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利玛窦形象的双向调适及其方法论意义

利玛窦在晚明中国的形象,不是单方面文化适应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双向调适的结果。利玛窦以西僧形象进入中国,是基于中国官员给出的建议,同时也受到了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经验的直接启发,是进入中国扬教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利玛窦到韶州以后主动改着儒生衣冠、并尝试以中文著述合儒,由此建构了其“西儒”形象。这同样是接受了中国文人的建议,也获得了耶稣会的批准。利玛窦最终所欲塑造的自我形象其实是“畸人”。借助这一形象,中西双方在“天学”与“超性学”所对应的儒家事天敬天学与基督教神哲学,“人学”与“性学”所对应的中西天文历算之学这两个维度上展开互动与对话。中国正统儒家和佛教徒,将利玛窦视为异人、妖人,是对利玛窦“阳辟佛而阴贬儒”的反拨,以“他者化”的书写反向强化了利玛窦非儒非僧的畸人形象。利玛窦形象,作为表征“利玛窦规矩”的文化符号,在当代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汤姆斯的中国小说翻译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英国汉学家汤姆斯于1818-1824年间翻译的三部中国通俗小说,受到了19世纪早期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和汉学的双重影响,采用了“正文+注释”的翻译方法,在传达中国文学韵味的同时,介绍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同时又分别借鉴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爱情罗曼斯、历史罗曼斯文类和诗体小说的模式对原文本进行了部分调适、改写和重构,使之便于西方读者所接受。汤姆斯的中国小说翻译,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可以为中外文学交流互鉴提供参考。

古代小说中诗词曲赋研究综论

中国古代小说中融入诗词韵文的现象,得到了古今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自宋末至晚清,人们由对小说中诗词的评点走向对小说文体的研究;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学人主要在小说发展史中认识小说与诗词韵文融合的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至现今,人们在多元视角下对小说中融合诗词韵文现象进行了系统的专题研究。此一专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日益走向深入,显示了不同时代之间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学术研究的演进。

从异物到乡邦:明代以前的岭南书写及其意义

明以前,岭南长期被视为蛮夷之乡和瘴疠之地,不仅与中原呈空间分隔状态,而且被视为一个文化分界。汉唐时期地理志的岭南书写,形成了异物书写传统,构成了岭南的异文化形态,但也造成了岭南钟于物而不钟于人的印象。唐代贬谪诗人对岭南的书写,常与蛮烟瘴雨相联系,与悲剧性贬谪经历相联系;宋代贬谪文人的岭南书写,对瘴疠的惊惧感有所下降,与岭南日常生活和心灵的自适相联系,因而开始具有诗意家园的意义。唐宋岭南本土文人的岭南书写,以岭南人杂记岭南风物,不仅描绘了岭南山水的自然和幽美,而且开始构建岭南地域人文传统,真正赋予了岭南家园和乡邦的人文意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岭南文化的他者化表述状态,提振了岭南人的文化自信,也为明代岭南文化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梁廷枏《粤海关志》及其海关史研究

梁廷枏总修的《粤海关志》,对粤海关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实际上兼具工具书与学术专著的二重性质。《粤海关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海关专史与通史,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对外贸易史、税政史、海防史史料,而且填补了海关史研究的学术空白,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论汉魏六朝拟作的创造性

汉魏六朝拟作的产生,大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模拟者选择模拟对象时有审美与情感需要,在阅读原作时有深度介入,在再现原作时有视域融合。这些因素决定了六朝拟作的产生,同样也是一个抒情与审美活动展开的过程。六朝拟作自有其创造性。

南园五先生结社考论

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及其结社活动,在岭南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但是其结社的基本情况尚有争议。南园结社有两次:孙蕡、黄哲、王佐、李德等首开南园诗社时间是元至正十一、二年间,时赵介年纪尚幼,无缘参加;诗社重开是在元至正二十四年至洪武元年间,赵介参与这次结社,"南园五先生"的说法最早形成于这一时期。与南园有关的群体诗歌活动,自元末一直持续到明初。南园诗社作为一种文人雅集,并不等同现代意义上的社团,南园五子是南园结社的产物,但不是南园结社的必要条件。

梁廷■《海国四说》及其域外史地研究

梁廷■对域外史志研究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在《海国四说》中,他提出了实用可行的域外资料收集路线图,并运用用乾嘉考据的办法对资料进行考证以求准确,在体例上则汇合中西史学之长,开创了"以中国人述外国事"之新体例。梁廷■的域外史地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美国通识教育理念与课程设置的变革及其启示

19世纪以来,美国通识教育理念经历了从服务于专业学习到服务于个体的全面发展、再到服务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此相应,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也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明显变革。美国通识教育的理念与课程设置的变迁,对我国高校实行专业教育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试论岭南地域诗学传统的构建——以明初“南园五先生”为中心的考察

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通过诗社交流,形成了诗主性情、汉唐兼学的共同主张。南园五先生相继入京后,一方面与各地域诗派进行广泛交流,另一方面极力维持内部往来酬唱,并且不断强调其核心诗论,从而使岭南诗派在全国崛起的同时,保留了地域特色。嗣后,明清两代的岭南后学,对南园五先生的结社传统、诗学路径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代际传承,从而建构了岭南地域诗学传统。岭南地域诗学传统的构建,彰显了一条地域领袖诗人提倡—地域文人集群响应—地域外传播与特色强化—地域后学代际传承的地域诗学构建路线。

