程,能利用列简易方程解简单的应用题.

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员仕途研究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给史学研究者带来研究方法的变革,越来越多专题性历史数据库的涌现,对人文学者掌握和利用数据库的技术手段方面也带来新的挑战。在将清代缙绅录建设为史学量化数据库的过程中,利用人物姓名、籍贯等关键信息构建有效的内部连接是追踪官员仕途迁转的关键,而跨数据的外部连接能够进一步拓展数据分析维度,补充科考名次、出生年月、家族背景等影响仕途的重要因素。利用明经通谱中的拔贡名册和缙绅录连接比较,可以得到各科拔贡生员入仕的人数比例。在分析拔贡不同的入仕途径过程中,不能忽视履历、方志等史料中对官员捐纳等信息的搜集,同时在任职时间等方面,这些信息可与缙绅录数据库中的信息互补,勾勒出更完整的官员仕途路径。在团队跨学科合作方面,缙绅录就开发检索平台、互动式可视化界面都进行过尝试,但存在成果难以维护和共享利用等问题,为数字人文在史学领域的发展提供思考借鉴。

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员仕途研究

在历史大数据和分析技术的发展背景之下,缙绅录成为覆盖清代文官群体全样本的理想的时间序列型数据材料。数据库开始转录工作以来,同步开展的分析工作大致分两个脉络进行,一是熟悉了解缙绅录数据库本身的特点,对所载官员在不同年份季节中的官职记录进行内部连接,二是搜集其他与清代职官有重合的人员名录和数据集,尝试跨数据匹配的“外连接”。清代有成熟且不断发展变化的一套人事制度,一方面,可以利用数据库验证官员升迁路径是否整体上符合制度规定;另一方面,从“人事变动异常”的官员出发,开展研究分析与个人微观材料的“连接”。因为可供结构化的内容较少,建立数据库会导致遗漏大量有价值的信息,目前的经验主要局限于利用履历档案、方志史料等材料,通过姓名检索追查官员的生平、仕宦信息,以补充缙绅录的不足。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

本文主要介绍基于清代缙绅录构建大规模量化数据库的步骤和初步成果,并探讨利用历史大数据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清代官员群体的独特优势和潜力。清代缙绅录记载了中央及地方文武职官员的基本信息,每年四季出版。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基于《清代缙绅录集成》的部分约有280万条记录,如果将研究组目前整理的海内外其他图书馆所藏缙绅录版本统计在内,总数据量或可达到500万条以上。目前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构建初具雏形,可以支持系统的定量分析。更为重要的是,经验证,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可与基于朱卷、题名录、同年齿录等其他相关史料构建的量化数据库进行匹配连接,具有成为研究清代官员群体及士人阶层最全面、系统、基础的核心量化数据库的巨大潜力。

清末新政前后旗人与宗室官员的官职变化初探——以《缙绅录》数据库为材料的分析

清末十余年间,清政府迫于内政外交的压力和应对统治危机,在教育、军事和行政机构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推动现代化的改革。既有的相关研究中,对于这一时期制度改革随之带来的人事变化关注甚少,结合人事变动来理解新政这一议题更是被学界忽视。本文尝试利用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对新政期间京师各机构改革中的人事变化进行分析,并以度支部衙门为例重点关注包括宗室人员在内的旗人官员的比例和变化,以冀对分析和认识这一特殊时期的中央行政状况提供新的视角。

再论《缙绅录》记载的准确性及其史料价值

随着各类历史数据库建设的进行,近年来对于清代《缙绅录》的开发利用又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将《清代缙绅录集成》为主体的各种缙绅录录入为量化数据库,并将按时段分批次在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数据共享平台上免费开放下载使用。

介绍一种学生总评成绩快速测算尺

介绍一种学生总评成绩快速测算尺陈必佳（进贤县温圳中学）一、制作起因。课任老师给学生核算总评成绩，先要把平时成绩、期末成绩进行折算（如权重分别为０．４、０．６），然后再把两者相加，即得出总评成绩。这种做法，即使使用计算器，也手续繁多。因此心中琢磨，试做...

清代州的政区分等与知州选任的量化分析

清朝于雍正年间创设政区分等制度,直隶州、散州作为统县政区与县级政区,虽数量不及府与县,但其政区分等及知州选任均各具特色.借助新修《清史·地理志》中新整理的州的政区分等数据,可知直隶州缺分集中于要缺和中缺,而最要缺和简缺较少,体现出直隶州在府级政区中较为适中的地位.一般而言,直隶州、散州的"冲繁疲难"与最要缺、要缺、中缺和简缺的对应关系较好;不合理想制度设计的特例占比,直隶州为15.4%、散州为19.4%,绝大部分与苗疆缺、沿河缺、边缺等特殊官缺设置有关.直隶州知州中题调缺占比82.1%,比例远超过府,这与清朝政区分等之初直隶州全部设定为督抚题调有关,后虽部分改为部选缺,但题调缺大多保留了下来.散州知州题调缺比例也达到45.1%,为督抚所掌握.州的这种缺分结构使得知州成为知县晋升较为重要的去处.通过提取《缙绅录》数据库300余万条记录中37320条直隶州、散州知州的记录,追踪其来源、升转与最终任职,证明知州多来自于地方晋升而非京官外放,与知府有很大不同,且晋升来源中知县比例最高.在研究县级官员晋升乃至整个地方官员流动体系中,知州理应引起学界更多重视.

2022年文獻數字化的現狀與未來研討會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數字文獻分會第一届年會綜述

2022年8月1日至3日,由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數字文獻分會主辦,遼寧大學文學院承辦,學燈論壇組委會協辦的“2022年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數字文獻分會第一届年會暨遼寧大學東北數字人文研究中心揭牌儀式”在瀋陽隆重舉行。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關規定的背景下,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遼寧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延邊大學等國内三十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出版單位的100多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提交學術論文41篇,呈現出對此次會議主題極高的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