模拟与汉魏六朝文论

模拟关系着作家个体的成长、文体的定型、审美风尚的变迁等诸多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问题。在模拟过程中,模拟者在"知"与"能"的互动中,获得新"知"、发展新"能"。这些新"知"、新"能",或作为经验背景,或以理论形态,间接或直接地推动着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和发展。就汉魏六朝文论的发展实际而言,模拟主要从文体辨析,文体源流、文体分类三个方面促进了文体论;从构思理论、情辞关系、创作技巧等方面推动了创作论;从个体风格、时代风格、风格差异的形成等方面深化了风格论。

创新、批评与传播:古代拟作的诗学功能

长期以来为人们所轻视的模拟,实际上同时具有特殊的诗学功能。模拟具有积累机制、后发优势和特殊的抒怀功能。模拟者在模拟过程中间接或直接地进行了文学理论批评。模拟是一个特殊的传播过程,文学史就在模拟者和被模拟者之间所确立的传播链中延展。

民俗与地方:基于佛山“行通济”民俗的原生态考索

"行通济"是佛山一项影响深远的岭南地方民俗,其民俗事象和仪式细节是中原文化习俗与佛山的地方习俗、信仰空间、经济和社会文化心理相融合的产物。这种"民俗与地方"的文化叠合,几乎是所有地方民俗所共同经历的成长故事。它提请我们在研究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充分注意非遗项目的地方化和文化叠合过程,自觉将非遗保护传承纳入地方文化建设之中。

“曲江流风”:明清岭南地域诗学传统的构建及其意义

岭南地域诗学,经历了一个在创作实践、文献编纂和文学批评中发明、构建与接续的过程。唐代张九龄创立了"张曲江体",明初南园五先生以创作实践将其发展为诗本性情的诗学观和追踪汉唐的诗学路径合一的"曲江流风"。明初以来,岭南后学一方面通过对地域先贤文集的刊刻,使"曲江流风"得以呈现;另一方面以南园为旨归,在创作实践中坚守"曲江流风",故而在诗风屡变的明代诗坛形成了独特的地域个性。清代岭南文人,以文献重刻和总集编纂的方式使"曲江流风"得以凝定与凸显,更以"曲江规矩"作为批评尺度和实践惯例,张扬粤派诗歌的地域主体性。明清岭南后学将"曲江流风"这一开放性的诗学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使之发挥了诗派宗旨的功能,起到了为岭南文学树立经典、规范写作、凝聚力量、促进地域文学认同的积极作用。

汉代模拟辞赋的文体意义

汉代模拟辞赋对于辞赋文体的形成、发展与变异有深刻的影响。在文体形成期,模拟者通过对模拟对象文体结构的调整、表达手法的选择、主题立意的删削,实现文体形式规范与内涵的转换,从而利用传统资源构建新文体。在文体发展期,模拟者对原作的句式规则、语汇使用、文体结构、表达手法、文体内涵的模拟,使其文体规范得以定型。在文体停滞期,模拟可能导致文体僵化,但不同文体之间的跨文体模拟,常常会引发文体形式规范的碰撞和交融、文体内涵的交叉与互渗,从而发生文体新变。

佛山“行通济”民俗的传统仪式与文化内涵

"行通济",是佛山一项影响深远、而又独具特色的传统民俗。其核心的仪式是"过桥",内涵是求行运、生子、发财。佛山人"行通济"特意绕行一些关键节点,反映了人们对于古镇的安全、命运、福祉的一种深度关注,实际上整合了桥亭铺区的神圣与世俗空间,以象征性仪式表达了佛山人在剧烈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确保地方神圣和世俗秩序的愿望。佛山人选择正月十六日"行通济",是在实际日常生活的基础上结合佛山作为工商巨镇的地方特性而形成的独特的社会文化实践。"行通济"民俗,实质上是将个人对于丁财、安全、福祉、秩序的要求,与地方的空间布局、信仰系统、地方历史人物和事件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以此建构人们的文化记忆。通过对"行通济"民俗仪式的解读,我们认为,民俗本质上是一种地方化的文化记忆,其意义在于加强地方认同。

先唐诔文述德内容的变迁及其文学化进程

先唐诔文的作谥职能不断弱化,具体体现为所诔对象的非事功化以及作者和所诔对象关系的私人化。这导致了诔文述德内容的改变:先秦两汉时期诔文述德主要在道德、政治方面;魏晋以来则突出才性、情趣。这些变化促使着诔文由礼仪之文向抒情之文转变。

试论扬雄赋的模拟与转型

扬雄赋的模拟实践,是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模拟过程中的理论反 思,决定了他后期赋作的转型。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扬雄的模拟行为及其理论反思。

核心技艺传承与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以佛山石湾酒厂玉冰烧酿制技艺的保护传承为例

核心技艺的传承和保护,是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得到生产性保护的关键。手工类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是在特定自然环境、风土人情中,通过生产、销售、流通诸环节历史地形成。面对机器化大生产的变革,传统手工艺必须坚持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融合,才能保护其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面对激烈的市场化转型,则必须通过商标原产地保护、甚至行业标准的制定,保护核心技艺及其形成的品牌价值;面对文化转型,则有赖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结合文化创新,探索核心技艺传承-品质管理-品牌保护-文化发展的转型升级之路。广东石湾酒厂对于其核心技艺——玉冰烧酿造技艺的保护传承,给了我们上述启示。

试论地方特色文化与文化强省建设——以广东为例

大力建设各地地方特色文化,是推进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有效手段。在文化强省建设的总体布局上,应充分考虑各文化区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合理布局、特色发展。在各文化区内部,也应结合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按差异化原则进行地方文化的建设。具体到每一个文化区中的城市,应该结合城市的发展历程、城市的精神个性,来建设文化强市。地方特色文化建设,首先应抓住我有人无的独特资源进行开发,应当创造性的利用文化资源,以文化创意开发出特色文化产品,应该打破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限制,实现跨区域的联合,应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保持一致。